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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饮:结局或开始

2021-04-19谢啸冰

山花 2021年4期
关键词:阮籍母亲

谢啸冰

那个夏天,十八岁零八个月的我收到了一封寄自北方一所美术学院的挂号信。

那个夏天以前,很长很长的时间,很久很久的年头,难得几次母亲有兴致,在晚饭后一家人围坐火盆烤火或是在月光下纳凉的场景中,她便开始了对一个男孩的童年往事的叙述。

母亲不擅长组织语言和素材,她的讲述没有诸如“从前……”“那一年……”之类的前缀铺垫,也缺乏叙述过程中的气氛烘托与渲染,于是故事中的事件和人物的出现就显得相当的突兀,互不关联。母亲的讲述其实就是没有固定出场次序的几个固定内容的片断呈现。

片断之一是那个男孩经常低头晃脑步履趔趄一路小跑奶声奶气口齿不清地替母亲呼唤两个姐姐吃饭;片断之二是那个男孩经常在临睡前头顶一块柚子皮手持高粱扫帚缠着母亲一起扮作猪八戒孙悟空打斗一番然后才心满意足地入睡;片断之三是那个男孩有一年的除夕夜喝下母亲喂他的一碗酒,先是嘎嘎笑着在床上欢跳接着便哇的一声大哭出来翻扑醉倒。

每次回忆完毕,母亲都是眼角溢着笑意这样总结陈词,“你小时候乖得很。”

“太乖,我们都想找丁香来喂你,”大姐附和母亲,“这样你就不会长大了。”

我没有兴趣探究为什么喂了丁香我就长不大。我瞪圆眼睛问母亲,“我喝了一碗酒?”

“就是一碗甜酒醪糟,”母亲乜斜着看我一眼,“没出息。”

“你越大越讨嫌。”她又补充一句。这句是关键。

母亲有这样的本领,她前一秒还沉浸在对往事回忆的快乐中,后一秒即可变为语气严厉的批判者,她能瞬间逆转气氛,前与后几乎不需要预留情绪过渡的间隙。

我承认,除了询问喝甜酒醪糟这个细节,我对母亲讲述的其他内容基本上是神情漠然无动于衷的,我感受不到母亲回忆中的那个“很乖”的男孩和坐在小竹板凳上听讲故事的我有多少关系,那个男孩和我好像只是碰巧被母亲喊成同一个名字罢了。他离我很遥远。

那个被讲述的男孩只存在于母亲的回忆中,他只是母亲在困顿的日子里过得很疲惫时通过回忆往事获得片刻快乐的一个符号。只不过,母亲就是愿意把她的满目笑意投注给一个符号却总是把一声声怨叹留给活络晃动在她眼前的我。

我内心极郁闷和委屈。

在即将成为小学生之前的某一天,我作出了一个勇敢的举动——离家出走。

我作出这个举动是有缘由的:母亲不止一次地,在她心情好时或是情绪不佳觉得我“讨嫌”时告诉我,我不是她生的,我是她和父亲在海河边散步时捡回来的,我的亲生母亲是一个渔妇。听到这样的故事,我一开始将信将疑,听了三、五次,便满心凄惶,眼睛里看到的父亲母亲和两个姐姐只剩下模糊变幻的灰色剪影,很不真切,如处梦境。再听得多了,我竟隐隐对我的“渔妇妈妈”产生了向往。

“海河在哪里?”我问母亲。

“在天津。”

“天津在哪里?”

“在北方。”

终于到了这一天,当母亲再一次觉得我“讨嫌”并留下一句“走走走,你去找你的亲妈去”便出门上班之后,我巡视家里一遍,没有其他人,便郑重地背上母亲给我做的绣有红五星的小书包出门了——小书包里什么也没有装,空的,但它却又满盛着远行的象征意味。出远门都得有行囊,父亲每次出差手提行囊渐行渐远的身影是我铭记的远行的标准姿态——我跨过和我膝盖一般高的门槛,向大院的门房从容走去。穿过门房,我不得不停下了脚步,因为我分不清东南西北。我等了一会等来了一位邻居熟人,我问他哪边是北方,他狐疑地望着神情认真的我抬手指了一下,我顺着他的手看清了方向,然后在他狐疑的目光注视下迈开双脚踏上了北行的道路。那一瞬间,我感受到了脱离母亲管束的一丝快意,她呵斥我“讨嫌”的话语再也钻不进我的耳朵了。

