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古悦

（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延吉133002）

20世纪初开始，日本帝国主义为满足对外扩张称霸亚洲的野心，相继对周边国家展开侵略，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极为深重的苦难，特别是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实施的残酷统治，导致近两万朝鲜人民①《关于暴徒的报告》，参见《不逞团关系杂件-朝鲜人部分-满洲地区》第1卷，东京：日本外务省，1912年，第3页。被迫迁移并定居辽宁地区。②《鲜人秘密结社事件》，参见《不逞团关系杂件-朝鲜人部分-满洲地区》第2卷，东京：日本外务省，1913年，第175页。他们大部分是贫苦的农民，少部分人从事工商业与手工业，收入十分微薄，既无任何政治权利，又无法律保护，长期处于社会的底层。除劳动者之外，还有一部分朝鲜独立运动者们聚集在辽宁地区筹集资金购买武器，袭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行政机构与驻扎军警，③《关于暴徒的报告》，参见《不逞团关系杂件-朝鲜人部分-满洲地区》第1卷，第3页。在辽阳、奉天（沈阳）、铁岭等地秘密结成数个反日运动团体宣传反日思想，④《鲜人秘密结社事件》，参见《不逞团关系杂件-朝鲜人部分-满洲地区》第2卷，第175页。使日本帝国主义难于应对。为了消除反日运动者的威胁、控制辽宁地区朝鲜人民，日本帝国主义以资助朝鲜移民为幌子，设立亲日朝鲜人团体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亲日朝鲜人团体在日本帝国主义指示下监视、镇压、杀害独立运动者，伙同日本军警暗中多次对中国进行调查，收集社会与自然资源情报，并刺探军事、经济情报。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辽宁各地曾出现过多个亲日朝鲜人团体，这些团体根据性质可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援助朝鲜人民为幌子的社会团体，如：“朝鲜人会”等，另一种则是在三一运动后，专门以武力镇压独立运动的亲日武装团体，如：“保民会”等。这两种团体皆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指挥，对朝鲜人民进行监视与镇压，是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殖民侵略的工具。

亲日朝鲜人团体是东北地区朝鲜民族历史中无法回避的历史现象，体现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控制朝鲜人民染指中国领土的野心。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国内外对于亲日朝鲜人团体的学术成果仍然较少，通过对九一八事变前亲日朝鲜人团体的研究，可以客观还原辽宁地区奉天当局与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移民问题上角力的历史过程，在中、日对朝鲜人政策研究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将结合中、日档案资料考察辽宁地区的亲日朝鲜人团体，对其形成的内外因素与发展过程进行发掘，还原亲日朝鲜人团体的历史原貌与日本帝国主义阴谋蚕食中国东北土地的罪证。

一、亲日朝鲜人社会团体

亲日朝鲜人社会团体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建立并控制的朝鲜人社会组织。日本帝国主义最早将亲日朝鲜人社会团体设立在辽宁朝鲜人口最多的安东（今丹东市，下同）地区。1913年11月7日，日本驻安东警务署署长古藤警视以协调在满朝鲜人关系、促进工商业发展为理由，设立“安东朝鲜人亲睦会”，并以所谓“民主”投票的形式选出6名工作人员。①参见《不逞团关系杂件-朝鲜人部分-满洲地区》第2卷，第204页。同年11月13日，“安东朝鲜人亲睦会”更名为“安东朝鲜人组合”，并颁布了《安东朝鲜人组合会规约书》，②参见《不逞团关系杂件-朝鲜人部分-满洲地区》第2卷，第227页。对组织性质、成员选拔、经费来源等流程做出规定。组合内部还设立“组合长”1名，“副组合长”1名，“评议员”若干名，其成员平均年龄为36岁，全部是安东市区市民，大多为当地高收入商业从事者，在当地朝鲜移民中有一定的社会地位。③参见《不逞团关系杂件-朝鲜人部分-满洲地区》第2卷，第295页。

