傅舒兰

由于人类学的发展始于对异文化和少数族裔的研究，以田野调查与民族志为代表的方法论在运用到其他学科领域时，往往受到这一初始视野的局限。比如运用到与景观十分相近的建筑学领域，形成的建筑人类学主要关注少数民族的乡土建筑。景观人类学虽然将研究对象相对拓展至更大的场所和空间，即涵盖特殊地理风貌等的广义人居环境，但从目前的既有研究来看，依然比较集中在少数民族的范畴，主要研究其聚落及周边与生产生活相关的特殊地理环境的生成过程、形态特征等，还通常与特殊的地方信仰相关[1-4]。但正如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人类学领域出现的若干次自我反思一样，虽然众多研究表明了民族志在人类学研究中的效率和价值，但作为以剖析人类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为基础目的的学科，人类学需要从单向进化论中解放出来、摈弃自文化中心主义，同时还可以运用到更为广泛的对象范畴来促进思考[5-7]。

对应人类学的文化性，景观学领域已有“文化景观”的概念。“文化景观”源于欧洲[8]，20世纪80年代初在人文地理领域被讨论，但在国内景观学领域，是于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世界遗产申报这一工作而引入的[9]。2011年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World Heritage Site）的杭州西湖文化遗产，是运用文化景观概念成功申报的典型案例，也推动了文化景观概念在国内的传播和运用。但是，以文化景观为概念框架的关于遗产价值的梳理，引发了不少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