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为方法的人权话语体系

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副教授 王理万

本文节选自《人权研究》2021年第1期

首先，中国人权传统的“重新发现”是进行“自我东方化”的起点。199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的发布，标志着人权概念在中国获得官方接纳和认可。其后很多学者开始致力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和新中国政治中的人权因素，这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学术努力。（1）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文化/文明中的人权基因，特别是将儒家思想中的性善论、道德自律、民本思想等解释为“儒家人权”。（2）致力于发掘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人权因素，即总结中国自1949 年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对人权的促进和保障。可以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从民族革命和人权革命两个面向保障了人权：一是实现了作为人权前提的主权独立，二是促进了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二者合并起来就是追求社会主义的“人的解放”。而在许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尽管可能完成了政治上的“去殖民化”，但是并未能提高人权保障水平，从而陷入了“失败国家”的命运。（3）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促进了人权的发展，而讨论改革开放和中国人权发展的关系问题，也成了建构中国人权话语的重要内容。无论用何种学术观点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何以成功，都建立在一个基本共识之上：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人权的实质进步。改革赋予了人民更多的自主性，善用市场的力量配置资源，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准，发展权被中国人权話语广泛推崇。这在2016 年中国政府发布的《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中被表述为“中国立足基本国情，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既努力通过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民的发展权，又努力通过保障人民的发展权，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上述关于新中国人权发展的论述，事实上是把人权话语嵌入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经验之中，使得人权话语进入主流议程。

其次，中国在承认人权的普遍性原则的前提下，更加强调人权实现道路的特殊性。自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特色人权话语展开了系统讨论，认为中国人权在以下方面具有特殊性。（1）中国慎重对待人权和主权的关系问题。这与中国自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受西方国家压迫的历史直接相关，把争国权和争人权连接起来。有学者将其描述为“救亡与启蒙始终相互促进，外争国权与内争人权互为表里，争国权即争国人的集体人权”。（2）中国强调个体人权和集体人权的统一性—但此处的“集体权利”并不是压迫性和依附性的，而是强调旨在为个体权利实现创造条件和基础。（3）中国强调人权（权利）和社会责任（义务）并行。虽然权利本位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是无论在立法还是在实践层面上，均重视履行社会责任。“而在 20 世纪初，中国人接受西方个人权利观念时，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接受自然权利观，这样，中国人在理解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时，无一例外地主张人有权利即有义务，甚至视尽义务是享有权利之前提。”（4）中国强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在实现方面的优先性，这与西方国家把政治权利前置的思路有较大差异。

然而上述关于中国人权特殊性的话语很容易陷入“自我东方化”的困境。（1）把西方学界基于“东方主义”的表述视为关于中国问题的客观描述，固化了自我认识和发展的模式，即从“他指”变成“自认”。（2）在论述中国人权的特征时，很容易陷入“绝对主义”的误区，将一些本该兼容的范畴人为地对立起来，这点在西方学者关于中国人权的论述中尤为明显。反而是中国多数学者基于“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尽力试图调和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3）在辨析人权话语时，不能忽视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断裂性和连续性的问题，即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人权话语、改革开放前后的人权话语的内在差异性，其中既存在前后承继性，也存在一定的断裂和否定，从而推动中国人权话语不断走向成熟。

后疫情时代东亚经济共同体构建方略

韩国江南大学国际研究生院特聘教授 李学成

本文节选自《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年第3期

后冷战时期，尤其是后疫情时代，促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和战略意义：

第一，后冷战时期美国加紧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布局，但受疫情的影响，美国国内矛盾越发激烈，无暇顾及东亚区域。但是拜登执政后会进一步加强美国东亚区域战略布局，尤其是会加强美日韩军事同盟关系，拜登显然不同于特朗普。对此，中国政府要有足够的认识和战略准备。东亚经济一体化，将给中国带来市场扩张效应的同时，发挥中国工业生产和市场的规模优势与生产优势，进一步吸引全球跨国公司布局中国，这样不仅有利于引进外资更有利于引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二，到 2019 年年底，中国GDP（14.3 万亿美元）在东亚已远超其他国家，占东亚总 GDP（24.23万亿美元）的59%，是日本的近三倍（5.1万亿美元）、韩国的近 8.5倍（1.69 万亿美元）、东盟的4.5倍多（3.14 万亿美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东亚国家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有利于中国发挥劳动力和规模经济优势，而且有利于东亚国家优先占领中国市场，东亚各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布局，配置生产要素，都将居于有利地缘优势。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钢铁产量占全球的50% 以上，家电生产占全球 40% 以上，汽车生产和销售都占全球30% 左右。实现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有利于东亚区域内各国生产要素的资源整合，而且东亚各国可以优先参与到规模生产链中，充分发挥各国工业生产技术优势。

第三，中国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又是第一货物进口大国。实现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与东亚各国的自由贸易区，不仅有利于中国商品出口东亚各国，而且有利于东亚各国商品源源不断进口到中国。近年来，在上海举办的中国进口博览会，进一步加大了中国进口外国商品的力度和规模。东亚各国正可利用这一有利机会向中国出口本国商品。中国也要利用这一商机在给予东亚各国好处实惠的同时，加强与东亚各国的外交关系，以经济互惠换取政治利益。尤其是要增强与韩国、日本的政治互信，逐步游离美日韩军事同盟，为早日实现中日韩经济一体化扫清障碍。

第四，中国通过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能够巩固和完善原有的睦邻友好关系，而且通过区域一体化合作机制，能够实现区域国家政治上经常对话，协调政策立场，保持密切沟通，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与摩擦，消除区域内国家之间矛盾与政治焦虑，增加共识，促进区域内国家之间的合作共赢。东亚各国亦可以借助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区域内政体稳定、经济繁荣、睦邻友好，消除大国对本国经济政治的干预。中国正是经济腾飞期，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对中国极其重要，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够给中国经济建设提供较好的区域政治环境，使中国能够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铺平道路。

第五，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将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区域经济一体化必将引起区域国之间产业结构调整，从而带动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投资，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将大大改善和消除投资与贸易壁垒，减少投资障碍。区域经济一体化，必将促进成员国的跨境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这样即可带动东亚区域内发达国家日本与韩国的区域内投资，减轻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投资负担，进而加强中日韩在东亚区域内的经济合作，为早日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搭建平台，最终实现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全球化不会因美国的政治而终结。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正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