走了约摸一里地,马路两旁一间间屋檐高低不齐歪歪斜斜挤在一起的木板瓦房和三三两两栽种在房前的杨柳树以及它们投射的阴影位置都变成了我不熟悉的样子,那些筑窝在屋檐下啾啾鸣叫扑腾飞转的灰燕和在集市边上嚼着草料等待驮货的骡子也是我没有见过的。我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这之前在母亲的监管下,我玩耍的身影从未超越过我家居住的大院左右前后三百米的范围。我有些犹豫了,我甚至为自己跨出家门时产生的快意感到了些许后悔。我拖着腿故意放慢脚步,并不时左顾右盼看看有没有熟悉的大爷大娘叔伯阿姨出现,招呼阻止我一声。好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仅仅是肉身出走那离自由还远着呢,自由如果伴随着恐惧,自由永远就只是一个虚词。还好,我的“渔妇妈妈”及时出现在我的想象中,她盼着和我相见相认,她告诉我现在行走着的陌生街市正是海河边的街市模样的映射,她召唤我继续朝北走。我前进的步伐一刹那又变得坚定起来并伴着轻松。

当像蛋黄一样的太阳有一半跌落在西山坡下的那一刻,我的出走行动被宣告最终失败。在邻居熟人的引领下,母亲尖厉地呼喊着我的名字拖着长长的影子一路碎跑在城北一个叫三里湾的地方的路边的榨油房前撵上了我,她喘着粗气伸出大拇指和食指精准地一把揪住我的左耳垂,然后她在自己的斥骂声的伴奏下拉拽着把我押回了我熟悉的大院世界。未等关上房门,在好几个邻居倚窗凭栏的围观下,母亲让我饱餐了一顿“笋子炒肉”——她用竹片给了我一顿痛打。

母亲对她的孩子奉行的教育信条是:棍棒底下出好人。

我的自由梦就此破灭了。

挨打的当晚,我在睡梦中被一阵窸窣声惊醒,是母亲弓着身在摩挲我的脸庞。我没有睁眼,翻过身又装作睡去。母亲收回手蹑手蹑足回到饭桌那边和父亲轻声说话。

“以后不能再骗他是捡来的了。”

“嗯。”

“他開始长大了。”

“嗯。”

真相仿佛是揭开了,但曾经的身世纠结却让我无法轻松释怀,还有,“讨嫌”这个词如同咒语般的阴云长久地在我的头顶上方悬浮,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那一段时间,我差不多每天太阳落山之前都坐到大院门房外的石凳上静静遥望城北三里湾的马路和天空直至太阳完全落山,我强烈地感觉到那个我没出走成功去往的“北方”一定和我有着某种深刻的联系,到底是什么联系呢?我却又无法理顺说清。我开始有了少年的惆怅和向往。

我拆开挂号信,抽出里面的那片纸,是大学录取通知书。

看得每个字几乎都背下了,我把浸着汗渍的通知书塞回信封,偏头瞅瞅左右,递给我信的门卫沈伯正靠着被窝闭目翘脚听半导体收音机,值班室大门稀稀拉拉有人进有人出,都是父亲单位的同事,有熟悉的和不熟悉的,点点头或不点头,便都专心走他们的路。

那一刻我应该是有了憧憬未来的念头,就算是胡思乱想那也是全新的不同内容,那些内容并不具体,只是模模糊糊的雾状的东西,但它们也是全新的,是在我心中酝酿升腾而起的。沈伯和那些父亲的同事他们不应该看出来吗?唉,他们看不出,他们只看到一个小年轻捏着一封信,行为表情和寻常无异,呆呆地站在烈日下——我不是他们的谁。

我需要自己为自己确认点什么,我需要为自己庆祝一下,说是犒劳也行。考上大学就是掌握了打开属于自己未来生活大门的一把钥匙,我的班主任老师对我说过这句话。

我推门进家,母亲正在案几上裁剪一块打算给我做衣服的布料,我低着嗓子喊她一声,她没有停下手上的活,只是抬起眉头看我一眼。我嗫嚅道:“给我两角钱嘛。”

“你要钱做哪样?”

