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靖芳

中共三大的会址坐落在广州东山的一处小洋房里，慕名在附近打卡的年轻人络绎不绝，远道而来的游客也不少，但这个会址曾经是一个谜。

当时，会场是临时租用的民居，因此会议召开后的接近50年时间里，人们对其的印象模糊，只能笼统地记得是“广州东山”的某个位置。

参与过三大的老党员徐梅坤是最早提出寻找会址的人。1972年，广州进行过一次大范围的调查，徐梅坤写信提到过具体的线索：恤孤院路。“会址是在空旷地上独立的一座二层楼，左右没有屋舍毗邻；地势比街边稍高，雨天时能见雨水北流。”

为了锚定具体位置，已经年至八旬的徐梅坤不久后专程从北京来到广州，他走到恤孤院路一栋三层的仿西式花园别墅前，抬头望到屋顶上刻有“1922”四个数字，显得非常激动。他认出了这栋“逵园”就在会场的对面，只要透过窗户，就能看到这几个数字。

正是有了徐梅坤的帮助，三大会址的具体地点和其建筑样式、内部布局等轮廓才逐渐清晰。这段历史，如今被简短地记载在逵园外的古铜色小牌匾里，短短数字，句句风云。

落地广州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南北方都活跃着不同的共产主义小组，特别的是，相较于北京和上海，广州的组织工作要复杂得多。

从一个侧面开始讲起。1920年年底的冬天，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来到岭南，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临行前，他抱着“无穷希望”。

此时，上海的建党工作已经走上了轨道，陈独秀也正希望能扩大党的影响力。陈独秀对教育、对社会的改造有着理想的追求和现实的认知。赴任前，陈独秀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教育不受行政干涉；二是以广东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三是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趋势。这些，都获得了陈炯明的同意。

李大钊和张国焘也认为，陈独秀去到广州，能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带到广东，还能帮助成立共产主义组织。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爱国的仁人志士无不在奋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客观形势是，陈独秀到来前，广州曾经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最大根据地，盘踞着一股无政府主义思潮。

1915年刘师复逝世后，黄凌霜、区声白、梁冰弦等人继承其衣钵。他们在学生和工人中有较大影响，控制了茶楼、理发等行业的工会组织，创办了周刊，为工人运动兴起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1919年无政府主义者成立的茶居工会，还是广州首家工会。

可是，无政府主义者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他们寄希望于一个绝对自由的状态，希望能“自创一个无牧师、无皇帝、无总统、无法官、无狱吏、无警察管辖和无寄生虫之社会”。这和马克思主义的理念是相悖的。

1920年年底，陈独秀和维经斯基先后到达广州，因着分歧的日益显现，他们展开了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不同。比如，无政府主义认为，公众心理可以替代法律，陈独秀的反驳掷地有声，他认为群众的心理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去理性。但他对区声白仍然报以尊重，“他不属于下品的无政府党，是一个纯洁的青年”。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爱国的仁人志士无不在奋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客观形势是，陈独秀到来前，广州曾经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最大根据地，盘踞着一股无政府主义思潮。

论战是笔战，一来一回，你来我往，主要阵地是《新青年》和《广东群报》，持续了数十天。陈独秀的论述，显然占了上风，不久后，排除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了。这场论战也被载入了史册。

陈独秀的到来，是广州重新组建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力量，他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带来了种子，丰盈了土壤。同时，也为中共三大的召开奠定了根基。

秘密衬衫

中共三大“来到”广州，还与一件印着密令的衬衫有关。

1922年的西湖会议，来自共产国际的马林带来了建议，他穿着印有共产国际远东局文件的丝质衬衫，在上海见到了陈独秀。这件如今保存在荷兰的衬衫，刻着这么些字迹：

“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刻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菲利浦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

菲利浦，也就是马林，他还带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其实，众人都意识到，新生的共产党力量是微弱的，仅仅依靠罢工和合法斗争，很难走出困境。

尽管如此，初闻此番提议，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不少人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最重要的理由是，两党的革命宗旨和根基不一致，他认为国民党联美、张作霖和段祺瑞，是“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若加入进去，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

陈独秀所在意的明显细节之一是，加入国民党需要打手模、宣布服从孙中山。这些形似江湖党派的程序，是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人所极难接受的作风。

中共党史学会副秘书长李颖提道：陈独秀曾言，“我的最基本条件：国民党一定要取消打手模、宣布服从孙中山这些特别封建的规定，才能实现合作。”

“国共合作”的想法，就这样在质疑、讨论和妥协的声音下提出了，从一开始所迎来的激烈反对声，到后来的屡次讨论与说服，国共合作才获得了比较大范围的共識。

当然，合作的想法是相互的。孙中山也深以为然。1913年发生的二次革命，让他意识到国民党存在的诸多积弊：成分复杂、派系林立、组织松散……这个政党虽然资格很老，但就像一盘散沙，“实不知党员在于何所”。

就连宋庆龄也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孙中山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1922年的秋天，西湖会议后，一位戴眼镜的先生叩响了上海香山路7号孙中山寓所的大门。他就是李大钊，专门前来拜访孙中山。

几次会面之后，两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信任。李大钊对孙中山说：“其实我们的共产主义和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一致的，所以，我建议中山先生必须改组国民党，去恶存善，让党形成活力，充满动力。”李大钊是带着诚意到来的，他们一起讨论了振兴国民党、振兴中国的问题，孙中山兴奋难抑，“畅谈不倦，几乎忘食”。

