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 缘 之 缘

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我结识了几位大诗人。

那一年，我是《连环画报》编辑。那时，主编决定那一期的封面登一位重要人物的画像，再配一首诗，想请艾青写。我是文编，就派我去找艾青约稿。艾青也刚回北京，住在一家宾馆，我在那里找到了他。我把约稿意图说了，艾青没有马上答应我。我说，我到北京上大学，只带一本书，就是《艾青诗选》。我能背诵他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智慧的人站在水边，于是产生了桥。”艾青终于同意给我诗稿。那时他的一只眼睛闹毛病，他就从这里写起。诗稿拿回来，主编却含糊了，不敢用，又让我去退稿。艾青并不太在意，还和我长谈，让我受益匪浅，受到诗的启蒙——“蚕吐丝没想到吐出一條丝绸之路。”艾青的那首诗后来发在《人民日报》。

在认识艾青之前，先认识了张志民，从一册《朗诵诗选》里喜欢《小姑的亲事》，再认识他本人。那时我是一个业余作者，他是《北京文学》的主编。几次听他谈文学。他对我有好感，给我指点迷津，怎么选择就职单位。那时，我对社会的认识还很浅，没有听懂他的话，错失良机。后来，我调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北总布胡同，又调到《中国作家》编辑部，住处没变。他也住小羊宜宾胡同，又成邻居，他那时是《诗刊》主编。我死心眼地写小说，几次去拜访他，他也送我书。

我住北总布胡同，有一位白发女同事徐竞辞住雅宝路，她收藏贝壳，我到她家去看贝壳。时隔多年，我才知道她是故乡大诗人蔡其矫的爱人。我在北京没有见过蔡其矫。我是在晋江认识的蔡其矫。晋江有晋江诗群，我不会写诗，没有参加他们的活动。晋江诗人曾阅和蔡其矫私交甚笃，作《蔡其矫年谱》，几次见蔡其矫都是和曾阅一起。很喜欢蔡其矫的《祈求》《波浪》。参加过在晋江召开的蔡其矫研讨会。

我的长篇小说《世纪预言》开篇有《致读者》：

但丁被称为旧时代最后一个诗人和新时代的第一个诗人。您是幸运的，因为您现在也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一脚在昨天，一脚已经伸向明天。您听到来自两边的声音，一边是晚钟，一边是晨钟。但丁在《神曲》里边，有一个人在引导他往前走，他是古诗人维吉尔。现在也有一个人引导您走进这部生活故事。但很遗憾，他已经被生活撕裂成两半，撕裂成许谋清和我，自己争论不休，这无疑让您莫衷一是。道路自然是有些崎岖，那就请您拿自己的眼睛看，并带着自己的脑袋……

生活画卷并不色彩单调，诗人“维吉尔”还是出现了。我们两度丢失诗歌，一个是极“左”年代，灵魂进了牢笼;一个是这刚刚富起来的年代，金钱太耀眼了，诗歌在边缘浪漫。这里，久穷乍富，物欲横流，难以控制，百万婚宴，百万寿宴，百万舞象宴，百万周岁宴。但，晋江真的是太幸运，这土地孕育的诗人举着订盟的酒杯，向我们走来，他在极“左”年代的激情短诗，在长空吟唱：“太阳万岁！月亮万岁！星辰万岁！少女万岁！爱情和青春万岁！”

这就是诗人蔡其矫，祖籍晋江。

当然，正在数钱和豪饮的晋江人没有看到他，但他在这土地上留下了闪光的脚印。

我在晋江挂职体验生活，创作精神接受他的引导。

我在2006年见他最后一面，他在一册留言簿上给我写了几个字：“谋清老友、同乡，你永远

关心家乡，谢谢！蔡其矫二〇〇六.五.十四，晋江。”这是我在晋江挂职得到的最高褒奖。

诗是所有的文字中最真诚的倾吐，凡成大诗人都是至真至诚的人。

人的一生要遇到一位能说心里话的人不容易，遇到能说心里话的诗人，还是大诗人，更不容易。我遇到多位，这三位是倍受尊敬的老诗人，全是良师益友。可惜，基本上，都只是和他们擦肩而过。