“我想去看场电影。”

母亲再次抬眼看向我,她在思忖我有什么理由要破费两角钱去看电影。我赶紧掏出信封,把通知书展开在她眼前,“我考上大学了。”我的语气有报喜的意味。母亲瞟了一眼通知书,她没有细看的意思,“你不会骗我吧?”她把通知书拨开,继续裁剪布料直到把整块布料裁剪完,然后叠起布料和剪刀尺子一起码放在案几边,这才慢慢伸手从裤袋里掏出两角钱给我。

在母亲的意识里,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不就是正常的升学读书吗?升学读书不就是你正常该做的吗?你做正常该做的事是你应尽的本分,和消费两角钱没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关系。当然,母亲是不会说出“逻辑关系”这样的词语的,是我揣度她就是这个意思。

打开未来生活大门的钥匙我还未攥到手里。

入学报到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一只情绪的虫子也一天天在我胸腔里蠕动攀爬成长起来,当这只硕大的虫子爬进我的大脑催生出一个念头来时,我被这个念头吓了一跳但又觉得不妨一试——我决定冒犯一次母亲的权威用以验证一下我有了大学生身份后还会不会挨打。

我实施了我的冒犯行动:我故意摔碎一只碗,在母亲斥责我时我一改平时的缄默不语,而是提高嗓门和她对吵起来。这一次母亲没有给我一巴掌,但冒犯的后果是她果断取消了早就定下的要为我举办有亲友参加的升学家宴以示对我的惩罚。我获得道贺和夸赞并可借此养护我的自信的唯一机会被母亲的愤怒和我自己的冲动给毁掉了。

十七年后重返北方的土地,虽然是,但又并不仅仅是为了入读一所大学。事实上,我的大学生活本可以早两年就开始的,那年的高考成绩虽不如预期的理想,但选读一所本地的大学却没有任何问题。我却不愿,为此惹得母亲生了好几天气。我想离开家,能走多远走多远。我没有忘记少年时代就生发出的对北方的向往,“向往”,不就是冥冥之中隐含着过去却必将昭示未来的一份期许和某种因果机缘?按照户口本上籍贯一栏的标注“重庆璧山”,我是一个地道的南方人,但出生地一栏却也分明写着“天津市”,也就是说,北方海河边上一座叫“天津”的城市是我出生的胞衣之地,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北方苦咸的海河水混合着飞扬的柳絮和干涩的黄尘完成了对我的第一次“生命洗礼”。“北方”,已不仅仅是一个指示方位的名词,它从一个广袤宏大的存在渐渐衍化成为我的生命图谱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座标,它是一个象征。

八月底的一天,一列绿皮火车吭哧吭哧经过三天两夜忽快忽慢的爬行把怀揣向往两脚浮肿的我载到终点,它帮着我从空间上完成了我的求学之行,也是我心里认定的“精神皈依”之旅。

最初的大学生活过得是有些小心翼翼的,同学都是来自天南地北,且不说各自的秉性不同,除了三个本地同学,单是其他外省的同学带着浓重家乡口音的语速不一的杂拌普通话,你不仔细辨听,便基本不知道他要表达的是询问?是埋怨?是嫌弃?是认同?是夸赞?还是别的其他什么意思,你必须认真侧耳倾听,否则只有放弃。一般来说,大多数同学包括我,我们不愿放弃,我们愿意在述说与倾听的互相忍耐、克制与努力中建立友谊。这样的努力极见效果,并没有延宕多少时日,一个班的同学不分男女差不多都可以到别人的碗里随意夹自己没买得有的菜吃了,更亲密一些的,甚至可以不经打招呼就拿对方的毛巾和肥皂去搓洗自己布满泥垢的身體然后换上对方的一双袜子而不被抱怨。