尽管日本帝国主义标榜“朝鲜人组合”为“朝鲜人自发的民间社会团体”，但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人组合”的控制与影响毋庸置疑。日本领事馆在朝鲜人组合中拥有最高行政地位，根据《安东朝鲜人组合会规约书》，所谓的“朝鲜人组合”从建立初就完全听命于日本驻安东领事馆。日本领事拥有审查组合干部、干涉组合内部选举、审核组合财务预算的权力，领事馆对组合内部行政和财政的直接管理也为辽宁其他地区亲日朝鲜人团体的运营模式定下了基调。

日本帝国主义非常重视“朝鲜人组合”的成立，为了更方便地向辽宁地区朝鲜人宣传推广所谓“朝鲜人组合”，1913年11月22日，在日本外务大臣牧野伸显突出“民间团体性质”的要求之下，④参见《不逞团关系杂件-朝鲜人部分-满洲地区》第2卷，第220页。未来建立的“亲睦会”要全部更名为“组合”，以毫无政治目的的民间社会团体为旗号，借此吸引更多的朝鲜人加入。同时，安东领事吉田茂提出需要在其他地区推广建立朝鲜人组合，以谋求更大的利益。⑤参见《不逞团关系杂件-朝鲜人部分-满洲地区》第2卷，第275页。1914年7月，外务省特别派员进驻奉天等领事馆，在总领事的协助下，与总督府一同对朝鲜人社会团体进行指导监督。特别是在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满蒙条约》后，日本加快了利用亲日朝鲜人社会团体侵占中国领土的步伐，在1914至1916年之间，安东朝鲜人组合又在接梨树、凤城、浑水泡、宽甸建立了4个总支部，组合会员也从108户增加到了216户。⑥《关于朝鲜人民会补助费的文件》，参见《对朝鲜人民实施政策关系杂件-朝鲜人民会》，东京：日本外务省,1921年，第203页。根据安东朝鲜人组合规定，会员根据收入程度交纳会费与维持经费。⑦《关于安东朝鲜人组合》，参见《不逞团关系杂件-朝鲜人部分-欧美地区》第1卷，东京：日本外务省,1913年，第1页。除此之外，安东朝鲜人组合还收到了来自领事馆的大量补助。据统计，1913年共收到领事馆补助约6800元，而1916年领事馆补助金额达到了9100元。⑧安东朝鲜人组合，本部编写：《移居于满洲的朝鲜人情况》，安东：安东朝鲜人组合本部,1916年，第32-33页。安东朝鲜人组合通过补助费用建立了安东谷物中介所、朝鲜特产所、畜牧动物出售所等民间机构，完全控制了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经济命脉。此外，日本帝国主义还建立了安东朝鲜人普通学校等教育机构，朝鲜人组合成员子女都可入学并获得资助，垄断的教育权从根本上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提供了方便。

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对东北的控制，利用朝鲜人对东北领土进行蚕食，从1917年开始在辽宁地区相继成立了奉天居留朝鲜人会、①1920年更名为奉天居留朝鲜人协会。铁岭朝鲜人农业组合。②1922年更名为铁岭朝鲜人会。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日本国内米价连年飞涨，而东北地区的大米品质优秀且价格低廉，③辽宁省档案馆：《东北边疆档案选辑》第五十三册，第194页。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水稻的重视。同时由于1919年的三一运动影响，辽宁地区的朝鲜人反日独立团体与之前相比更为活跃。为了维护在东北的利益，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朝鲜人政策的重点转变为以保护朝鲜移民为名，诱导其接受“日本臣民”身份以发展辽宁地区朝鲜人农业，④辽宁省档案馆：《东北边疆档案选辑》第五十三册，第437页。并于1920年将“朝鲜人组合”进行整改，更名为组织程度更强的“朝鲜人会”。在此后几年内，辽宁地区又接连成立了抚顺朝鲜人会、营口朝鲜人会、鞍山朝鲜人会等团体，而这些朝鲜人会成员又在日本领事馆的指使下相继成立了各种经济、农业、教育组织，在各个领域扩大亲日团体朝鲜人民会的影响力。