人生旅程，是什么叫我们一次一次地回望？我们不断捡回那些不经意丢失的宝贵的东西。

不 凡 之 凡

可能是久居北京的原因，接触很多不凡之人。不凡之人之不凡，早就让人抢先写了，于是，我就想起他们平凡的几件小事。

记得我还是一个习作者时，有一次去《北京文学》编辑部。那时的《北京文学》编辑部在长安街边上往里走一小段路的一幢老式的楼房里，灰色的砖墙上有爬山虎。上了几级台阶，门敞开着，穿过过道，进入大厅。地上是让当时的人有几分陌生的木地板，加上旧了，颜色灰黑，露出一道道木纹，踩上去，吱吱响，它让我对这文学殿堂增添了敬畏心理。一个大厅，依次摆着一个个写字台，上面是一沓沓稿件，却一个人也没有。我有点儿不知所措。这时，突然，一个人从背后拦腰抱住我。在这种地方，会是谁？回头一看，竟然是大作家浩然。他总是这样，拿习作者当朋友，当兄弟。

浩然主要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

有一次，和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跟大表演艺术家于是之，三个人一块吃过一顿饭。不是在北京人艺，不是看舞台上的于是之，而是面对面坐着。他说，想念小时候吃过的东西。什么？他说，就烙一张饼，而后把炒好的蚂蚱卷起来吃，那叫香。他说得那个香呀。他真真切切记着小时候好的这一口。

于是之主要作品：《龙须沟》《茶馆》《洋麻将》。

吃过汪曾祺亲自做的饭。时代真真变了，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人还经常在家里请客，而不是上饭店。汪老的夫人是翻译家，也是福建老乡。她告诉我们，汪老做菜，她要帮他买菜，但汪老不让，他要自己买。为什么？因为买菜就是构思的过程。

汪曾祺主要作品：《受戒》《大淖纪事》《沙家浜》。

这些年里，我生活在两地，北京、晋江。我在北京，心里有一个晋江，我在晋江，心里有一个北京。当然，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的是我在这两地的有血有肉的朋友们。生活使然，日月匆匆，我没能坐下来，静下心来想一个人。常是触景生情，想起一个人。或是话引话，说起一个人。或是一个电话，冒出一个人。我的记忆尚好，马上在脑子里看到那个人的音容笑貌。不过，记忆是有选择的，当然各人有各人的选择，该记的记住，该忘的忘掉。但不是所有应该记住的都能记住，甚至很多大事甚至非常重要的事也会模糊。要问我，那一天去《北京文学》并不是找浩然去的，我去干什么？记不得了。那天，跟于是之吃了什么菜？记不得了。那一天，在汪老家，喝了什么酒？记不得了。现在，记忆增加很多手段，但记在心里的才是它的生命活力。

让我记住他的平凡小事的人，往往是让我感觉亲切的人。

一个动作，一句话，却终生难忘。记忆不是完全个人化的，有的是对方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刻在你的脑海里。

平凡的极致是不凡，不凡的极致反过来还是平凡。

没有拜访冰心

福建作家到北京，有机会定去拜访冰心。我可能是福建籍长住北京的作家中唯一没有登门拜访冰心老人的一个。

青年时代，读冰心的散文就读出味来，就喜欢。自然渴望见到冰心，当然也没机会。

20世纪70年代末，在《北京文学》当业余编辑，编辑部让我去找冰心，去干什么，现在已经忘了。我坐车直接去了冰心家，碰巧，冰心出门了。我居然没有先打一个电话，为什么，也说不清了。

90年代初，编撰《晋江人》，和我共同主编《晋江人》的王永志，他是《侨声报》记者，他说应该请福建籍的冰心老人题书名。这事不必两个人挤着去，就由他去办。冰心拨冗题了“晋江人”三个字，还盖了章。

