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无常”就是动态的、不确定的，这是战争环境最大的特点。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之战，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孙子所说的“兵形像水”。

3万人，从40万大军中突围

成功突围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毛泽东用兵灵活。四渡赤水之战并非事先设计出来的，而是根据形势和环境的演变，不断调整作战计划的结果。

一渡赤水：情报失误，陷入被动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从遵义出发，兵分三路，准备北上打下赤水县城，渡过赤水河，而后在泸州上游渡过长江，到四川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

红军要入川，给四川军阀造成了极大压力。四川省主席刘湘决心以攻为守，把红军挡在四川之外，并为此集结了12个旅、36个团的兵力，其中8个旅兵分三路南下，开始向赤水、土城分进合击。

正当红军北上时，中路川军率先进入赤水县城，与北上的林彪红一军团的两个师遭遇。红一军团的这两个师先后作战失利。

北上遇阻，东边的川军也尾随而来。毛泽东与中央经过土城东北部的青杠坡时，发现这个地方是峡谷地带，适合打伏击。于是决定以一军团、九军团挡住北边的川军，集中手边的三军团、五军团，利用有利地形设伏，打掉尾随而来的川军。然后全力以赴，北上配合一军团打开赤水县城，继续执行原定计划。

没想到，川军越打越多，红军不但没有消灭尾随而来的川军，自己的阵地反而一度被川军突破。这时才发现，是情报失误：原以为川军是4个团，没有想到却是2个旅6个团，而且后面还有增援部队。

土城战败，红军损失3000多人，前后受敌，且土城地势低洼，不宜久留。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往西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

这就是一渡赤水。一渡赤水显然是被动的。

二渡赤水：出其不意，杀个回马枪

红军西渡赤水河，是准备执行遵义会议期间制定的第二方案，也就是万一泸州方向渡江不成，就暂时留在川南活动，寻机在宜宾上游渡过金沙江。

没想到，这个计划也不可执行。红军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后，川军留下4个旅防守泸州、宜宾，其余8个旅迅速压了过来。红一、红三两大主力先后作战失利。

中央这时才意识到，川军已经加强了长江沿线的防御，在宜宾上游渡过金沙江的方案也不可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迅速南下，避开川军的压力，向四川和云南交界的扎西集中。

1935年2月，中央在扎西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根据国民党认为红军还会寻求北渡长江的错觉，干脆杀个回马枪，出其不意，回师东进，再渡赤水，向国民党兵力空虚的黔北地区进军，通过进攻来打开局面，夺回主动。

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红军随即兵分两路向东，分别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并趁国民党军队一片慌乱之机，连下黔北的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黔军的8个团，外加中央军的2个师，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这是二渡赤水。

三渡赤水：鲁班场大败，因祸得福

二渡赤水，红军取得了遵义大捷，但不利形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遵义之战后，国民党再次调动大军，向遵义、鸭溪一带压了过来，从而又对红军形成了包围之势。

下一步该怎么做？根据当时国民党大军压境的现实，3月13日，中央决定挥师西进，向退守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直接发起进攻，以求打开局面。

3月15日，鲁班场之战打响。红军向周浑元发起了猛烈进攻，但周浑元的部队依托阵地，死守不退。红军一直打到黄昏时分，也没有进展。而这时，东边前来增援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打到了红军的后方，并继续向西攻击前进，再打下去对红军不利。

于是中央决定放弃鲁班场之战。好在当时天色已晚，周浑元怕红军打伏击，没敢追，红军得以从容不迫地撤出战场。

鲁班场之战，是为了打掉周浑元，为红军在贵州立住脚打下基础，这个意图显然落空了，而且红军还损失了1500多人。但鲁班场之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是进一步吸引了国民党主力的西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利用蒋介石认为红军还会寻机北渡长江的判断，干脆来个顺势而为，从茅台三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调动国民党主力进一步往西。等到把国民党主力引到川南，再四渡赤水，杀回贵州，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

