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耀珍

“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我们的调查会，就是我和以上十一个人开的，我做主席和记录。”这三句话摘自毛泽东《寻乌调查》的序言部分，透露出四个信息：规模最大，主题是富农问题和商业状况，下大力，毛泽东自己做主席和记录。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在中国土地革命的关键期所做的重要调查，时间在1930 年5 月。其时，毛泽东担任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改为他人担任，他离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而之前的1928 年12 月，他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1929 年4 月，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再之前，1927 年，经过一个月的考察，毛泽东完成了另外一部确立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调查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1927 年到1930 年间，毛泽东持续关注和研究着中国农民问题、土地问题。

序言中还有一句，“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毛泽东在后面的调查中继续写道：“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定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确乎，毛泽东的《寻乌调查》是他所有调查报告中最为详实、细致、客观，篇幅最长的一部；他对调查情况的研判也较为冷静。它不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旗帜鲜明，赞成农民运动，坚决反对所有反对农民运动的言论和观点，文风犀利、生动、有力，颇有鲁迅先生的杂文风骨。由此可见，毛泽东在面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时表现出的诚恳、谨慎和认真，不经过深思熟虑，绝不轻易做出判断。

《寻乌调查》全文共五章，超过七万字。其内容包括寻乌县城人口的政治地位和成分情况、商业情况、旧有土地情况、剥削状况、土地斗争情况等。《寻乌调查》是毛泽东调查研究中国问题的典范之作，全方位地展示了毛泽东的调查研究风格，是教科书，是经典。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寻乌调查》。他在2011年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以“谈谈调查研究”为题发表讲话，他说：“毛泽东同志1930 年在寻乌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

《寻乌调查》规模大，主要大在深入和详实上。七万多字，在毛泽东所有的调查报告中篇幅居首。涉及的人物众多，这些人身份各异、所在的行业不同，每个人都有名有姓，有年龄，有职业，有社会身份。涉及的行业众多，包括寻乌与邻县的生意、寻乌的出口货物和寻乌县内的市场，在寻乌县内的市场中，又详细分为24 个行业，每个行业的规模、收支情况都详尽调查，涉及到货物方方面面，囊括了人们生活的所有必需品，比如杂货，略举的就有131种。提到的店铺众多，比如杂货店，从最大开始，依次排列了四家，每家的店主是谁，开店的成本多少，一年的利润多少，店铺的经营方式、历史沿革、店员制度以及学徒、帮工等工作和收入情况等都做了详实记录。对每个店铺每年利润的计算非常细致，比如屠坊，“只有三个案，摆在街边，没有屠店。”“也完全没有本钱，因为买猪不必要现钱，猪杀了后收了钱再付猪价，有信用便行。平均每天杀两个猪，每猪一百斤，每年杀猪七万二千斤。拿现时说，买猪进来每斤二毛半。卖出肉去每斤二毛八，每斤赚三分，全年可赚二千一百二十元，是个不恶的生意。但要出很多的屠宰税，从前三家每月出税百元，每年一千二百元。近因生意较淡，只出一千元，每家也要出三百元。因为三家包缴屠宰税，所以三家人以外什么人也不能杀猪卖，除非自己吃便罢。红军入城后，由三案增加到七八案，销量大增。税又不要，赚了一个就是一个，屠户人人欢喜。”一店一本账，一个行业一本账，每本账都算得清清楚楚。

《寻乌调查》中对涉及到的每个人的记录，都是一篇或大或小的人物传记，有的甚至是家族兴衰史。比如开潮盐行的新发昌（店名），“主人叫邝明奎，车头人，是个前清的文秀才。他开了十多年店，几十块钱做生意，两公婆又一儿子吃饭。因他办事公平，做了两次商会长，前清一届做两年，去年到现在又是他，六十几岁的白头老人家。”不足百字，店主的出身、品行、主要经历和家庭成员以及经济、消费状况一清二楚。再比如顺昌老店，“主人范兴甫，本城人……他的祖父范渊甫是个大地主，三个儿子，全家百四十多人，年收八百担谷。后来败下来，土地分散，范兴甫一家只有三四十担谷子的田了。现在苏维埃分田，他家还能分一点进去。但他的兄弟范老八却能收百多担谷，今年分田大部分要分出去。老八没有做生意。顺昌兴记是他共祖公的兄弟开的，有四五十担谷田，二十多个人吃，苏维埃分田有点分进去。前清末年到民国初元，他家兄弟共有老店、兴记、达记、茂记、钧记、鸿昌、禄丰等七家店子，做的绸缎、布匹、杂货、水货各色生意，招牌响得很，赣州缴得动四五千元，和那时的郭怡和不相上下。民国十一年起渐次衰败，到民国十四年便只剩下老店和兴记两家了。”几百字，一个家族随时代变迁而兴衰的过程、具体原因条缕清晰地呈现出来。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对涉及到的每个商人、每个大的家族都做了如上的调查和记录，尤其在第四章分析《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时，有些篇章完全可以当作一部精彩的短篇小说来读，其中有复杂的人物关系、利益冲突，在表现手法上，叙事为主，偶尔还运用到描写和生动的对话。