90年代末北京少儿出版社请我当“自画青春”丛书的编委，第一辑有我儿子许言的长篇小说《黑白诱惑》，这套书获第8届冰心图书奖大奖。现在，冰心签名的奖状还摆在我们家书柜上。

后来，倒是有机会，我仍然没有去看冰心。福建冰心文学馆、冰心研究会的王炳根到北京看望冰心，常住我家附近的赵家楼饭店，他从那里去冰心家。回来后，总到我家坐坐，自然要说说冰心。那时冰心已经九十高龄。王炳根说，她对往事总记得很清楚，仿佛历历在目，近期的事却记不住，连昨天谁来了也往往想不起来，去看她的人又太多。我想想，还是不去打扰她老人家为好。

刘震云有篇散文《背后相见》，有一层意思是，朋友多时不见，但读到他的文章，也算见面了。

不过，我总觉得冰心离我们很近，离我们很近的是她的作品。直至她的晚年，就是几个字，总是有味。记得在哪儿见过她的一则短文。大意是，皇帝称天子，天子听谁的？听上天的。天子怎么能听到上天的声音？在皇宫门口立两根华表。老百姓有什么话要说，就写了贴在华表上。皇帝派人收进去，他就听到天了。文章很平易很亲切。

一天，突然想重读她的《说几句爱海的孩气话》，翻家里的书柜没找着，又去翻朋友家的书柜，还没找着，连找几家，硬是把它找到了。出了几脑门子汗，但心里很高兴。我关上门，一句一句地读，慢慢地读。

所有的葬礼都是相似的，百岁老人冰心的葬礼是唯一的。没有哀乐，播放的是大海的声音，冰心爱海。所有去和冰心告别的人都把一支玫瑰花放在她的遗体上。

没有拜访冰心就是没有让冰心感觉到我，但我不遗憾，我能感觉到冰心。冰心是一部永远的书。

我的近邻：两位中国书协主席

我偶尔也写毛笔字，有人要我的字。可也有人笑话我，连拿笔的姿势都不对。细想想，我和书法还是有些缘分，近墨者“黑”。我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8年，中国书协主席沈鵬原来是美术出版社的副总编。美术出版社的老社长总编辑邵宇也当过中国书协主席，当然书法不是他的主业，他是画家，他的正业是当官。

邵宇已经千古，他活着的时候和我有点过节。邵宇当时很喜欢我们家小二，他那么大人物，还常常蹲下来抱抱我们家小二。没想到就出了一点毛病。有一天，他在送客人，竟然又一次蹲下来跟我们小二说话，因为那时候我们家小二正追着他喊：爷爷爷爷，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他就蹲下了，笑着问，什么秘密呀？小二说，我姥姥说了，你是一个坏爷爷，你们家房子那么大，我们家房子那么一点点。当众让他下不了台。人是感情的动物，谁也不例外。从那以后，一切一切就那样了。不过说一句公道话，邵宇这个人还比较爱才，后来他也有过不计前嫌，要起用我主持《连环画报》工作。那时《连环画报》说好听是分家了，一些人拉出去另立门户，叫《中国连环画》。当时刚好是连环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的第二次高峰，《连环画报》发行曾达到100多万份。领导层的分歧，我并不想介入，我当时还是挺喜欢《连环画报》的，我就对邵宇说，其实《连环画报》的主力并没有走，很多全国金牌都是青年编辑吴棣组的稿，比如《最后一课》《枫》《人到中年》《雪雁》等，我向他推荐吴棣。邵宇就让我跟吴棣把《连环画报》抓起来。吴棣组的稿子得了很多大奖，但他没有文凭，他就一个条件，得给他评编辑。邵宇当时不知怎么想的，他说，工作是工作，评编辑是评编辑。吴棣就只好去上学，但吴棣和我同时又给他举荐叶辛。叶辛当时住房有困难，他就提一个条件，给他解决住房问题。邵宇又来了，他说，工作是工作，房子是房子。叶辛也走掉了。也许这是他的老一套的工作方法，也许他也有身不由己的地方，邵宇要把《连环画报》再推上去的方案就此告吹。中国连环画的第二次高峰在一片绚丽的晚霞中走向低潮。就为他曾经想把《连环画报》办好这一点，我记住他的好。后来，我就离开人民美术出版社。但我还住在美术出版社院内，邵宇也离休了，他住在院内一幢欧式别墅里，院内有一个大花坛，他常在那里散步。邵宇瘦高个，雪冠，从形象上看，他倒有一种闲云野鹤的味道，走路总是轻轻的。他总是在我们家花坛的另一边散步，并不绕到我们这边来。邵宇的字我没研究过，应该说他的字没有达到太高的成就。邵宇还是速写好。

