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田

中国近代文学的重要性在近年海内外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日渐凸显。一方面在各种新资料的发掘及新视野、新方法的引入的基础上，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的跨学科知识生产不断丰富、蔚为大观，极大改变了传统文学史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的叙述和评价;另一方面学者们对于近代文学的“重新发现”，也影响了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反思与重构。《“晚清文学”研究读本》聚焦于“晚清”这一枢纽，把中国近代文学作为一个特别的领域，强调“重新研究”的必要与可能。作为编者，看到这本自认用心编成的小书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非常高兴。

长久以来，无论是文学史书写的陈旧重复，还是高校中文学史教学的封闭僵化，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文学研究、影响后学对中国文学的探究研习兴趣的重要桎梏。要改变这种状态，不仅需要与时俱进，及时把研究的新进展、新突破，引入到文学史教学之中;更需要突破既有的文学世界观和学科框架，告别追求体系化和全面化、强调线性发展的文学史写作机制和结构，在新的理论关怀下探索文学史多种多样的诠释方式乃至呈现体例。《“晚清文学”研究读本》所希望的就是提供一幅同步于学界近年发展、具有较好“导航”功能的学科地图。

如果从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研究算起，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已經有了近百年的历程。早年的陈子展、钱基博、吴文祺、阿英等诸位先生筚路蓝缕，为近代文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无论是对作家作品个案的研究，还是对近代文学整体的判断，都有较大推进。而由众多权威学者参与的、三十卷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的陆续出版，更代表了这一学术论域的日渐成熟。虽然近代文学研究在最近三四十年快速发展，能够与全球人文学术的很多新问题、新方法发生关联，成为中国研究中众多话语和讨论的聚集地，然而在大多数文学史教材中，晚清文学的身影依然非常黯淡。基本的史料整理还较为欠缺，而就普遍成果来看，陈陈相因的平庸研究过多，过于碎片化、见木不见林的研究过多，与少量突破性研究相比，整体的水平相对滞后。“晚清文学”作为相对弱势的学术分支，直接表现为国内竟然没有一本直接以晚清文学和文化为主题的学术刊物，晚清文学方面的论文往往很少见刊于国内权威的文学研究刊物，相关研究课题很少入选各种学术项目支持，成果也罕见获得学术奖项，这种空间的狭窄与晚清文学研究的进展以及它所蕴藏的学术潜能是不相称的。

无论是继续采用以往的标准将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的起点，还是强调“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大致从1895年开始的整体，或是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把“现代”的起源界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如严家炎）或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如范伯群）从而取消了“近代”，又或是不认为“近代”或“现代”的有一个单一起源，更倾向于强调晚明甚至更早的一些“关键时刻”的意义（如王德威等），总之，关于“近现代”起源和分期的争议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追问和寻找的冲动;具体到文学，就是追问和寻找中国文学“何以现代”的独特性。的确，从帝制晚期到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和建设的过程中，古今、中西之争前所未有地激烈，认同的崩溃和再形成也前所未有地艰难。“文学”与政教的关系，“文学”的观念、范围、生产、传播、消费与评价发生了巨大变化，文类、文体乃至书面语言本身也在创生和兴替之中，这恰恰是中国近代文学最宝贵的地方所在。

近代文学不仅给学者提供了足够丰富的可以处理的材料和讨论的对象，更重要的是蕴含了既不同于“（中国）传统”、也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独特的思想资源，有待进一步整理和激活。因此，“晚清文学”作为一个论域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和争辩。重新发现晚清所联系着的，是学者对中国近代自身经验的重新重视，是把自身独特性上升到可以与西方理论进行平等对话的学术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