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创业

一、前言

考古器物绘图，是考古工作者离开发掘现场之后，能够直接感受、全面梳理出土材料的关键一环。20 世纪初期， 国内考古器物绘图主要借鉴西方，以写实为主。 至二三十年代，学界开始发力，基本奠定了绘图基础。 但直至90 年代以前，国内以器物绘图为专题的研究仍然很少[1-3]，形式也不统一。1993 年，北京大学率先出版考古器物绘图的“指南”——《考古绘图》，学界才有了系统化的参考标准[4]。2012 年，国家文物局以此为基础，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行业标准《田野考古制图》，对考古器物绘图做出进一步的完善[5]。 在此期间，相关讨论虽时有出现，但伴随近些年科技手段的迅速发展，研究已总体转向数字绘图的应用与介绍[6-9]。 2010 年前后，《中国文物报》对传统线图有过一些讨论[10-13]，但在问题、方法的总结上却整体欠缺。

2021 年秋，借着在外实习的契机，笔者到山东章丘整理一批以龙山和商周时期文化遗存为主体的遗址材料。 在核对器物线图时，发现内容纷繁复杂，其中明显存在观察、意识和方法这三类问题。 对此，笔者以陶类遗物绘制为主，提出检视自身从丰富观察方式、提高研究意识和注重原理标准等三个方面入手，对考古材料的精确性和考古研究的科学化进行反思，对资料整理工作进行改进。

二、存在的三大类问题

（一）观察类

观察类的问题，通常涉及器物的形状、薄厚和整体的曲线变化。 以陶为例，由于出土时往往残破，可修复的数量有限，因此对于器物形状的观察一般都集中于小的部位，如唇、口、腹、耳、底、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