1935年3月16日，红军在茅台三渡赤水河，并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伪装主力进攻古蔺，做出打开古蔺县城、北渡长江的样子。蒋介石果然上当，下令各路大军迅速向川南集中，准备利用川南的有利地形，一举歼灭红军。

四渡赤水：虚实结合，突围而出

正当国民党各路大军向川南集结时，3月21日，红军出其不意，在太平渡、二郎滩四渡赤水河，随即掉头南下，突破乌江，从而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甩在了乌江以北地区。

红军四渡赤水，蒋介石判断红军又要占领遵义，便于3月26日从重庆飞到贵阳，准备亲自指挥对红军的作战。对此，红军立即做出了进攻贵阳的姿态，而国民党贵阳兵力空虚，蒋介石急忙下令国民党各路大军迅速赶到贵阳救驾。

只是没想到红军打贵阳却是虚晃一枪，实则从贵阳和扎佐之间向东而去，进到清水江西岸，并做出大军即将东渡、到湘西会合二、六军团的姿态。

蒋介石一看又上当了，急忙下令已经到达贵阳的国民党军队不要休息，立即向东追击红军。

没想到的是，红军向东又是一个假象。在国民黨各路大军浩浩荡荡向东而去时，红军又突然急转向南，在贵阳和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防线，随即甩开大步，以一天120里的速度，向国民党兵力空虚的云南急进，直逼昆明。

云南的部队都已经出省作战，昆明几乎是座空城。云南省主席龙云手忙脚乱，赶紧调集各地民团来防守昆明。但这样一来，云南和四川之间的金沙江防线，就出现了一个大漏洞。

红军等待已久的突围机会，终于到来。4月29日，中央给各个军团发出电报：“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起根据地。”

于是当天红军兵分三路，直扑金沙江，并于5月2日在皎平渡偷渡成功，控制了渡口。红军主力除一个团之外，全部在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由此也就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

这就是四渡赤水。

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篇幅来讲这些？因为这是一个最真实、最鲜活的战略案例。真实的战略决策就是这样做出来的。四渡赤水是一个不断试错与学习的过程，是不断地根据环境调整方案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在机动中寻找新机会的过程。

“四渡赤水，就像玻璃杯里面押宝”

在这背后，有一个前提，叫“先知”。

孙子曾讲过一段很著名的话：“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

什么叫“先知”？在孙子看来，是提前了解对手的情况，也就是对竞争态势的提前感知。这是所有决策和取胜的前提。

红军为什么取得了四渡赤水的胜利？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先知。通过不断截获和破译国民党电报的方式，提前了解国民党的部署。

长征出发时，红军有几部大功率的电台。中央规定，这几部电台只收报，不发报，绝对不暴露这几部电台的存在。一部电台24小时盯着国民党的一到两支部队，把它所有电报全部截获。

当时国民党根本不把共产党的通讯和密码破译能力放在眼里，他们之间的电报往来密码非常简单。红军的电台工作人员很多人本来就是从国民党那边过来的，很容易破译。国民党甚至大意到什么程度呢？明码通电，连密码都不用。明确告诉对方：我明天到什么地方，你在哪里接我。

大量的情報源源不断地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本来就用兵灵活，这下子更是如虎添翼，随时掌握着国民党的部署动态。往往是蒋介石的命令下达后，国民党的军队还没有开始行动，红军就已经提前采取动作，从国民党军队尚未合围的缝隙里钻过去。

红军在极力截获和破译国民党电报的同时，自己对电台执行的却是最严格的保密纪律：不许两部电台之间相互通话，在电台密码本上再加密码表，由可靠的警卫员来掌握发报机的按键等。

红军的保密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呢？三渡赤水进入川南然后掉头向东进行第四渡的时候，就连军团长一级的干部，开始时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四渡赤水。这就保证了红军的军事秘密万无一失，也就形成了红军在暗处、国民党军队在明处的局面。红军对国民党部队的部署及动向了如指掌，因而才大胆地在云、贵、川国民党几大重兵集团之间穿插往返。

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后来讲过一句话：“我们四渡赤水，就像玻璃杯里面押宝，对方的底牌，看得一清二楚。”