在经济上，朝鲜人会以各种渠道收买水田，设立低息农耕贷款并对朝鲜农民进行经济补助，还对其供应农作物种子，帮助他们改良农具并进行免费农业指导，以减轻其经济上的负担。⑤辽宁省档案馆：《东北边疆档案选辑》第五十三册，第192页。亲日社会团体还负责对农作物的贩卖途径进行调查，并保护成员生产与贩卖农产品的基本权益。如果收获季节农民丰产，还会表彰他们在农业上的贡献并实行奖励。⑥辽宁省档案馆：《东北边疆档案选辑》第三十七册，第365页。在教育上，日本帝国主义指示满铁会社与朝鲜总督府建立大量朝鲜人学校，通过朝鲜人会对其进行经济扶持，以吸引在辽朝鲜人子女前往入学，朝鲜人会资助的学校涵盖了幼儿园、普通学校、夜学校与书塾等，其使用的教科书由朝鲜总督府编写发行，借此推行殖民奴化教育，培养忠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顺民”。根据《在满鲜人学校调查》（表1）的统计，⑦辽宁省档案馆：《东北边疆档案选辑》第五十七册，第299页。1929年辽宁地区至少有三十二所学校，一千三百余名朝鲜人学生受到过朝鲜人会的资助。

表1 1929年辽宁地区朝鲜人会设立学校及受朝鲜人会补助学校情况表⑧ 抚顺普通学校的补助金由满铁、朝鲜总督府直接提供。

因亲日朝鲜人社会团体的影响逐渐扩大，奉天当局非常重视亲日朝鲜人社会团体的活动，特别是对朝鲜人的土地交易更是严防死守。1917年4月18日，奉天省内务部递交的省长咨文中明确表示要严密防范朝鲜人购买水田并清查朝鲜人会。他们经过调查，认为朝鲜人会是“日人阴谋”，要求各方严防管制，一旦有朝鲜人会的活动需要立刻上报，①辽宁省档案馆：《东北边疆档案选辑》第四十三册，第433页。还认为其“收买水田，居心叵测”。②辽宁省档案馆：《东北边疆档案选辑》第四十三册，第471页。而4月28日的日警强行调查桓仁县朝鲜人冲突一事，更印证了奉天当局认为朝鲜人会背后有日本帝国主义支撑的推论。③辽宁省档案馆：《东北边疆档案选辑》第四十三册，第475页。因此，奉天省财政厅厅长王树翰下达了中国人不得越过官方私自商租、变卖、抵押给朝鲜人土地的指令。④辽宁省档案馆：《东北边疆档案选辑》第四十三册，第480页。不过，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沈家彝认为与其遏制，不如设置农业银行、清查土地、推广水田、设立移民法律，对自愿去边境开垦的朝鲜农民实行奖励，最终吸引朝鲜移民入中国籍，可以有效地反制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⑤辽宁省档案馆：《东北边疆档案选辑》第四十四册，第1页。1918年4月18日，张作霖选择更为严厉的执行措施，下令严密防范朝鲜人会收买水田，并要求各县推行《提倡华民耕种水稻办法》，该《办法》除了告知汉人农民种植水稻、劝导富农集资种植外，还要求各县设水田专册，有出售水田者要经过县里核准才能允许交易，特别要求严防已入籍的朝鲜人将土地转给他人，同时要求当地警察严密监视朝鲜人集会，不得允许入中国籍的朝鲜人加入朝鲜人会。⑥沈阳市档案馆藏：《省长令为朝鲜人会收买水田严防由》，1918年。

由于扶植汉人农民种植水稻的政策，使本就处于贫困的朝鲜人农民处境更为艰难，一部分朝鲜农民离开辽宁前往吉林，留在辽宁的许多朝鲜农民只能加入亲日社会团体以获得援助。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指挥下，亲日朝鲜人开始抵制奉天当局的政策，1919年3月，朝鲜人会成员引发朝鲜人集会反抗中国的税收，占领县内官房并与中方官员产生冲突后，日本警察以保护“臣民”为名掏枪恐吓中方官员。⑦辽宁省档案馆：《东北边疆档案选辑》第四十四册，第149页。在辽朝鲜人愈演愈烈的抗议活动，迫使奉天当局下令严查朝鲜人会，因朝鲜人是名义上的日本“臣民”，因此首先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协商，奉天当局外交部门与日本领馆对此事进行商讨后，达成了省城内不出现朝鲜人会的名称标识；朝鲜人要组织社会团体需先与外交部门商议；日本总领事馆将朝鲜人会参与者名单交给中国外交部门，并保证其不会违反中国法律等三项协议。⑧辽宁省档案馆：《东北边疆档案选辑》第四十四册，第241页。

