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玉冰

一、从福尔摩斯到怪盗基德

我吃惊地大叫道：“你是说那个身体虚弱、步履蹒跚的老太婆竟然在车行进中跳下去了，而你和车夫都没看见？”

福尔摩斯厉声说道：“什么老太婆，真该死！我们被人骗了，我们两个才是老太婆呢！他一定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一个身手敏捷的小伙子。而且还是个了不起的演员，他的演技真是举世无双。显而易见，他是知道有人跟着他的，因此就用了这一手，趁我不注意溜了。”

在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系列的开山之作《血字的研究》中，首次登场并被塑造得“无所不能”的福尔摩斯在小说中唯一一次受挫就是在上面所引的相关文字中，他被犯罪者同伙的乔装易容所蒙骗。而在后来的一系列案件中，福尔摩斯的对手也纷纷通过“化装”来实施犯罪或趁乱逃走，比如《波西米亚丑闻》中的艾琳·艾德勒小姐（福尔摩斯尊称为“the lady”的女人）、《身份案》中邪恶的继父等。同样，福尔摩斯本人也经常“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他自己也曾多次乔装易容成为老人（《四签名》）、流浪者（《歪嘴男人》）、病人（《临终的侦探》）来探听消息，甚至用留声机录下并播放自己拉小提琴的声音，以使得犯罪分子误以为他仍在房间内（《王冠宝石案》），进而完成一种声音上的“伪装”和“易容”。

相比之下，在法国侦探小说作家勒伯朗笔下，亚森·罗苹更是经常通过神乎其神的“易容术”把福尔摩斯、华生和警察们骗得团团转。当然，这和勒伯朗本人曾经做过舞台化妆师，对化妆术颇为熟悉有关，而其小说中的人物“侠盗”亚森·罗苹则被塑造为曾在皮肤科实习，因而学会了换脸的技术。亚森·罗苹这种高超的“易容术”手段，在后来的侦探小说与影视作品中一直被延续并不断传奇化，直到日本侦探漫画与动画片《名侦探柯南》中的怪盗基德，也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亚森·罗苹式的人物”。

二、中国侦探小说中的“易容术”

在民国时期的中国侦探小说中，易容术也经常被使用和渲染。程小青就曾在《案中案》专门强调过霍桑易容手法的熟练与迅速：“霍桑有一种特技，在紧急的关头，举动的敏捷会出于人们的意想之外。有一次我见他卸去西装，换上一身苦力装来，又用颜料涂染了脸部，前后不过两分六秒钟。”此外，侠盗鲁平也非常擅长易容术，《眼镜会》中作者孙了红便借小说人物杨国栋之口说道：“总之鲁平的化妆术是神出鬼没的，任是他假充着我们的父母兄弟，也许要被他瞒过咧。”甚至于在《鬼手》和《鸦鸣案》中，鲁平还曾经假扮霍桑，进而以调查案件为由深入私宅，以寻求盗宝的机会，就如同亚森·罗苹曾多次“易容”为福尔摩斯或者华生一样。

当然，“易容术”在科学和实际运用层面是否真的能如此“随心所欲”和“惟妙惟肖”还有待进一步探究。其实早在1927年，就已经有人对侦探小说里过度依仗和滥用“易容术”提出了质疑和批评：“用化妆术的侦探小说固属无赖的作品，就是用催眠术和其他似是而非的科学侦探也是不对的。因为出于侦探化妆或使用他种手段不过描写人智幼稚的反照，并不算是名家。所以列宁说侦探须以平常手段使人惊讶，不许用奇异手段使人转疑其作伪。现代科学普及，人人皆有侦探的可能性，若一涉神奇和幻术，在幼稚社会中，或有人肯信，而移在科学昌明的地方，就没有人过问了。”（陈景新《小说学》）

三、作为都市“匿名性”隐喻的“易容术”