有一阵，沈鹏的办公室就在我的办公室斜对面，我们在同一个楼道。他不到50岁就一头白发。沈鹏的字我比较喜欢，我发表在《北京日报》头版头条的文章《彩色的风》就是沈鹏题的字。晋江大剧院的杨水声到北京请名人题字，一开始找的是赵朴初，赵朴初因病住院，没能给写，我就推荐沈鹏，所以现在晋江大剧院几个字就是沈鹏题的。晋江建市十周年，世纪公园假山上要题两个字：飞泉。我也联系了沈鹏，沈鹏的秘书说，这属公益事业，不收润笔。后来，可能是太匆忙了，到北京去的其他人也找沈鹏，答复是太忙没工夫，结果阴差阳错把机会失去了。我老觉得沈鹏和晋江有一种关系，有一回他对我说，到日本看到很多字帖，中国字帖，他就挑喜欢的买，买了三本，回来一看，三本都是张瑞图的字，而张瑞图是晋江人。张瑞图是明朝的大书法家，明代有南张北董的说法，董是董其昌，张是张瑞图……现在晋江博物馆也是用张瑞图的字组合的，很耐看。

原来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北总布胡同32号，蔡元培倡导而创办的北平艺专，徐悲鸿请齐白石在这里讲课，每栋房子、每棵树都是文物。现在已经拆没了。白发沈鹏大声疾呼，可惜，没能挡住那些直接开进来的推土机。邵宇也喜欢北总布32号院，有点儿老天真，但也蛮可爱，他在32号院放养过松鼠。

和上帝合作

30年前，有一位艺术大师，他来到野藤攀爬的崇武石头古城下边。面对大海礁石，他不是像后来突然涌进这片海滨的各种民间石刻工艺家那样来征服这块圣地，而是恰恰相反，他深深地被这里的一切征服了。正是这样的艺术心胸，他才开始了他让四海皆惊的非凡创作。这就是我们现在得以在狂涛声中、在雪浪碎落中观赏到的崇武岩雕。

崇武岩雕，在鱼龙窟里，一条条“鱼”，没有一条是着意雕琢，摆给人看的，全都随了自然，让你在自然中去发现。或在岩石间，或在崖壁上，或潜入沙滩，或为石上石。朴拙天然，极少人工匠味。没强拗，得自天趣。洪世清说，三分之一取岩石天然态势，三分之一由人工雕琢，三分之一让时间去再创作。一个经常缩着身子闭着一只眼睛的老艺术家，把话说得这般惊世骇俗。钱君匋有《崇武岩雕铭》：“白沙海涛，崇武奇礁，世清开凿，石窟拔高，鳞介为材，残缺美娇，贺画霍雕，唯此独豪。”我斗胆评说，这是大自然画龙，洪世清点睛。

假如只有岩雕，似乎也少了点什么，这里好就好在又有名家书法石刻和岩雕相映成趣。全是耄耋老人。朱屺瞻102岁。刘海粟98岁。邓白92岁。石伽91岁。钱君匋88岁。朱屺瞻的字迎面而来，“天趣”若带仙气。刘海粟“天风海涛”四个大字在开阔的石壁上横向展开，正是饱满老辣，“百岁挂帅”。钱、邓二老亦是仙风道骨，落拓大方。石伽悄然隐退，“神龜戏水”淡入沙丛。这是众位老神仙在为洪大画家捧场。