我以为,上大学是重新整理自己的曾经有过的牢靠或不牢靠的经验和置换知识以及重寻与认定自我身份的重要新起点,我和我的同学应该是从这个新起点迈开了第一步。既然有了第一步,接下来巩固友谊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虽然我们都明白我们还有未来长长的四年可以为这株友谊之树从容浇水培土,但这毕竟只是一个抽象的道理,我们内心迫切想要把友谊具象为一个热腾腾的实物以使我们在今天和明天最多后天都可和它触碰相拥。时间长了它可能会变为抓不住的一股烟尘。

于是所有同学达成共识:巩固友谊的好办法莫过于趁着西山枫叶正红而那股季节性沙尘还没有侵袭这座城市时全班集体秋游野炊。

青春的聚会酒是不能少的。怀着兴奋与期待几个男同学回到宿舍讨论酒的采买种类和采买数量。

“什么酒好?”

“不知道。”

“你能喝多少?”

“这个……”

没有谁给出肯定的回答。

“哎,你们说,哪个地方的人最能喝?”采买讨论未果,一个被大家戏称为张头的本地籍同学认真发出一问。张头的问题转向突兀,却引起了我们的兴趣。青春无定性。大家七嘴八舌讨论开来。

在舌战中我们每个人的话语里渐渐生长出一位很能代表“我们家乡”的“他很能喝”的高手,只是居江湖之远不能现身让大家一睹尊容。最主要是,“他很能喝”是一句没法量化的虚言,不能作为判定高下的证词,大家便放胆虚实杂糅海聊无边。

“量,有啊,”张头拿出了论据,“我们胡同口一板儿爷,太能喝,每次我见他都是两三瓶。”

“两三瓶?”我接过张头的话。我的语气一半是佩服一半是怀疑。

“是啊。”张头侧过脸朝向我一顿,意思是这有什么可怀疑的。

“他喝的是什么酒?”我继续求证。

“啤的。”

“皮?皮牌酒?”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品牌。

“什么皮牌,是啤酒。”张头的语气有些不耐烦。

“哈哈。”我轻蔑地笑出聲来。我告诉张头,啤酒在我们南方人眼里只能算是饮料,如喝,五六瓶只是正式酒席前的铺垫打底,南方人真正钟情的只有白酒而且海量。

“那你也能喝喽?”张头问。

“能啊。”我好胜地随口一答,接着便有些后悔自己的轻率与撒谎。好在张头一句表示赞许和服气的话语把我的些许惊慌遮掩了过去:“对对对,都差点忘了你们那儿是酒乡嘛。”

如果童年时母亲喂我喝下的那碗甜酒醪糟不能算是酒的话,那我在十八岁零九个月之前便是从未喝过一滴不管是什么品类的酒。我对酒的味色有粗浅的认识是来自每有家宴时父亲和客人相邀举杯碰撞酒花溅到桌面酒味轻飘钻进我的鼻腔的那一次次的呼吸体验。

我暗许从此以后张头就是我的亲密朋友。

事件的转折或者说是高潮是在鞍山籍同学熊打开皮箱取出一瓶酒时开始的。他把酒瓶递到我眼前说:“你喝给我们看看,看你能喝多少。”因为刚才夸下了海口,我已不能退缩,我歪歪脖子挺直身子微笑着强作轻松抬手接过瓶子,我看清了酒标上的三个字“燕岭春”同时也看清了瓶中的酒液泛着微黄浮动着蟹眼一般的酒泡,度数一定不低。熊忽又收回手,我以为他改了主意,我暗吐一口长气。一口气吐完还没来得及吸气,只见熊拧开瓶盖,他说:“你要能把这瓶喝了我们一人输给你五块钱。”他左右环视用眼神征求其他同学的意见。其他同学来了情绪,他们舞着手臂兴奋地叫道,行,行。

我看看在场的同学,我心想我把他们的每人的五元钱赢到手便可多赚出一个月的生活费。我只盘算着赢钱却没有去想自己喝不下酒将会被他们怎样地嘲笑。他们有机会嘲笑吗?不,他们没有机会。我早已在几百次和母亲的对峙中被锤炼出一副倔强不服输的性格。

