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物资匮乏，缺吃少穿，但是有一样东西并不缺少，那就是电影。

那时候，我看过的电影很多，有的在电影院看，有的在乡村露天看。在电影院看的，基本都是学校组织的，每个学期我们都会看几次电影，直到小学毕业，总共看了多少电影早已记不清了，但每张七分钱的电影票价格，我依然记得。

每次老师带我们进城看电影，我最期待的是可以在电影院旁边的商店买零食，三分钱一包的甘草粒和五分钱一根的冰棍，那可是难得的享受。不过，我只能选择其一，因为妈妈只给我一毛钱，交了电影票款后，我最多只剩五分钱，那额外的两分是向父亲讨来或祖母偷偷给的。虽然只能买一种零食，好在同学间会彼此分享，大家都高兴。

进城看电影，沿路城里人家客厅的摆设也是看点。我就读的小学在县城南郊，去电影院，南门路是必经之路。南门路两侧都是骑楼街，是密集的居民聚居地，家家户户紧密相连，门口正对马路，客厅正对门口，几乎从不闭户，里面的摆设一览无余。

对着门口的墙角，一般都放了一个矮短的木柜，柜子中间是玻璃门，里面放了茶叶罐、麦乳精、菊花晶什么的，花花绿绿的，非常醒目。柜顶则有暖水瓶、收音机，还有插着塑料花的花瓶，陶瓷的、玻璃的，都很漂亮，有的柜子两边还摆着古色古香的太师椅。

城里人用的这些居家用品，我看着就羡慕，觉得真是气派高档呀。

小学五年，每次到县城看电影，我大多盯着城里人家的客厅，而那些看过的电影，记得起来的实在不多，因为我基本也看不懂。

不过，在村子看的免费电影，我却记得清清楚楚，不仅看得懂，还看得津津有味，百看不厌。不管是同龄的伙伴还是村里的大人，都是这些电影的铁杆粉丝，痴迷程度绝不逊于现在的追星族。

村子放电影都是露天播放，我们一群“观影团”自带板凳，呼朋引伴，成群结队而去。

有次，邻近的横湖大队在小学操场放《渡江侦察记》。那天中午，村里的超级影迷阿武就逐家逐户召集观影团，太阳还未下山，我们一行三十多人就集队出发了。

阿武兴致特高，一上路还喋喋不休地说着电影里的情节，说自己看了很多次，可以从头到尾将人物对话念出来。我们不相信，他当即就背，结果一出口就出错。阿武说，侦察兵准备过江到敌占区，李连长对送行的领导说：“请毛主席放心……”“请军首长和全军战友放心。”我们一起打斷阿武，纠正他。阿武不甘示弱，又高声模仿李连长发报：“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是‘黄河！黄河！我是长江！你又错了！”我们又纠正他。“这脑袋是笨，怪不得书读不下去了。”阿武姐姐笑他说。

阿武念到初二就退学了，读书不成，心地却特好。每次到别的村子看电影，他都会带一支手电筒，回来时总走在队伍后面，给大家垫后照明。野外黑灯瞎火，有阿武的手电，大人小孩都安心。

但是那次观影，阿武却遇到了点麻烦，用家乡话说，他“不好彩”。看电影时，阿武一如既往地充当情节预告员，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剧透”。别村的一位大叔，嫌阿武话多，呵斥道：“住嘴！烦死了！”阿武便不敢吱声了，直至散场。

那小学距离我们村有两里路，途中要经过几个村子，还要翻越两个小山岗。回村路上，阿武依旧走在队伍最后，但被人呵斥毕竟心情不爽，他骂骂咧咧地走着。夜深人静，骂声特别清晰。

我们走完第二个山岗小道，就要进入村道时，阿武忽然大喊：“哎呀！见鬼！”听到“见鬼”两字，我们几个小孩拔腿就跑，大人却停了下来。

原来阿武摔倒了，膝盖和手掌都擦出血了。大家担心他，他却豪气地说：“小儿科啦！咱种田的，哪个不曾摔个鼻青脸肿的！这是李连长说的啊！”他的话又引起一阵哄笑。“电影里李连长的原话是，‘干活嘛！哪没有肩膀不红的！”。

大概过了一个月，相邻的澄溪村放《地雷战》。那村子离我们也有两里路，其中一段路要从两个山头脚下绕过，山上植被茂盛，林荫蔽日，即便是在日间行走，也觉得阴森。然而，即便如此，我们这些影迷还是蠢蠢欲动。

阿武还发着高烧，在医疗站打完针就要和我们一道走。有人劝他别去，他说：“我拼了小命也要去。”他似乎不长记性，又在现场剧透。当电影里的日本兵乔装打扮，伪装乡民，准备偷挖地雷时，阿武在一旁高声喊着：“小胡子扮女人，难看死了！”说完又自个乐呵呵地笑，一点也不像个病人。观众也哈哈笑，不知是笑剧情还是笑阿武。见观众笑了，阿武更得意了，笑得更响，他很幸运，这次居然没被骂。

电影结束，我们高高兴兴地回村，阿武依然打着手电筒走在最后。我们刚走到山头边的公路，阿武忽然跑到队伍中间，我们问他：“怎么不垫后了？”阿武说：“想和大家唱歌，唱《地雷战》的歌。”有人说，阿武害怕了，想唱歌壮胆。阿武不屑，扯高嗓门：“我们都是英雄汉，不怕鬼来不怕难，打鬼子，保家乡……”

“阿武又错了！电影的歌词不是这样！”我高声叫喊，叫声却被歌声淹没。因为大家都跟着阿武合唱，一边走一边唱，又一边唱一边笑，笑声歌声此起彼伏，在漆黑的旷野回荡。

我们这群电影迷，乐疯了。

王贞虎：作家，出版有《植物秘闻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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