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成，郭 岩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北京 100191)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逐步缩小城乡、地区、人群间基本健康服务和健康水平的差异，实现全民健康覆盖，促进社会公平”[1]。大量研究揭示了中国国内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明显健康不公平情况[2-3]，相关生态学研究也证实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地区的人群面临更高的疾病负担，而且期望寿命更短[4-5]。在不同层面地区中，社区作为居民日常生活接触和互动最频繁的地区，社区社会经济地位是健康社会决定因素中的重要因素。社区社会经济地位由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大量低社会经济地位人群居住的社区被称为低社会经济地位社区[6]。社区社会经济地位和人群健康的关联，可能仅仅是因为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低而健康状况差的个体聚集造成的构成效应(compositional effect)，也可能是社区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健康具有独立的效应，即情境效应(contextual effect)[7]。社区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是否具有影响，将关系到是否需要在低社会经济地位社区开展社区层面的干预，例如改善社区基础设施、构建和谐社区文化等。

国外已开展了大量利用多水平模型方法，在控制个体因素后分析社区社会经济地位对自评健康影响的研究。Daponte-Codina等[8]利用1987—2001年西班牙五轮健康调查数据，发现控制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后，与生活在社会经济地位最高20%的社区相比，生活在社区社会经济地位最低20%社区的居民健康状况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