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莉 林琼 文传浩2，

(1.重庆工商大学 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重庆 400067；2.云南大学 经济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一、引言

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撑，在化解民生难题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民生财政反映了政府提供民生领域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行为偏好和努力程度，具有“普惠性”“公平性”“和谐稳定性”等特征，不仅是评价“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的有力证据[1]。近年来，中国民生性财政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民生性财政支出比例逐步提高，以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和传媒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为例，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由2007年的15458亿元增至2019年的85324亿元，其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相应由2007年的31.1%升至2019年的35.7%(1)2007～2018年的相关数据根据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而得，2019年的数据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19年财政收支情况》计算而得。。尽管如此，但中国长期以来资本相对稀缺，为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唯有进行大规模资本投资。各地区地方官员为实现政治晋升、获取财政收入和扩张私人收益，其理性选择是一心为增长而开展“锦标赛运动”，这种行为变异将导致政府支出结构偏向能快速带来增长报酬的生产性投资，而不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民众的民生性投资，从而使得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环境治理等方面社会性公共品供给不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矛盾凸显[2]。同时，各地区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都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但因资源禀赋、地理环境不同，由此带来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又成为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的重要原因，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民生领域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也产生了差异性，这些都成为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