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民

童年时有一种游戏叫打皮牛。皮牛，不是皮子做的牛，而是书上说的陀螺。

那时候，很多乡下孩子买不起商店里的陀螺，但我们的父亲却似个能工巧匠，从自家的柴火堆里拉出一根一弧粗的木头，锯出一段儿，蹲在门前用砍刀叮叮咣咣地砍一阵子……父亲的眼神专注得很，甚至于母亲喊他吃饭，他也像没有听见似的，只顾忙自己的。

砍皮牛虽不是多大的力气活儿，做起来却细发得很。先要砍出个上圆下尖的模型来——上面不能太大，头重脚轻不快；下面不能太尖，重心不稳容易倒。父亲手起得轻，刀也落得柔，慢慢地，皮牛被修得光洁发亮，周周正正。他还别出心裁地用红、黑墨水在圆面上画上花和小鸟，让皮牛转起来色彩斑斓惹人眼。

打皮牛，当然是离不了鞭子的，而那鞭子是母亲的杰作。她会选一段结实的荆条做鞭杆，选旧衣裳裁一截下来，编一个麻花出来，独独留一个细细的布头做鞭梢。

那时的村里都有打麦场，圆的、长的麦秸垛围在周围，成了天然屏障。麦场虽是土地，却光溜溜平展展的，打起皮牛很过瘾。

皮牛，往往不是一个人打，我们是要比赛的。场中间画一道白线，一方的皮牛打过线了，另一方必须接着打过来，若皮牛倒下去了，就是“死了”。若是一方连“死”十次，这一局就输了，就会有新的一方来应战。

数九寒天里，我们个个把棉袄都脱了，身子呼地蹿到左边，又呼地蹿到右边，胳膊挥舞着，鞭子呼啸着。有时候，皮牛被对方打过来了，就地转了一圈，眼看要倒下了，忽的一声脆生生的哨音传来，那红鞭梢就风驰电掣般地舞过来，把那粉白的皮牛裹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