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虹聿

2020年12月25日，日本内阁会议敲定了“女性政策五年计划”，即今后五年日本政府致力于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加强女性权益保护的施政及立法计划。然而，这份原本被寄予厚望的计划，令大多数日本女性大失所望。

 “女性政策五年计划”令人失望

此前日本首相菅义伟表示，“女性政策五年计划”必须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参与讨论。他在官邸召开了“男女共同参画”会议，邀请日本各界代表参会讨论，其中女性代表的人数达到三分之二。菅义伟表示，将力争把女性国民的意见充分反映到“女性政策五年计划”之中，推动日本尽快实现“性别无差距社会”。

据日本《东京新闻》报道，在“男女共同参画”会议上，与会女性代表讨论最多的就是“夫妻别姓”的立法，因为婚后继续工作的女性越来越多，改随夫姓会给她们的生活带来很大不便，也不利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然而，日本政府随后公布的“女性政策五年计划”，对此的表述为“具体制度安排需要关注国会相关讨论的动向，然后再考虑在法律领域作进一步讨论”。

《东京新闻》指出，这基本上等于中止了“夫妻别姓”的立法进程，因为国会中自民党保守派势力强大。菅义伟内阁的态度之所以发生转变，是因为不得不迎合自民党内的保守派。这些人认为，“‘夫妻同姓是日本社会发展的一种需要，能够充分顾及每个家庭的整体，以及对孩子的影响”。

据《日本时报》报道，“女性政策五年计划”给日本女性带来的失望是全方位的。

例如，对于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日益严重的家庭暴力问题，日本政府仅提出“扩充咨询”，也就是说，妇女权益保障机构和警方仍然只是被动受理投诉和报警，没有增加主动干预的权责。又例如，对于受到性侵害的女性，该计划提出，女性在可能“非意愿怀孕”的情况下，可以不凭处方在药店购买紧急避孕药，但必须听取接受过专门培训的药剂师的说明，并且当场服下避孕药。这条规定似乎放宽了对于女性紧急避孕的限制，但是会令当事人的隐私受到侵犯，遭受性侵害的女性很可能不愿去药店服用紧急避孕药。

《日本时报》还吐槽了关于女性进入社会各界领导层的问题。

日本政府早在2003年就提出，“在社会各界处于领导地位的女性所占的比例，到2020年要达到30%”。但是截至2020年中的统计数据顯示，这一比例仅为14.8%。

“女性政策五年计划”并没有如日本女性所期望的那样，推出加快实现该目标的方案，而是降低了目标：国政选举和地方选举中，女性候选人——只是候选人，并非当选者——所占比例到2025年应达35%;日本所有高校和中小学校，女校长所占比例到2025年应达20%;在东京证交所主板上市的日本企业中，女性董事所占比例到2025年应达12%……

菅义伟内阁的“女性政策五年计划”令人失望

女性越来越不接受“夫妻同姓”

日本东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三浦和一认为，在影响日本女性社会地位提升的诸多问题中，“夫妻别姓”问题的重要性排在首位。这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认为，婚后改随夫姓容易产生自我否定情绪，甚至感觉“失去了自我”。早在2001年5月，日本中央调查社就首次针对“夫妻别姓”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失去自我的不适感”的已婚女性占比达到45.7%。此后，日本中央调查社每一到两年就进行一次相关民调，到2019年，这一比例已经超过80%。

其次，改姓会给女性在工作和生活中带来诸多不便。日本女性结婚后改随夫姓，在工作中需要更换名片，修改个人注册档案等;在生活中，她们必须修改护照、印章、驾驶证、健康证、银行账户信息等。甚至煤气、水电、通信等的费用缴纳都会受到影响。诸多不便令很多女性产生“社会地位低于男性”之感。

再次，在日本晚婚化、少子化趋势的影响下，年轻人中独生子女越来越多。日本政府主导实施的关于《家族法》的社会舆论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日本人认为，姓氏是从祖上继承下来的。如果姓氏消亡，将割断人们与祖先的关联，是极为不敬的。很多独生女家庭都希望女儿婚育后，能有一个孩子采用娘家的姓氏，从而让姓氏传承下去。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夫妻别姓”。

三浦和一指出，“夫妻别姓”问题在日本被提出来，根本原因是现代日本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参与社会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日本男女高中生考取大学的升学率就逐步接近。到2008年，男高中生考取大学的升学率为56.5%，女高中生则为54.1%，两者基本持平。此后日本男女高中生的升学率每年都相差无几。这说明日本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情况与男性不相上下。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毕业后投身社会工作的女性也越来越多。她们即便结婚，也有很大可能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现代日本女性越来越希望按照自己的价值观生活，也越来越难以接受“夫妻同姓”。

历时40年至今无果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社会就掀起了要求改革“夫妻同姓”制度的风潮，提出“夫妻别姓”，即结婚后女性仍使用娘家的姓氏，无须改成与丈夫同姓。日本法务省于1996年提出有关“夫妻别姓”的民法修正案，但由于当时的自民党政府认为，“夫妻别姓”有损家庭团结，坚决反对，最终未能提交国会审议。1998年，在野的日本民主党与日本共产党、社民党联合向国会提交议案，再次要求修改有关法律，为“夫妻别姓”立法。结果，该议案因在国会占多数席位的自民党的反对而成为废案。随后的十多年，尽管民主党连年提出此议案，但每年都铩羽而归。直至2009年8月，民主党在赢得日本众议院选举后，重新提出其在野十多年一直未能成功推出的民法修正案，欲建立有选择性的“夫妻别姓”制度，即让已婚女性自主决定是否保留自己的姓氏。但该议案最终在参议院被否决。

2011年，四名日本女性和其中一人的丈夫向法院提起诉讼，诉民法中关于“夫妻同姓”的规定违宪，并寻求经济补偿。这五名原告认为，日本宪法规定男女平等，而民法规定夫妻必须使用同一姓氏，通常是女方随夫姓——这与宪法相悖。原告提出共500万日元 （约合7万美元）的赔偿请求。虽然原告未能胜诉，但这是日本国民首次对“夫妻同姓”制度提起诉讼，具有标志性意义。

“夫妻别姓”体现出日本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积极参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经济地位提升。那么，这场历时40年的运动为何至今难以取得成果？

日本NHK指出，这主要是因为日本保守势力的反对。在日本，有不少人认为妻随夫姓是一种“美德”。“夫妻别姓”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家族连带感，只有“夫妻同姓”才能维持更牢固的家庭关系。

日本保守派学者小田村四郎在其《日本的风气》一书中宣称：“结婚是人生最重大的仪式。妻子舍弃旧姓、改为新姓后的烦恼是可以理解的。但正因为这样，她才能亲身体会婚姻的严肃性。对于日本人而言，婚后夫妇同姓，能够更好地找到与对方在心灵上的一体感，开辟新的人生，建立新的家庭关系。另外，‘夫妻别姓会对孩子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2019年实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66%的受访者认为，‘夫妻别姓将令该家庭的孩子对传统文化产生疑惑，不利于其心智的培养。”

在这样的社会舆论环境下，甚至有一些日本女性无奈地表示，就算日本通过立法规定“夫妻别姓”，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她们也不得不屈从于“姓氏传统”，在婚后改为与丈夫同姓。

总体来看，虽然“夫妻别姓”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但家族文化传统对日本国民影响深远，“夫妻同姓”的传统根深蒂固，短时间内难以改变。

编辑：姚志刚 winter-y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