准备接过酒瓶时,我突然感觉宿舍门口有人影晃动,很像是母亲的身影,身影上有很多双眼睛瞪视着我,我浑身一激灵,这一激灵使我伸出一半的手僵在胸前。

“不能喝吧。”熊用语言激我。

我没理熊。我揉揉眼再次定睛看向门口,哪里有什么母亲的身影,母亲远在千里之外的南方家中呢。幻觉,是我产生了幻觉。我回过神来,我从熊手里一把夺过酒瓶,我在心底里赌气地对自己说:“我不怕什么瞪视我的眼睛,这瓶酒我喝定了,谁也干涉不了我,谁也阻止不了我。”我迎着起哄的同学高举酒瓶仰脖“咕嘟”一声喝下了我人生的第一口白酒。

当酒瓶见底时我被自己的壮举和酒量惊呆了好几秒钟。我把空酒瓶重重杵在桌上,然后双手使劲撑着桌沿努力稳定有点晃动的双腿。我呼吸吐纳压下一股股翻涌的酒劲,返身斜躺在床上,拉过被子盖好,在倾听自己逐渐平和下来的呼吸声中我静静地等待着酒醉的到来——《世说新语·任诞》里,阮籍喝醉酒睡在美妇身旁的记述是相当无趣的一段:“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阮籍的邻居中有一位美妇,开了一个酒店卖酒,阮籍常常和朋友相约去美妇的酒店畅饮。阮籍喝醉之后,就睡在美妇旁边。美妇的丈夫起初非常怀疑阮籍会有什么企图,便经常躲在暗中观察,经过一段时间,才明白阮籍始终是没有什么别的意图和不轨行为的。阮籍醉后在美妇身旁睡下,他一定是有意为之。睡则睡了,却不会发生任何越轨的事情,我们只好相信,也应该相信,他是用此行为来反对礼教对人的过多的形式上的限制。诗酒青白眼,竹林任诞身,阮籍作为个体的“人”志怪有趣;穿行在后世如我们的“历史想象”中的“阮步兵”更当是云逸风沙造像,时无英雄,穷途歌哭,咏怀渊放,豪情千秋。吊诡的是,“不复跨马”的刘义庆用高简玄淡文字书写框廓出的“阮公故事”却不能不有些令我们感到失落与怅惘。若奈其何,阮籍是耶?阮籍非耶?

我躺在自己的床上,我最终是没有醉过去。

我没有醉,我清醒着。我真醉卧亦无美妇相伴。

清醒又如何?

我用我的清醒又能反抗什么呢?

多少年后回想起来,我不过是在自己成长的每一个不同阶段想真正看清自己,确认自己,我只想能够自由地坦然地面对自己,和自己相拥。但这一点点愿望,却被好多好多外物紧紧地包裹,如果想要一层一层挣开这个包裹厚甲,我们的童年光阴,我们的少年时代乃至我们整个的青春年华相加在一起都未见得能解脱一二,这似乎是很令人沮丧的一件事。那么,如果反转一个时空和角度察看和思考,幼齿至青春到皓然白首,人生许多的物、事,是宿命般的“必然”需要用别的东西来比附验证的,或者说,需要用别的事件来衬托和证明“正在发生的这一件事”的存在和可能有的价值,更或者,当“验证”本身就是许多臆想和错误记忆的混沌,我们却能宽怀地认为臆想和错忆是我们对自我不堪于现实而不得不产生的幻觉的诗意解读与精神捍卫,如此,可能就释然了。

如此,真就可能就释然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幸运亦或是冲和日常不惊心,自从喝下那瓶“燕岭春”酒后,我倒确是不再害怕产生幻觉。我时常产生幻觉,这些幻觉不存灰寂,尽是闪烁着瑰丽饱满的缤纷的五彩。在这些五彩的幻觉中,我看见一杯杯被我喝下的浓烈白酒正缓缓洇开渗进我的骨骼,我的骨骼因此坚硬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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