协议签署后，日本方面却仍暗中支持朝鲜人进行秘密集会，导致又出现多起朝鲜人暗中组织社会团体事件，而奉天当局则直接派出军警以强力手段予以制止。⑨辽宁省档案馆：《东北边疆档案选辑》第三十七册，第361页。1925年，《三矢协定》签订之后，奉天当局的行动愈加严厉，组织朝鲜人团体被认定为违反条例的不正当行为，组织者会被驱逐出境。⑩辽宁省档案馆：《东北边疆档案选辑》第三十七册，第418页。奉天当局持续对朝鲜人团体采取高压政策，要求辽宁各县要随时监视县内朝鲜人的动向，若有组织朝鲜人会的行为，可“求派警解散其特殊组织，以为防患未然之计”。⑪辽宁省档案馆：《东北边疆档案选辑》第四十九册，第405页。除此之外，奉天当局也开始注意到朝鲜人学校教育的问题，要求朝鲜人学校停学，朝鲜人子女前往政府指定学校上课，并任命中国人进行教学，意图解决日本帝国主义的“教育殖民”。⑫《关于奉天鲜人的情报》，参见《不逞团关系杂件-朝鲜人部分-满洲地区》第43卷,1926年，第233页。但高压政策令越来越多的朝鲜人加入亲日社会团体，奉系政府最终只能采取“一刀切”的手段，1930年10月11日，辽宁省政府向省内各县下达了《辽宁省韩侨管理办法》，该《办法》对韩人采取了更为严格的驱逐措施，禁止朝鲜人集会、设立学校等，违反者将被驱逐出境。①辽宁省档案馆：《东北边疆档案选辑》第四十九册，第377页。但此《办法》涉及范围广，执行难度较大，各县行动非常迟缓，直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此项政策也没有完全落实。

以“朝鲜人会”为代表的亲日朝鲜人社会团体的形成发展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朝鲜人民作为侵略中国的“棋子”，一手建立了亲日朝鲜人社会团体，并通过亲日团体来逐步分化朝鲜人民内部团结，控制朝鲜人民的经济、教育、社会生活，对朝鲜人民实行严重剥削，但奉天当局实行严格的驱逐政策，剥夺朝鲜人民在辽的生存权、教育权，动辄驱逐出境，反而促使了亲日朝鲜人社会团体的发展壮大。朝鲜人民除了要受到亲日团体的剥削外，还要受到奉天当局政策上的歧视，在“双重压迫”下生活日益艰辛。②洪鍾佖：《在满朝鲜人社会团体小考》，《人文科学研究论丛》1993年第10期。

二、亲日朝鲜人武装团体

辽宁地区的朝鲜反日运动较为活跃，朝鲜义兵首领柳麟锡早在1907年就提出了以安东地区为后方根据地进行反日斗争的设想。1915年，在北洋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后，反日义兵加速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拖延其奴役朝鲜民族、侵略东北的步伐。为了维持日本帝国主义在辽宁地区对朝鲜人民的控制，安东代理领事田村幸策声称要建立能保护良善朝鲜人的组织。③《关于保护在满移住鲜人》，参见《对朝鲜人施政关系杂件——保民会》(第1卷)，东京:日本外务省,1916年，第3页。日本帝国主义也需要一个可以随时“维持”治安，“保护”在辽宁地区的朝鲜移民，监视朝鲜反日运动并维护亲日鲜人利益的民间武装团体。④丹东朝鲜族志编委会：《丹东朝鲜族志》，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37页。1919年的三一运动后在东北的朝鲜人民显露出的高涨的反日情绪，以及辽宁地区规模日益扩大的反日武装斗争，加速了“保民会”的建立。

