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墨

3月18日、19日，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了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这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中美两国首次面对面的高级别对话。对话的结果，基本没有超出此前外界的预期。双方都坦诚存在分歧，但也都表明了继续接触、对话的意愿。安克雷奇会晤不会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后，中美关系不会立刻春暖花开，但也不太可能重回特朗普政府时期的那种剑拔弩张。

这次会晤更像是一个节点，中美关系走到这个阶段，双方都在“对表”，通过直接接触向对方说出关切、亮明底线，然后作政策评估，制定下一步的路线图。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路线图很可能意味着，中美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顺畅。拜登政府的对华外交，虽然声称是既竞争又合作，但明显更倾向于竞争，其间还会有对抗。

中国外交的目的，依然是为国内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其中当然包括中美关系。而回不到从前的中美关系，正在进入未知水域。这注定是一次长跑，需要耐心。虽然美国仍是中国外部环境中的重要变量，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影响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底气。因为有底气，所以能有耐心。

对 表

零下18度，這是中美安克雷奇会晤第一天当地的气温。这种极寒天气，也是对当下中美关系的一种隐喻。特朗普在对华外交上的简单粗暴，把中美关系拉入两国建交以来的谷底。作为继任者的拜登，继承了特朗普的对华强硬，只是少了那份癫狂。在安克雷奇会晤前，中美关系依然冰封。而这种极度深寒，完全是美国刻意制造出来的。

3月16日，也就是安克雷奇会晤两天前，美国以香港问题为由制裁中方官员。事实上，拜登入主白宫以后，在香港、新疆问题上向中国施压，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比起特朗普有过之而无不及。布林肯在赴安克雷奇之前，于3月15日至18日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一道，接连访问了日本与韩国，与这两个盟友举行了外长加防长“2+2”会谈。而此前的3月12日，拜登召集了一次美日印澳线上“四国峰会”，把“统一战线”的气场做得很足。

营造气场，是为了追求所谓的以“强势地位”同中国对话。在第一场会谈的开场白中，沙利文说，很少有地方能像阿拉斯加这样，代表美国人慷慨、坚韧、无畏的精神。“我们将永远捍卫我们的原则，捍卫我们的人民，捍卫我们的朋友。”而在他之前发言的布林肯，则列出了香港、新疆、台湾等诸多“美国关切”，并称要强化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美方在会晤之初，就表现出咄咄逼人，而且是居高临下。

杨洁篪在随后的发言中，作了极有针对性的回应。他直接批驳了美方“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与中国打交道，就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杨洁篪还说，中国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不是以一小部分国家制定的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所以，在媒体的报道中，安克雷奇第一次会谈充满了“火药味”。

尽管方向上不对路，但中美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如何与对方打交道。

换个角度看，这也是中美的一次“对表”，即直白地表露自己的重要关切，明确告知对方哪些问题存在重大分歧。提出问题清单，要求对方照办，可以说是美国外交的常规套路。安克雷奇会晤，美方显然还是在按照这个套路操作。中方的回应则是在向美方传递这样的信号：“常规套路”行不通，中美关系需要真正意义上的相互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的中美关系怎么走，美国在向后望，而中国在向前看。

尽管方向上不对路，但中美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如何与对方打交道。在这一点上，美方的紧迫感，一点也不比中方小。对于安克雷奇会晤，中方称是“高层战略对话”，而美方则回避这样的表述，称只是“一次性会谈”。需要指出的是，这次会晤是拜登政府主动邀约的，而且派出的是国务卿加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高官组合。相比来说，中方显得更为坦荡，反倒是拜登政府的做法略显扭捏。

虽然安克雷奇会晤的第一次会谈充满“火药味”，但从双方发布的新闻稿来看，后来的两次会谈，谈及了一系列两国共同的关切与潜在的合作领域，而且都表明将继续保持沟通。比如，双方将建立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组，在朝鲜半岛、伊朗、阿富汗、缅甸等问题上保持沟通协调。毫无疑问，这样的“对表”，至少有利于防止中美关系回到特朗普政府时期的“非正常状态”。

较 量

“非正常状态”的风险在降低，但中美关系进入新常态—更为激烈的战略竞争，可能性却在升高。无论从战略思路还是外交行为上看，拜登政府都吹响了战略竞争的号角。中国肯定也会思考，如何应对新常态下的挑战，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如何与对方打交道，安克雷奇会晤没有给出答案，但中美两国都在做长远布局。

