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弢

来德后一个问题始终让我纠结：德国和日本两国为何对历史的反省会如此截然不同？

1985年我随王蒙率队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西柏林，与德国诺奖得主、《铁皮鼓》作者格拉斯二次相会。二十七年后，他发表了批评以色列及德国政府的诗作《非说不可的话》，这首诗在德国引发了全民范围的大讨论，批评之声响彻云霄。格拉斯在给我的回信中表示：“对我的作品，多家刊物以恶劣的方式作出回应，他们对我诗作的内容置若罔闻，将我本身当作他们的攻击目标。我虽事先有所心理准备，然他们的所作所为、对我的侮辱，其程度之强烈，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他们蓄意损人的诋毁，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有一种观点：“历史的责任不能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整个民族都有责任。”我赞同这种说法。加入名為 Unitas 的社团后，我向德国友人提问：“你们对那段历史作何感想？是否感到自己也负有责任？”回答是：“我们从不认同纳粹政权，它跟我们不能同日而语。”他们表示纳粹迫害的不只是犹太人，还有持不同政见的德国人，只要不符合法西斯思想理念，就无一例外会遭到迫害。他们这个历史传统悠久的知识团体在30年代被严厉取缔就是一例。

“我们虽是同一民族，但政见判若云泥。反法西斯组织白玫瑰绍尔兄妹和谋杀希特勒的德国军官冯·施陶芬柏格只是成百上千人物事例中的一二，他们代表着日耳曼民族的正直与良知。”

一位年长会员说，1950年代初他去美国，总是被人问：“你也是纳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