保民会与亲日政治团体“一进会”及其衍生宗教团体“济愚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济愚教时常以传教为名，暗中对东北地区朝鲜反日独立运动进行破坏，⑤魏声龢：《吉林旧闻录》，见《吉林地志-鸡林旧闻-吉林乡土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53页。在关东军与朝鲜总督府的支持下，潜入辽宁地区的济愚教徒首先于1920年2月5日⑥根据中方记录，为2月7日，来源：辽宁省档案馆藏：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辽宁省档案局合编：《东北边疆档案选辑》第三十七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7页。举办保民会成立大会，将总部设在奉天，兴京设支部临时事务所，⑦《关于满洲保民株式会社》，见《对朝鲜人施政关系杂件——保民会》第1卷，东京:日本外务省,1920年，第31页。在日本警察的监督下，崔晶圭任总会长，李寅秀为传教士。崔晶圭等向日方表示保民会将打击或诱降反日运动成员，请求日方给予经济上的援助。为了向日方表现自己的能力，保民会多次与日本军警大肆抓捕独立运动者，6月12日，奉天总领事认可保民会成立，并任命李寅秀为总会长，崔晶圭为总裁。⑧《关于满洲保民株式会社》，见《对朝鲜人施政关系杂件——保民会》第1卷，第2页。在日本外务省的支持下，保民会开始在辽宁地区执行镇压独立运动的任务。

在李寅秀、崔晶圭等人向日方提交的秘密意见书中，保民会是一支带有宗教性质的亲日朝鲜人武装，其成员信奉济愚教并服从关东军的指挥。⑨《关于满洲保民株式会社》，见《对朝鲜人施政关系杂件——保民会》第1卷，第15页。日本十分重视保民会在围剿反日独立运动者上的作用，除在兴京设立本部之外，还计划着手在辽宁地区独立运动较为活跃的东山、⑩今沈阳苏家屯附近。宽甸、桓仁、开原相继设立支部。①《关于设置认可满洲保民会向保护方中国官宪交涉件》(1)，见《对朝鲜人施政关系杂件——保民会》第1卷，第3页。奉天总领事赤冢正助指出：日本可以利用保民会与中方进行协作，共同抓捕反日独立运动者，并扩大保民会的势力范围，针对反日独立运动频繁出现的地区设立保民会支部，加大对反日朝鲜人的威慑。②《关于满洲保民会的近况》(2)，见《对朝鲜人施政关系杂件——保民会》第1卷，第6页。1920年10月，保民会跟随日本陆军部队前往抚顺、铁岭地区，并被要求为日本帝国主义扫清行进路线。③《关于满洲保民会和军队行军》，见《对朝鲜人施政关系杂件——保民会》第1卷，第2页。此后，保民会多次与日本军警进行“示威行军”，进一步压缩了独立运动的活动范围，④《关于设立保民会的计划》，见《对朝鲜人施政关系杂件——保民会》第1卷，第1页。日本领事馆设立了更多支部分会，仅辽宁地区的桓仁支部就设有四个分会。⑤金泰国：《东北地区“朝鲜人民会”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78页。保民会总部设有顾问、会长、副会长各一名，书记两名，评议员二十名，支部内设支部会长、支部副会长、庶务、会计、干事各一名，调查员若干名。⑥辽宁省档案馆：《东北边疆档案选辑》第四十九册，第377页。至1921年8月为止，辽宁地区保民会的组织及主要干部成员共70人。⑦《满洲保民会略记》，见《外务省警察史：在满大使馆》第二卷，东京：日本外务省，1922年，第2006页。

保民会的基本费用由会员与日方承担，会员每户需要交纳二円四十钱，⑧《鲜人骚扰事件》，见《对朝鲜人施政关系杂件——保民会》第1卷，第1页。这给会员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而所谓的会员也不过是保民会利用武力迫使其加入的朝鲜移民。⑨辽宁省档案馆：《东北边疆档案选辑》第三十七册，第298页。此外，日本外务省给予了保民会大量的金钱援助，根据1922年3月奉天总领事的申请，保民会的补助金额达到56172円，⑩《关于大正十二年度保民会辅助费》，见《对朝鲜人施政关系杂件——保民会》第2卷，第3页。而1921年全东北地区朝鲜人会的补助金不过39480円，⑪《保民会与民会补助情况》，见《外务省警察史：在满大使馆》第二卷，第1586～1590页。足以证明日本帝国主义对保民会的重视程度。