你可能还会问一个问题：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国民党军队为什么始终搞不清楚红军意图呢？

国民党军队当时搜集红军情报，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飞机空中侦察，主要靠飞行员目测。而红军对付国民党军队的飞机侦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本来部队行军是往北走，国民党的飞机一来，马上集体掉头向南走。国民党的飞行员于是就回去报告：共产党军队正在向南去。决策层得到的往往是错误的信息。

还有一个途径，就是作战部队的报告。与红军交手的部队，可以把了解到的红军情况报告给上级。然而国民党的军队中，谎报军情、邀功请赏早已经是家常便饭。红军三渡赤水进入川南后，为了吸引国民党主力向川南调动，曾经派出一个团，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向古蔺县城发动进攻，做出打开古蔺县城、北渡长江的姿态。

一个团的部队也就是千把人，然而守古蔺的川军却向蒋介石报告：共军1万多人，正在向我进攻。红军一共不到3万人，1万多人应该就是红军的主力。蒋介石本来就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这样的报告反而强化了他的错误判断。结果是，蒋介石在整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对于红军到底要去哪儿，始终摸不着头脑，最终也就无法做出有效的决策。

所以四渡赤水对双方来说，是决策的较量，更是情报的较量。信息优势在对抗中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力量优势，而情报失误从来都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杀手。

真正的高手，会尽量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把握那些可能确定的因素。

同时，在承认不可能百分之百了解和掌控战场态势的同时，争取自己对战场态势的了解和掌控超出对手。

真正的高手善于在不确定中寻找机会

而在动态的、不确定的环境中，战略决策最忌讳的是什么呢？一根筋，思维过于僵化。

孙子在谈到用兵时说：“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即用兵的法则是：十倍于对手的优势，把它包围起来，加以全歼；五倍于对手的优势，就可以用奇正结合的方式向对手发起攻势，来打败它；一倍于对手的优势，就要设法分散敌人；势均力敌，很容易打成僵局，就要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来战胜它；兵力不如对方多，就要通过巧妙的方式摆脱它的纠缠；实力确实相差悬殊，就一定要避免决战；实力不如人家，你却一根筋，硬拼死打，正好会被强大的对手所擒杀。

这完全是根据对手的情况、根据双方的实力对比，来决定打不打、如何打，避免计划与行动的僵化。

孙子兵法的一大思想就是能打就打，不能打就等待机会或创造机会再打，非常灵活。总之就是一条：保证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打。

我们都知道，国民党军队擅长打的是正规战、阵地战，共产党军队采取的是游击战、运动战。

什么叫“游击战”？“游”而后“击”。什么叫“运动战”？“运动”之后再“战”。把“走”和“打”结合在一起，“走”是为“打”创造条件，“打”是建立在“走”的基础之上。

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毛泽东曾经给各个军团发过一封电报：“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打得赢的话要坚决地打，打不赢怎么办？坚决地走。高度的随机应变，这种打法，可以让你的对手陷入更大的不确定性之中。

把最大的不确定性给对手，就可以增加你取胜的概率。

四渡赤水中，红军的机动，从自己的角度来说是寻找机会的过程；从对手的角度来说，则是制造混乱、最终让对手的防御体系在手忙脚乱之中出现大的漏洞的过程。

从土城战败后的一渡赤水，到抢渡金沙江后的突围成功，红军作战方向的变更，先后达到了10多次。

这可能会让执行变成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上面的命令不断地变来变去，下面的人身体上会很疲劳，头脑中会很不解，心理上会很沮丧。你甚至可能会怀疑领导到底知不知道要去哪儿。

当然，对于追兵来说更是如此。红军突然改变方向，由于行动惯性和信息滞后性，跟在后面跑的国民党追兵就必须绕一个更大的弯子，才能重新踏上追击之路。多跑无数的冤枉路，士兵因此会越来越疲劳，士气越来越低落，行动越来越混乱，最终被红军拖到了极限而崩溃。