《寻乌调查》是寻乌本地的风俗史、民俗史。比如涉及到首饰业，“寻乌的妇女们也和别的封建经济没有彻底破坏的地方一样，不论工农商贾，不论贫富，一律戴起头上和手上的装饰品，除大地主妇女有金首饰外，一概是银子的。每个女人都有插头发银簪子和银耳环子，这两样无论怎么穷的女子都是要的。手钏和戒指也是稍微有碗饭吃的女人就有。银也是个名，实际是洋铁皮上面涂一点银，有些是铜上面涂一点银。”由此也可以判断首饰业在寻乌不可能发达起来，属于一个很小的行业。再比如在分析寻乌地主阶层的分布和剥削状况时，深入剖析了祖宗地主形成的封建原因、神道地主形成的宗教原因，这两个传统构成了寻乌地区民俗风尚的主要部分，如“每个社都有会，二月起，十月止，每月都开会，会期普通是初二，有些地方是十六。开会那天，同社的人每家来一个，不分贫富，一概有份，杀猪买酒，大吃一顿。吃过之后，开堂议事，作陂开圳呀，禁六畜伤害禾苗呀，禁胡乱砍伐山林竹木呀，条规不一，议论纷纷，也没有什么主席，也不要什么记录。”一幅寻乌百姓的风俗生活画卷跃然纸上。在分析地租剥削状况时，毛泽东还收录了当地流行的一首民谣:“月光光，光灼灼。埃（我）跌苦，你快乐……量了一箩又一箩，量了田租量利谷，一年耕到又阿嗬（没有）!又阿嗬，会伤心，穷兄穷弟爱同心，穷姊穷妹爱团结，团结起来当红军，当到红军杀敌人!”民谣生动、形象地唱出了老百姓被剥削的苦楚和不满，唱出了老百姓对红军土地政策的期盼和发自内心的认同。

《寻乌调查》还是某些个产业的兴衰史。比如丝绸业，“光绪二十七八年前还是所谓‘功名顶戴’时代，还没有行新政，县城生意的大宗是赣州来的绸缎。那时以后时局变化，绸缎的需要减少，直到民国元年废除‘功名顶戴’，绸缎几乎全废，县城生意就大大衰败下来。”再比如裁缝业，“从来的衣，一律是旧式的‘大襟装’，从兴新学起，开始有破胸新装，到了民国七八年，新装渐渐多起来。”“近两年来，尤其是土地革命胜利后，新装日渐加多，特别以青年为普遍。青年学生，不待说老早是新装，青年农民、青年工人，大多数也是新装了，除非是很穷无钱做衣服的才仍然是旧装。”在这样的情形下，“手工与车子的比较是:手工做一件的时间，车子差不多可以做三件。工价的比较:每套短衣裤手工做七毛，机器做六毛。货色的比较:车子做的好于手工做的。”由此，得出结论：“机器哪得不驱逐手工？”

《寻乌调查》丝丝缕缕、方方面面、角角落落，有个案有群像，有当下的状况，也有对历史的梳理，对寻乌的商业面貌和各色人等详实的调查和记录，再现出寻乌县城的历史风貌与当下的生活画卷。

毛泽东在同一时期写就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寻乌调查》的目的不是调查本身，而是在调查后的分析、研判，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答案。为此，毛泽东用了近一半的篇幅来分析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农村人口成分、旧有田地分配、地主、富农、贫农、山林制度、剥削状况以及寻乌的文化特点，尤其对地主和剥削部分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最后一个章节，即寻乌的土地斗争，毛泽东对关于土地分配的十七个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为土地革命初期制定中国共产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1947 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权威著作《全球通史》中，分析国民党失败和共产党胜利的原因时写道：“以往，蒋介石一向依靠保守的地主阶级和较开明的大商人的支持。日本人侵占东部沿海地区时，大商人多半被消灭，蒋介石只剩下内地自私自利的、目光短浅的地主的支持。他的政府变得越来越腐败，不能对遭连年战争蹂躏并因此而觉悟起来的农民的需求作出反应。共产党人则与日益腐败的国民党截然不同，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实行土地改革，从而赢得了农民群众的支持。他们还有一个纪律严明、十分有效的组织，这一组织使他们控制的地区摆脱政治和经济混乱、恢复秩序。”

毛泽东对中国根本问题的正确判断和对中国命运的正确把握，一部分就来源于他对中国农民、中国土地问题孜孜不倦、持续不断、深入详实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研究中国国情、领导中国革命实践和国家发展的法宝之一。毛泽东开启的调查研究传统，也被后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高级干部以及各级党员干部所继承和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