诚如陈景新所言，我们不能将“易容术”作为侦探小说的科学手段之一来进行考察，而是需要将其视为侦探小說所呈现出的都市“匿名性”的一种象征性表达和浪漫化想象来予以理解。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随着欧美各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行和新一轮城市化发展的浪潮，大型现代化都市纷纷出现，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城市当属伦敦和巴黎。半个世纪以后，崛起中的中国上海则被称为“东方巴黎”与“远东之都”。在人口数量庞大、人员流动频繁、职业分工细密、生活节奏加快的现代都市中，人们身份的多重性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彼此了解的片面性与认知的破碎性。人们极可能完全不了解与自己同乘一辆公共汽车或电梯的乘客，也可能并不认识同在一个酒吧里喝酒的临时伙伴，甚至也不了解与自己一起工作的同事，因为他们只有在工作的八小时当中才相互间成为同事，而其下班后的生活与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一定为人所知，更遑论每日在街头涌动的人潮中彼此擦肩而过的无数路人。人们的出身、来历和过往似乎都可以隐藏许多“不为人所知”与“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所描述的传统中国彼此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大不相同，或者我们可以借用“熟人社会”的命名，将其称之为“陌生人社会”（Stranger Society）。这里所谈到的“陌生人社会”主要特点有二：一是个体过往经历的匿名性，二是个体当下身份的多重、片面与破碎，二者互为表里。在现代大都市的“陌生人社会”之中，人们很难真正完整地去了解一个人，更难彻底把握一件事情背后的最终真相与来龙去脉。一切人与一切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某种匿名性与破碎性，而这种匿名性与破碎性既是滋生犯罪的温床，也是侦探得以诞生且发挥其功能的场域。包天笑在《上海春秋》开篇便说道：“都市者，文明之渊而罪恶之薮也。觇一国之文化者必于都市，而种种穷奇梼杌变幻魍魉之事，亦惟潜伏横行于都市。”

四、都市“匿名性”与侦探小说的诞生

都市生活的匿名性一方面是隐匿行踪与滋生犯罪的沃土，其在世界早期侦探小说中经常被具象化为巴黎街头涌动的巨大人流（爱伦·坡《人群中的人》），或者是伦敦街头那永远散不去的大雾（柯南·道尔《四签名》），这些都成为我们看不清都市复杂真相的巨大干扰与犯罪者隐藏自身的绝好条件。另一方面，这种都市匿名性又呼唤着侦探的诞生，侦探小说中侦探的最基本能力就是通过仔细观察与逻辑推理来打破这种“匿名性”所遮蔽的“隐秘的角落”和“沉默的真相”。甚至于我们可以把侦探小说的情节模式视为是发生在罪犯与侦探之间，一场关于试图隐藏身份与努力追查身份的角逐和较量。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再来看福尔摩斯与华生的首次相遇，则会有一番更加深入的理解：福尔摩斯在《血字的研究》中初次见到华生医生的时候就推断出他曾经在阿富汗当过军医，其理由就是根据华生身上的种种细节特点（气质硬朗、肤色黝黑、受过外伤、行动不便等），经过观察、发现、推理所得出的结论。如果说现代都市中人的身份具有某种“匿名性”，那么侦探的功能就是借助当下所能观察到的诸多细节揭示出其过往的种种隐匿的经历（将当下有限空间中所观察到的内容转换为对观察对象过往时间中经历的推测）;如果说现代都市中人的认知是片段、破碎且模糊的，那么侦探的特殊本领就是将这种片段、破碎与模糊重新整合并形成完整认知链条的能力。早期侦探小说中侦探经常通过种种蛛丝马迹（足印、烟灰、血迹、泥点、毛发、伤口、服饰、眼镜、鞋子、神态等）来推断出凶手的特点与身份，为最终破案提供关键性线索或方向指引的例子实在是多到不胜枚举，从绝大多数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到中国的霍桑探案、徐常云探案等，都不厌其烦地对侦探的这一特殊能力展开过细致的铺陈和描写。而侦探们这种对细节观察、整合与推演的能力，正是基于现代化都市这个“陌生人社会”里人们身份上普遍存在的“匿名性”与“破碎性”特点而产生的。将破碎的认知还原成完整的因果逻辑，揭示出匿名凶手背后的真实身份，就是所有早期侦探小说中侦探们所努力完成的工作和目标。

概括来说，在现代都市之中，每个人都主动或被动地借助陌生人潮而成为“匿名者”，这种“匿名性”呼唤着侦探小说这一小说类型与侦探这一人物形象的诞生。而“匿名”的极致便是“易容”——改变容貌，进而改变身份，把自己装扮作他者，使自己更容易混迹在人潮之中，这又逐步延续并发展出侦探小说中的另一脉络，从福尔摩斯到怪盗基德，侦探与其对手之间的“易容换装”大赛，从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