尽管日本帝国主义极力扶持保民会，但保民会仅仅存在了五年就宣告解体，究其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保民会从建立初期就内讧不断，特别是总会长李寅秀与实权者崔晶圭之间相互争权夺利，组织内部时常出现不稳定状态。⑫《鲜人骚扰事件》，见《对朝鲜人施政关系杂件——保民会》第1卷，第3页。李寅秀指责崔晶圭独断专行，联合副总裁与总务对崔晶圭展开弹劾，其内部斗争愈演愈烈，导致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考虑保民会对于日本侵略计划的负面作用。1923年3月5日，朝鲜总督府就对解散保民会的可行性展开了讨论，而同年7月，保民会成员列举了崔晶圭贪污受贿、滥杀无辜等21条罪状，⑬《陈情书》，见《对朝鲜人施政关系杂件——保民会》第1卷，第16页。9月22日，日本驻奉天领事馆决定彻底取消保民会。⑭《关于废止满洲保民会》，见《对朝鲜人施政关系杂件——保民会》第3卷，第7页。

第二，辽宁地区的朝鲜人民对保民会极为厌恶。保民会以讨伐独立运动为幌子，时常威胁普通百姓交纳费用，如有违抗，轻则实施抢夺，重则对其进行拘捕，这些费用却最终落入了保民会会员自身的腰包。⑮《陈情书》，见《对朝鲜人施政关系杂件——保民会》第1卷，第25页。这种行为造成了朝鲜人民的强烈反抗，甚至连关东军都表示保民会的做法对清剿反日运动起相反作用。⑯《关于满洲保民会的纷扰与干部的行动》(1)，见《对朝鲜人施政关系杂件——保民会》第1卷，第2页。朝鲜宗教界对济愚教与保民会进行了口诛笔伐，认为济愚教保民会是“令人痛恨的，是不会得到在满同胞民心的”。⑰田原茂：《满洲和朝鲜人》，奉天：满洲朝鲜人亲爱议会本部,1923年，第24-39页。而独立运动成员开展了对保民会成员的袭击与报复，造成了保民会成员大量死伤，令其惶惶不可终日。①《关于保民会员遭难》，见《对朝鲜人施政关系杂件——保民会》第1卷，第3页。

第三，奉系政府强烈反对保民会的存在。1920年4月，兴京县长接到举报称崔晶圭等人在日本人佐藤麟造的帮助下私自开办保民会，县长先勒令警察取消保民会，驱赶崔晶圭，又将此事报告给奉天交涉署与日方进行交涉，②辽宁省档案馆：《东北边疆档案选辑》第三十七册，第353页。但日方以清除“不逞鲜人”为理由希望中方支持保民会，奉天当局认为其“恐生妨害”。③沈阳市档案馆藏：《东省地方不逞鲜人》，1920年。1921年3月2日，奉天特派交涉员关海清表示保民会威胁了奉天当局的行政权，要求各县对所辖境内朝鲜人进行调查并实施“连坐”制度，④辽宁省档案馆：《东北边疆档案选辑》第四十五册，第137页。此后各地也相继上报并制止了保民会会员在辽宁境内的不法活动。⑤辽宁省档案馆：《东北边疆档案选辑》第四十五册，第146页。此后，奉天当局改变政策，利用日方的力量驱逐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暂时与日本进行合作，在1921年5月至1922年1月之间，派出中国巡警与日警、保民会进行了三次“调查班活动”，造成大量反日独立运动成员的损失。⑥常乐：《中日对南满地区朝鲜民族的管辖权问题——对〈三矢协定〉的考察》，《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但奉系政府并没有停止对保民会违法犯罪证据的调查，⑦沈阳市档案馆藏：《交涉署令查禁保民会员违法行为由》，1921年。特别是在合作期间，保民会成员在兴京鹿沟岭擅自抓捕枪杀了四名朝鲜独立运动成员，更令奉系政府无法容忍。⑧辽宁省档案馆：《东北边疆档案选辑》第三十七册，第437页。调查班活动结束后，奉系政府以中国境内反日运动减少，保民会无须继续存在为理由，要求日本领事馆将保民会撤废，⑨辽宁省档案馆：《东北边疆档案选辑》第三十八册，第34页。1922年4月28日，奉天当局又要求邮政系统对疑似独立团体或保民会的邮件进行检查。⑩辽宁省档案馆：《东北边疆档案选辑》第三十八册，第58页。迫于中方的压力，1922年9月1日，奉天总领事馆总领事赤冢正助在《保民会的未来发展及满洲移民朝鲜人的保护方法》演讲中着重要求保民会要重视与中国政府的关系。⑪《关于保民会支部会长会议》，见《对朝鲜人施政关系杂件——保民会》第二卷，东京：日本外务省，1922年，第6页。