中国石雕，秦汉粗犷苍劲，后不见来者，明清线条软化。千年梦醒，才有洪世清的崇武。崇武，这是你的珍宝。

众石龟应是洪世清的得意之作，尤其是那只大海龟，就在“天风海涛”中向我们游来。

2002年，我突然有了灵感，要写一篇《与上帝合作》，可惜，和洪世清擦肩而过，错失良机，如今悔之莫及。洪世清走了，但天地有情，上帝继续在完成洪世清的杰作。

林徽因的“太太客厅”和

我们家门口的紫藤架下

李书磊的《许谋清观感》说：“许谋清住的院子里有一个葡萄架（注：应该是紫藤架），是个聊天的好地方：夏天可以纳凉，冬天可以晒太阳。什么时候能再和一帮兄弟在那里胡吹海聊呢？记得夏天的晚上和许谋清在葡萄架下闲聊，他们家小二不时地用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来骚扰我们。”

李书磊说的“许谋清住的院子”就是北总布32号院，得天时地利人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家、编辑进京都坐火车，北总布离北京站近。很多朋友来北京，我家是第一站。《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总是一大早就来敲开我们家的门，把一个大背包扔在我家，到门口紫藤架下，骑上我家的自行车就走，去北京大学，去人民日报社，去文艺报社。

天傍黑，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都下班了，就我一家，好热闹。“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当时，上饭店的比较少，自家炒几个菜，把折叠圆桌在紫藤架下一支，我把从咸亨酒店买来的大坛黄酒拎出来。当时就讲究，不在乎吃什么，在乎跟谁吃饭。评论家雷达，一块肉饼掉地上，他捡起来，吹一吹，吃了。他笑笑说，不能浪费。北京文联宋汎，宋丹丹的父亲，喝醉了，送他回家，他的军大衣斜搭在肩膀上，走到北京站，说是到家了，不走了。

文人无形，却生机勃勃。文友不时地拿出新作，成为大家聚会的话题。

评论家孙郁好伺候，没什么吃的，他说，许谋清家的炒米粉好。到我挂职的晋江，也不说晋江海鲜好，说芋头好。这太容易啦，我让他带几个大芋头走。评论家张陵是我的北总布胡同家的常客，总是和我聊到很晚，坐到很晚，而后把他睡着的儿子扔肩膀上，扛回家去。一回，是晚上8点，张陵对我说，你现在写，我去长安大剧院喝茶，11点来取稿，明天发稿。我说他是谋财害命。

对比一下《福建文学》，觉得好笑。我去《福建文学》，他们请我吃饭，黄文山对我说，咱们自己带酒。我低头一看，他拎着两瓶啤酒。哈。

在紫藤架下，和我们凑在一起的还有画家李老十，字、画都好。为此，《作家》封面题字，原来是米芾的，后来就换成李老十的字。汪曾祺一本散文集，封面还是封底，李老十给画了一个酒葫芦，里边醉卧一个小老头。

一回，两人到我家来打麻将，我不打麻将，我家不打麻将，可那天不能不打，这两位的名字太可爱啦，《北京日报》编辑、作家刘连枢，房山区农民画家裴开新。

到我这里来的，后来成大家的有刘恒、刘庆邦等。

我们家许言也得了灵感，创造自己的语言。他说，我站在雪松下边，自由自在地吸入被晚霞照亮的空气。下雪了，清洁工扫出一条路，到紫藤架下。许言说，走到紫藤架下，低着头，思想掉在地上，像树根一样，向四面八方爬去。

离我们家门前的紫藤架不到50米是梁思成林徽因的“太太客厅”。

拆掉了，全都拆掉了。

让人欣慰的是，因北京市民的呼吁，现在梁林故居恢复了。

林徽因说过，你们现在拆掉的是真文物，再恢复那只是假文物了。

我觉得能恢复也好，脚下的土地是真的。

责任编辑 陈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