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青青

汪曾祺被称为“遗老式”作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文坛还在伤痕、反思中清算和追忆的时候，他却以不凡的笔触将人们带到小英子、王二们的烟火生活中，不着声色地连接起了一个已经中断多年的文学传统，从此一发不可收。他的笔下，多为凡人悲欢、人间烟火、民俗风物。所绘之人，所叙之事，所状之物，似在“潮流”之外，而自有一番天地与况味。

汪曾祺为文之妙，在新中之旧，旧中之新，俗中之雅，雅中之俗。他关心的是小人物世俗中的浮沉，平凡中的智巧，庸常中的诗意，夹缝中的突围。他在人间烟火中找寻审美的愉悦，在精神的游弋中不离尘世的悲欢。在他那里，你可以看到儒家的仁爱与宽和，可以看到道家的飘逸与灵动，还可以嗅到“五四”以降人性解放的潮流。

一、儒者与仁道

后人提及汪曾祺，每以“士大夫”之称美誉。我想，这大约是指他的“旧”。他的文章，多是陈年往事的淬炼，文人、艺人、手工业者、画匠、和尚……皆是另一个时代的留存。他在《菰蒲深处·自序》中说：“我的小说多写故人往事，所反映的是一个已经消逝的或正在消逝的时代。”作者对那逝去的时代和人物始终保持着一种敬意。这敬意不仅在于那些故人故事蕴含着的情感，还在于这消逝的时代背后所承载的久远的文化。

汪曾祺向来以儒家自居。他说：“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后世的道学家说“仁”，往往好指向儒家“事功”的一面，忽略思想产生的原初的背景。孔子对“仁”的思考本是基于天人关系的，他看出了人在天命之中的有限，因而把“仁”作为人的一条救赎之路，这是他对人世的大悲悯和大信心。心性善良明澈的人容易悟到这一点。汪曾祺看到了孔子“仁”学背后悲天悯人的内蕴，摒弃了后世儒家的繁文缛节以及伪道学的面孔，作品中于是有了对人间百态的描摹、无所不在的暖意以及隐隐的忧戚之心。而这一切，看似复古，却暗暗吻合了五四以来的人道主义潮流。当不少的中国知识分子从西方寻找“人道主义”资源，将其作为推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转型和文学变革的关键性概念的时候，汪曾祺却凭着灵性与积淀在传统的源头中辨认出了现代的智慧。

他喜欢宋人诗句“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作品都扎根在民间，把民间本真的状态呈现出来。其笔至之处，皆为手工业者、艺人、画匠、教师等卑微的市井人物。对于笔下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屈辱困窘、坚韧活泼、迂腐滑稽，不吝赞赏，不乏温爱，不无悲悯与包容。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困居于蓬牖之中，声名不出于里”：《徙》里的谈甓渔、高北溟，《钓鱼的医生》中的王淡人，《鉴赏家》里的季匋民，皆扎根于世俗的民间社会，远离庙堂，靠近世俗，可那才是文化在民间的本然状态。《徙》写民间知识分子如何在时局之困和污浊世风中志不能得;《岁寒三友》写小生产者怎样在险恶的环境中走投无路;《八千岁》将市井的昏暗刻畫得惟妙惟肖;《陈小手》写无辜的医生怎样被恶势力吞噬……世风的沦落、人世的悲苦、人性的复杂，他都了然于胸。然而，他不愿让他们在黑暗里沉沦。《徙》中，高北溟虽仅得饱暖，但为人方正，感念师恩，毕生的愿望就是能将恩师的遗稿刻印;《钓鱼的医生》中，王淡人家乡发大水，他冒着生命危险救治乡人，全然不顾个人安危;他免费为浪荡子江炳治病，理由是“我不给他治，他会死的呀。”;《岁寒三友》中，在王瘦吾和陶虎臣生计无告、濒于绝境时，靳彝甫将视若生命的三块祖传田黄石变卖相助;《故里三陈》中，陈泥鳅用冒着生命危险挣来的钱为陈五奶奶的小孙子看病。谈到《岁寒三友》的主题，汪曾祺说：“涸辙之鲋，相濡以沫”——人世悲苦，相互依存就是拯救之途，人生的亮光在彼此的温暖中。

汪曾祺写人，谨记乃师沈从文的教诲——“贴着人物写”，宽容平和，很少将个人的态度直抒其中，这是儒家中正宽和之风的体现。即便是悲剧，在他那里，总是波澜不惊，有微微的光芒映照其中。《陈小手》写生命在乱世之中的无常，《小学校的钟声》写人性的猥琐与善良如何微妙的共存，《星期天》写人突然看到自身平庸时的失落，都是一种淡淡的笔触，宛若一个智者俯视着人间，其间却自有无尽的悲悯与包容之心，那是对人性对世界看透后的通达与慈悲。