3月25日，拜登在就任总统后首次记者会上提到与中国的竞争时说，“中国有一个总目标，成为世界领先、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在我任期内，这不会发生，因为美国会继续变得更强大。”如果说拜登说得还比较隐晦，那么布林肯则直白得多。他在就任国务卿后的首次外交讲话中，把中国定位为“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认为中国是唯一在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实力上构成严肃挑战的国家。

联盟外交是拜登政府的既定思路。美国新任国务卿首次出访选择亚洲而非欧洲，2009年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已经开创了先例。但拜登政府“升级”了这个先例，派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组团”访问日韩。布林肯是在3月18日结束韩国之行后，直飞阿拉斯加。而在安克雷奇会晤结束后三天，布林肯又飞往欧洲，参加北约成员国外长会。4月2日，拜登政府又安排了美日韩国安首长会晤。

密集的外交出访，首先是想宣誓“美国回来了”。但从拜登政府的外交布局来看，中国因素无疑是重要考虑。在安克雷奇会晤前后，拜登政府的国务卿、国防部长和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集体出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对与盟友协调对华政策做摸底调查。能否如其所愿，或者有多大效果，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都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评估的重要部分。

布林肯飞赴欧洲的当天，王毅在广西桂林接待了来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后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3月24日至30日，王毅访问沙特、土耳其、伊朗、阿联酋、巴林、阿曼等中东六国。3月31日至4月3日，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等东亚五国外长，应王毅外长邀请访华。3月中旬以后，中国掀起的这波外交高潮，被外界解读为对美国联盟外交的回应。

不过，同样是密集外交，中国的意图与美国存在明显不同。拜登政府的这波外交，或多或少都在围着中国转，最终服务于美国赢得战略竞争。而中国的外交，更多是在彰显时局变化下，中国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合作共赢。关于美方称不让中国超越美国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回应是，“中国的目标从来不是超越美国，而是不断超越自我，成为更好的中国”。外交姿态上，中美不在一个高度。

无论拜登政府如何经营“朋友圈”，中美关系迟早还是会回到如何管控竞争的问题上来。但安克雷奇会晤后，美国拿“新疆棉花问题”说事，借世卫组织新冠调查报告联合西方盟友施压，都说明拜登政府在放任中美矛盾扩大化。在拜登政府开始严肃地考虑管控竞争前，中美关系的动荡是大概率事件。在这个过程中，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中国没有妥协的余地，只能作出对等回应。

耐 心

与特朗普政府相比，外界普遍认为拜登政府在战略上更理性。但是，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频频发起挑衅，显然不是一种战略理性。无论是熟稔外交的拜登，还是他那些外交经验丰富的外交团队，都清楚这不仅无济于事，还可能适得其反。布林肯在安克雷奇会晤时提出的问题清单，几乎全部指向“干涉中国内政”。某种程度上说，拜登政府有难言之隐，他的战略理性，受到美国国内政治非理性的掣肘。

尽管把中国定位为最大的战略挑战，但拜登政府明白，美国真正的挑战来自国内，能否赢得战略竞争，也取决于国内问题的解决。

安克雷奇会晤中的对华强硬，布林肯和沙利文有以“强势地位”捍卫美国利益的一面，也有“演戏”给国内看的成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月20日的一篇报道，援引一位共和党参议员的助理的話说，布林肯和沙利文可能意识到议员们都在看着，他们俩不能有丝毫妥协，不得不强硬。原因不难理解，拜登在像经济刺激法案这样的问题上，需要国会共和党人的配合。而对华强硬，是他向共和党抛橄榄枝、展示政治团结的砝码。

尽管把中国定位为最大的战略挑战，但拜登政府明白，美国真正的挑战来自国内，能否赢得战略竞争，也取决于国内问题的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的中美关系成了美国政治极化的牺牲品。在美国政治“恢复正常”前，这种局面可能都不会出现实质性改变。中国应有抵御这种负面冲击的心理准备，同时也应看到，拜登政府有回归理性的意愿。

这种“理性“，很可能体现在思考如何管控竞争上。拜登政府的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与沙利文，在2019年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没有灾难的竞争》的文章，阐述了中美如何在竞争中实现共存的问题。如果“越过”拜登政府近期对华外交上的非理性，在其外交团队的战略思路中，中美两国是有可能找到“交集”的。

今年2月11日，习近平主席在与拜登的通话中说：“中美双方应该重新建立各种对话机制，准确了解彼此的政策意图，避免误解误判。要分清哪些是分歧，要很好管控；哪些有合作意义，共同推动走上合作轨道。”一个多月后的安克雷奇会晤，无论作何种解读，无疑都是中美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展现出了耐心。球，在拜登政府那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