所以，真正的高手，从来都不排斥不确定性。相反，他们会接纳不确定性、拥抱不确定性、顺应不确定性、利用不确定性，甚至有意给对手制造出更大的不确定性，由此可以把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收益发挥到极致。

就像毛泽东所说：“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有时你为了进两步，就必须先退一步。就像四渡赤水一样，要想北渡长江，你不可能直来直去，必须来回绕圈子。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要想真正做到戰略上的机动灵活，除了思维的弹性，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有一个柔性的、灵活的、敏捷的、适应性的组织。

游击队的组织往往是扁平化的，指挥也往往是分布式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敏捷。尤其是扎西整编后，3万人的红军，除一军团外，其余的各个军团全部取消了师的编制，由军团直接辖团。整编后多余的机关工作人员，也全部下放到团里，充实一线作战部队。

所以红军基本上就是三级指挥体制：中央、军团、团。而且中央与军队一起行动，中央做了决策，马上就可以行动，所谓“头过身就过”，机变能力极强。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组织中，上下的沟通极为高效。一线指挥员的建议，可以迅速成为中央决策的参考和依据，甚至可以在关键时候改变中央决策，使得中央的决策更加符合实际。

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后，3月24日晚上，中央给各个军团下达了25日红军的作战部署，是迅速通过遵义和仁怀一线的国民党防御，向西南寻求新的机动。

3月25日，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给中央致电：目前向西南寻求机动，首先要突破周浑元等人的几个纵队，对红军来说完成这样的任务很困难。而根据侦察到的情况，乌江上的茶山关、桃子台一线，如有准备，两岸可以架设浮桥。所以红军转向东南的乌江流域比较有利。

彭、杨的建议立即为中央所接受，于是才有了四渡赤水之后的南渡乌江。

让听得见炮声的人进入决策，决策就不再是某个人或某一小部分人做出然后交给其余的人来执行这样一个僵化呆板的过程，而是一个上下不断互动和反馈的过程。

组织因此也就可以高效地将一线报上来的真实变动迅速纳入自己的决策之中，并做出最优选择，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对动态环境的适应能力。

回到商业世界中你会发现，柔性的组织才能最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在今天，大企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大概就是如何在保持正规军规模优势的同时，还能保持游击队那种敏捷与活力。

当然，你可能也会想到一个问题：随机应变，不断调整，变来变去，那还要战略干什么？是不是战略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不是的。就像长征虽然是一个不断改变计划的过程，但它有一点没变，那就是一定时间段内相对稳定的战略意图—寻找落脚点、重建根据地。战术层面所有的变化，其实都是围绕着更好地实现相对稳定的战略意图而展开的。这样的变化就有了不变的轴线。

而在组织阶段性的战略意图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不变因素，就是组织的使命与愿景。

回头看四渡赤水，我们会发现，在不断地转换作战方向的过程中，虽然部队有情绪、有困惑，甚至有质疑，但是即使在最不确定的情况下，红军也没有散掉，红军上下始终坚决执行命令。

为什么？因为一个最深层的东西从来没有变，那就是共产党军队的政治目标和追求，以及他们对于这个目标一定能实现的信念与信心。也就是我们讲的“道”。

当所有的探索和与此相伴的痛苦，都是为了实现一个伟大的目标、都是为了完成一个伟大的事业时，不断的调整也就变成了完全可以接受的东西，眼前的痛苦也就变成了完全可以忍受的东西。

这也就是孙子所说的“与之生，与之死，而不畏危”。

也就是毛泽东说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有了对光明前途的信念，你就完全可以忍受眼前道路的曲折，你就完全可以忍受眼前所有的意外和不确定，包括一时的低潮与失败，甚至是至暗的时刻。

这也是为什么在同样一场战争中，红军可以以惊人的意志完成四渡赤水，摆脱了追兵，而原本处于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却怨声载道、士气低落、行动消极。双方在执行力上表现出了如此大的差距。

当一切都不确定的时候，你所能够依靠的，只能是坚定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

本文整理自宫玉振所著《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