打捞记忆

时间又往前进，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永汉路太平沙的“看云楼”（也就是现在的恤孤院路3号）召开，他们平均年龄29.8岁，那里是陈独秀在广州的住所。

二楼就是会议代表们住宿的地方，南边的房子一间住五个人，北边的一间住两到三个人，他们生活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清苦：睡的是凳子和床板搭起来的木板床，广州蚊子多，要再挂一床黄麻布蚊帐。而这些家具都是借来的，房子太旧，连电灯都没有。

一楼的客厅里，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马林也参加了会议。

如今，在广州东山恤孤院路附近，还留存着一片和国共合作相关的记忆。

距离三大会址南面一百多米处的就是“春园”—曾经是当时马林的住处，偶尔也会作为三大的“分会场”，三层楼房并排三幢，四周有铁栏杆制成的围墙，门前原来就是种着棕榈树的河堤，代表们常在河堤上散步、畅谈。

会址东面不远处是“简园”，这是一座颇为精致、宽敞的洋房，大门向南开，门顶园拱上镶嵌着一块刻着园子名称的门额，最初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琴石的产业，上世纪20年代曾是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的公馆。当时毛泽东除了参会外，还常到简园找老乡谭延闿讨论问题，争取他支持国共合作。

李大钊是带着诚意到来的，他们一起讨论了振兴国民党、振兴中国的问题，孙中山兴奋难抑，“畅谈不倦，几乎忘食”。

这些规模不大的小洋房，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很小的一個斑点，几近湮没，但它们经过有意的打捞，重新得到了还原和记忆。

对比起举行一大和二大时需要随时掩人耳目、提防敌人的氛围，三大显然要宽松得多，没那么让人紧张。击退了“叛变”的陈炯明后，孙中山重回广州，他们对共产党采取友好的态度。

中共三大的议程主要有三项，分别是讨论党纲草案、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和选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自然是最中心的议题。

会议代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以陈独秀和马林为代表的想法，是推动全党加入国民党里，包括产业工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另一种是以张国焘和蔡和森为代表，他们反对产业工人的加入，认为这样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

对于新鲜事物和不断变化的革命形势，分歧是在所难免的。最后，代表就《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进行投票。票数胶着，有21票赞成、16票反对和3票弃权，议决案获通过，并确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而陈独秀此前所提到的入党程序问题，国共合作确认时双方已经达成共识，孙中山欣然同意他的建议，“赞成中共加入国民党……允许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我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

这次三大还来了一名年轻人，身穿蓝色长衫，操着一口湖南口音，从上海乘船而来—这是毛泽东首次到广州。这一年，他30岁，作为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作了工作报告。他讲的两番话后来让与会者印象深刻，分别是这么说的：“所有反帝运动都是由饥寒交迫者，而不是资产阶级发动的，因此，我们不应该害怕被资产阶级腐化，更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中去。”

难得的是，他还意识到了农民的重要性：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应该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由于报告获得了陈独秀和马林的认可，他还被指派主持《农民问题决议案》的起草工作。此次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获得34票，首次进入中央局，担任秘书职务。

中共三大，是一次国民革命背景下更新观念、实现转折的一次重要会议。结束后，共产党人一起去到黄花岗烈士墓前，由张太雷带头，唱起了《国际歌》。

黄色房子

国共合作的方向日益明晰后，国民党“一大”也随之到来。明黄色的钟楼，是原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礼堂，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在这里主持了国民党的“一大”会议。

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

这次会议，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形成了革命统一战线。

中共三大之后，以反对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就像滚滚的洪流席卷了中国的土地。短短几年间，共产党员人数从500多人发展到了5万多人，红色的火焰越燃越烈。

而将目光放回到97年前的现场，实际上，会场里其实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历时五天。这也为日后的矛盾，埋下了一些线索。

以方瑞麟为代表的势力，反对“跨党”的主张。他们极力反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还要求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款，这个提议，明显是让共产党员变得为难。

面对这些质疑，参会的李大钊代表共产党作出了回应，在《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里，他进行了不卑不亢的阐释：“我们加入本党，是几经研究再四审慎而始加入的，不是糊里糊涂混进来的，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

李大钊的真诚与逻辑的理据，如今看来依然是让人动容的。《意见书》的最后，他还写道：自今以往，我们与先辈诸同志共事之日正长，我们在本党中的行为与态度，当能征验我们是否尽忠于国民革命的事业，即以尽忠于本党，愿我先辈诸同志提携而教导之。

如今重回国民党一大的会址，从大门进入，在走廊尽头的会场处，还能看到原先座席的模样。耳边，则循环响起孙中山《救国方针》演讲的录音。国民党“一大”会议上，他对“三民主义”进行了新的阐释。当我们仔细理解这些话语，就会发现它和共产党所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是有理念、目的上的重合的。

反对帝国主义、提出普遍平等的民权、承认“耕者有其田”、并谋求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与中共二大所提出的“党的最低纲领”基本一致，这成为了两党首次合作的政治基础。

最终，大会否决了方瑞麟等人的提案，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确认了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众多共产党人的努力与坚持，没有白费。

此后，以反对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就像滚滚的洪流席卷了中国的土地。与此同时，共产党组织迅速地发展起来，短短几年间，党员人数从500多人发展到了5万多人，红色的火焰越燃越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