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及其对法律理论的贡献
2021-04-22李勇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21年3期
李 勇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催生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女权主义法学在此背景下得以产生。“女权主义法学是对法律和正义之哲学基础的研究,其以女性的经验为依据,致力于改变法律及人们对法律的理解,以促进法学理论发展和提高女性生活的质量”[1]。由于女权主义内部流派繁多,而且主张各不相同,它们对法律问题的观点和看法也存在差异。随着女权运动的推进,“女权主义法律理论分化为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文化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四大流派”[2]。问题在于,作为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并列的女权主义重要分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女权主义法学研究者忽视了,进而在很长时间内未形成与之相匹配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法学[3]。
然而,沉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016年,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教授辛西娅·格兰特·鲍曼(Cynthia Grant Bowman)在《在21世纪复兴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法律理论》中率先指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家提出了一个概念框架,这种框架对性别权力关系提供了另一种理解,这对理解法律及其变革都很重要”[3]。故她开始呼吁法学界重视并吸收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智识成果,以探讨该理论对研究和追求性别平等可能的意义。鲍曼教授在《女性主义法学:美国和亚洲跨越太平洋的对话》和《女权主义法学研究手册:法律理论系列研究手册》两书中分别撰写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法律理论”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法律理论:一则请求”两章内容,标志着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法律理论作为一种解释女性问题的新兴学说已开始在美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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