保民会在内外的反对声中彻底解散，尽管存在时间很短，却对辽宁地区的朝鲜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危害。首先，保民会以宗教的形式强制令其成员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会内的代言人言听计从；其次，在保民会影响范围内的朝鲜人民，无论是经济生活还是人身安全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威胁，保民会在各地安插间谍，抓捕或招降反日独立运动，对反日运动造成极大的破坏。最后，保民会大规模的犯罪行为严重干涉了中国内政，破坏了朝鲜人民的形象，恶化了中朝两地人民的关系，推动奉天当局实施驱逐朝鲜人政策，对辽宁地区的朝鲜人民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影响。

三、结语

辽宁地区亲日团体的存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密不可分。亲日朝鲜人团体对辽宁地区进行了广泛渗透，其成员以自身为日本臣民作借口，完全听命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指挥，并丝毫不避讳受日方控制的事实，甚至自愿沦为日本的“尖兵”，替日本帝国主义迫害朝鲜独立运动者与朝鲜人民。而日本帝国主义也多次出面干预、庇护在辽亲日朝鲜人，破坏奉天当局执法，并为亲日团体提供大量经济援助。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一旦认为亲日团体效率低下时，则毫不犹豫地断绝援助，令其难以继续运营，迅速分崩离析。

亲日朝鲜人团体根据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而在各地区进行部署。朝鲜人社会团体基本设置在日本领事馆或朝鲜人聚集较多的地区，可以随时接受日本领事馆指令，根据当地情况及时传达经济生活上的方针，发展当地朝鲜人民加入团体。社会团体还暗中收集当地奉天当局的情报，随时向日本领事馆汇报，以强化日本帝国主义对当地朝鲜人民的控制能力。而武装团体功能较为单一，以清剿反日独立团体为主要任务，除总部设在奉天领事馆外，支部与分部的部署都在反日独立团体频繁出现的地区，能够更快掌握反日运动的动向，协助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围剿镇压，对辽宁地区朝鲜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

尽管辽宁地区朝鲜人极为反对“保民会”等亲日武装团体，但“朝鲜人会”等亲日社会团体仍然对一小部分朝鲜人具有很强的鼓惑性。亲日社会团体的援助分化了朝鲜人民内部团结，阻碍了抗日独立运动的发展。亲日团体的鼓惑性除了建立在日本在经济与政治上的援助之外，还建立在奉系政府严厉的“一刀切”排斥政策上。奉系政府缺乏对在辽朝鲜人民的权益进行针对性立法，也没有对其实施金融鼓励政策，而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在辽朝鲜人的干涉与挑拨也使奉系政府在朝鲜人问题上时常处于被动状态，而奉天当局强行实施对朝鲜人民排斥政策，导致大量朝鲜人民重新沦落至流离失所的悲惨境遇。综上所述，辽宁地区亲日朝鲜人团体既是日本当局控制在辽朝鲜人民的“工具”，也是激化民族矛盾、破坏朝鲜民族形象的“帮凶”，更是日本帝国主义意图利用朝鲜人民干涉中国内政、侵占中国东北国土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