二、庸常中的自由

但这只是汪曾祺的一面。读汪曾祺，你会发现他的故事里有充沛丰盈的人的性灵的流淌，辞章间有浑然天成的俊逸的神采，很难判断这到底是来自庄子的影响，还是得益于新文化的滋养。他的作品的主题似乎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一是描绘底层人物的真实生活，为弱者歌，中国的市井社会在他那里得到真实的还原;二是发掘世俗生活中的审美意蕴，将世俗生活审美化;三是始终有一个若隐若现的主题，那就是：人如何在庸常里得自由？

在小说《徙》中，作者用了隐喻的手法，以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作为题记，类似《诗经》中的“比兴”手法，故事在此岸，而寓意却分明在彼岸。高北溟、高雪新旧两代知识分子，皆怀鲲鹏之志，但因时局之困和世风黑暗，终不能展翅高飞。看似在写人在俗世的理想不能实现，实则以隐喻的方式追问：人的精神自由如何在尘世中获得？这是极具现代性的追问，只是汪曾祺给它披上了古典的外衣。对汪曾祺来说，儒家思想以“仁”指向了一条“自我”向外拯救、延伸的道路，可个体心灵的自由绝非外向的道德化一途可以解决。因此，他非常赞赏孔子性灵洒脱的一面，欣赏《论语·先进第十一》“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境界。这境界里有放飞自我的率性与飘逸，神韵与《庄子》相似。后世认为儒学影响了庄子之学，这大约是一个起点吧。我想，将庄子之学看作孔子之学的延伸，也未必不可。孔子指出了性灵之路，而庄子将它走得更远。汪曾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儒家与道家连接起来了。庄子对他的影响，绝不仅仅在辞章趣味之间，那内里的精神气质与思想态度才是最重要的。

后人读孔子，对孔子多有利用和歪曲，在伪态的语境里，你看不到真实的孔子;后人读庄子，对庄子也多背离和误解，在俗态的语境里，你看不到灵透的庄子。孔、庄之别，怎一个“出世”、“入世”可以言尽？“入则儒家，出则道家”，那是功利主义者的生存之道，而非生命深处的沉思与抉择。汪曾祺以智性的眼光，摘除了后世加在孔子身上的那些沉重的枷锁，也拨开了庄子身上的迷雾，从孔子这里出发，彼岸却分明在庄子那里。

他的笔下有不少抑郁而终的女性：《忧郁症》里面的裴云锦，《徙》里面的高雪，《珠子灯》里面的孙淑芸，我读她们的时候，隐隐觉得，她们忧郁的目光，一直在注视着另一个世界的远方。他笔下的小人物，在人间烟火里蒸腾着，可不经意间，你会发现他们的目光总会逸出尘世之外。《晚饭花》中，李小龙那诗意的黄昏以及他在王玉英青春错投之后的失落与愤懑;《王四海的黄昏》中，王四海坐在承志桥上“忽然想起大世界、民众乐园，想起霓虹灯、马戏团的音乐”时的惆怅;《鉴赏家》中的果贩叶三读季匋民之画时的通天之眼;《岁寒三友》中，王瘦吾、靳彝甫、陶虎臣落魄之后在空荡荡的如意楼上一醉方休的梗概……

《大淖记事》中这样描写男女情事：

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他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

这不是肉体解放的宣言，这乃是心灵自由的呼唤。看看他笔下那些大胆火辣的女性：《受戒》中的小英子，《薛大娘》中的薛大娘，《小姨娘》里的章淑芳，《小孃孃》里谢淑媛，人物逆俗而不枉真，健康而不阴郁，即便写男女之事，也能读出健康灵透的心性，读来竟然没有一丝污浊的气息，更没有郁达夫、曹禺等众多五四文人笔下写情爱时的挣扎、扭曲与狂放。俗世无常而又悲苦，人的凡俗之身是一切又不是一切，人又如何不能在庸常里得自由呢？汪曾祺的独到之处，在于他看出了人的肉身之中的神性，凡俗之中的诗意。浸润着“五四”之风的汪曾祺，笔下有自己的“自由”，那是从古典资源生发出来沉思过的“自由”。从这点来说，他的作品里有“古典”与“先锋”的双重意义。

大变革时代，文风往往或趋于凌厉，或趋于沉郁。然而，经历了二十世纪历史浮沉的汪曾祺，笔端闪烁着一如既往的明朗。他没有同时代作家的悲愤、幽怨、躁动，即便是最浓烈的悲劇，最惨淡的命运，在他的笔下依然笼罩着精神的暖意。“人道”、“自由”、“解放”，曾是五四以来红极一时的口号，“新与旧”、“东与西”、“传统与现代”曾是困扰了多少学人的命题，而汪曾祺却不卑不亢行云流水般地注视着芸芸众生与世间百态，以冷静和深情的目光追溯着传统文化的原质，不动声色地在自己的话语中探索着“化”与“通”的途径。

思想未必都是在悖论里寻找答案，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