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柯璇

2020 年秋冬， 笔者参与了沣西遗址大原村制陶作坊遗址的发掘[1]，清理了水井、灰沟、灰坑、墓葬等遗迹，以及陶垫和陶坯等遗物。这些遗存围绕着东部的陶窑分布，与陶窑有什么关系？能否构成一座制陶作坊？ 属于作坊的哪个部分或功能区？笔者在发掘中并未找到答案，于是在查找大量资料后发现似乎可以在民族考古学调查中找到线索。前人对制陶的民族考古学调查多围绕着制陶技术和工艺等方面展开讨论，如李仰松[2-3]、张季[4]、汪宁生[5]、李根蟠等[6]、吴春明[7]、罗梅[8]、赵美等[9]、杨原[10-11]、李文杰[12]、栾丰实等[13]、郭梦等[14]、付永旭[15]等学者。 对制陶作坊的民族考古学调查则相对薄弱，提及此问题的学者有王福莲[16]、王迪[17]、白云翔[18]等，讨论涉及制陶地点、制陶作坊辨识和考古发掘作坊遗址的关注点等。 制陶作坊是陶器制作的发生地点， 囊括了陶器从生产到分配的各个过程， 对陶器和制陶相关遗存的研究不能不以制陶作坊为依托。因此，笔者带着对制陶作坊的结构布局、 功能区划分以及在生产过程中这些功能区是如何实现互动的等问题， 展开了一次民族考古学调查。 调查的地点选定在云南安宁，云南具有良好的民族考古学调查基础， 大量学者在此地进行过调查，安宁附近是云南著名的斗南花市，对陶器的需求量大，在花市附近的安宁存在多个制陶作坊，可以从生产到销售这一完整的流程进行调查。 于是，2021 年1 月24 日至2 月27 日，笔者对云南麒麟制陶作坊进行了一次短期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