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威 李昕桐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一、引言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经济周期的波动性显现，我国经济也进入了“三期叠加”时期，金融领域内的各类风险日益增加，金融监管的难度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化而加大，影子银行、表外业务和乱象丛生的互联网金融等风险积聚，新兴风险不断累积，对金融行业的整体威胁加大，对各类金融风险的管控与防范愈发困难。稳定是金融发展的基石，我国监管机构于2011年应需引入了与《巴塞尔协议Ⅲ》挂钩的杠杆率监管指标作为资本充足率的补充，对商业银行资产情况进行限制。杠杆率监管不仅可以客观评价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和风险状态，还给商业银行以自我观察自我调整的工具，使其可以及时向监管部门反映和预警，给监管部门时间以部署应对措施提前化解冲击，维护银行业整体经营稳定性，让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提高有了稳定的土壤。

商业银行的杠杆化程度取决于负债端规模，而负债业务是商业银行资金的重要来源，监管带来稳定的体系的同时，也制约了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和创新业务的发展，降低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率。在杠杆率监管指标引入后，受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影响，企业盈利能力与还款能力均下降，使得向企业发放贷款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上升，市场稳定性下降，系统性风险上升。①参见马斌、范瑞：《杠杆率监管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系统GMM估计》，《经济问题》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