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新

在明代文坛上，袁宏道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作家，这不仅在于他的才情，还在于他的文学主张与别样的人生趣味。袁宏道认为，真正的文学“大都独抒灵性，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中流出，不肯下笔”（《袁小修诗》），不粉饰蹈袭，不为传统绳墨所拘，崇尚真情的抒发，强调个性化的文学创作，脱尽了文人习气，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与文学趣尚相一致，袁宏道不愿为官场羁绊，自言“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识张幼于箴铭后》），短暂的一生以诗酒自娱、以游赏山水为务。

一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湖北省公安县人，万历二十年（1592）進士，前一年（1591）春，袁宏道只身前往麻城龙湖，问学于隐居于此的思想巨匠李贽（1527—1602），居留长达三个月。万历二十年、二十一年（1593），他又与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再次拜访李贽，欢谈有日。三次拜望李贽，对袁宏道人生道路的选择与文学主张的提出产生了重要影响。李贽举人之后不应会试， 弃官设帐讲学;袁宏道进士之后，心思仍在学问文章、诗酒山水。李贽主张“童心说”，袁宏道主张“独抒性灵”，二者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

袁宏道一生三次出仕。第一次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二月任吴县（今属江苏）知县，在任上，他努力做一些事情，颇受地方拥戴，也招致当道者的不满，加上吏事繁杂，让人心烦，他在给任萧山知县的沈广乘的信中说：

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

袁宏道第二年便托故辞职，却没有回到湖北公安，而是饱览了吴越风光，长达三个月。他在给袁宗道的信中说：“自堕地来，不曾有此乐……无一日不游，无一游不乐，无一刻不谭，无一谭不畅。”（《伯修》）

第二次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起任顺天府教授、国子监助教，因为公务清闲，其间作专门研究瓶中插花艺术的《瓶史》十二篇，与友人饮酒论诗，遍游京城名胜。万历二十八年（1600）升礼部主事，七月告假回公安，在城南营建柳浪馆以为新居。馆成，六年盘桓其间，不接应酬，唯读书写作。

第三次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奉父命再次入京，补吏部主事，公务清闲，以诗酒读书创作为乐。后升为吏部考功司员外郎，公务渐多。三十八年（1610）请假归乡，中秋节后得病，九月初六去世，时年四十三岁。袁宏道一生三次为官，时间加起来差不多是六七年。

袁宏道是那种热爱生活、懂得生活的人，机智、风趣，有性情，一生喜好山水诗酒及博雅之事。袁小修《中郎先生行状》称他“好山水，喜谭谑。不能酒，最爱人饮酒。意兴无日不畅适，未见其一刻皱眉蒿目。居柳浪六年，睡或高歌而醒。好修治小室，排当极有方略”。与袁宏道有过具体交往并且一起喝过酒的李柷在《觞政·题词》中说：

往岁中郎以谒选侨居真州，时四方谭秇者云集，而高阳生居十之八九，予幸割公荣之半，尚不了曲糵事，日从中郎狎游，每胜地良辰，未尝不挈尊携侣，即歌舞纷沓，觥筹错落，而更肃然作文子饮，卜昼卜夜无倦色，客各欢然剧饮而散，觉中郎酣适亦过于客，是所谓得酒之趣，传酒之神者也。

袁宏道在真州（今江苏仪征）与四方酒友相聚，饮酒量虽不大，确实酣适过人。酒之外，袁宏道对山水最有会心：“一峦一壑，可到名山;败址残石，堪入图画。”（《西洞庭》）“青山也许人酬价，学得云闲是主人。”（《采石蛾眉亭》其三）在袁宏道看来，凡是能被人欣赏的自然，都具有美的性质。有了闲云一样散淡的胸怀，便自然能成为江山美景的主人。“闲”作为一种审美胸怀的体现，使欣赏主体能以超越世俗的虚静空灵、从容自如的心态与大自然相近相投、相融相化，从而在真正意义上领略美、品赏美、享受美。

由于一生体弱多病，又遭逢兄长袁宗道（1560—1600）英年早逝，袁宏道对生命的感叹格外深沉：“古今文士爱念光景，未尝不感叹于死生之际。故或登高临水，悲陵谷之不长;花晨月夕，嗟露电之易逝。虽当快心适志之时，常若有一段隐忧埋伏胸中。”（《兰亭记》）对山水的喜好与对生命短暂的悲慨，让袁宏道对酒特别是酒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与友人结社饮酒的同时，产生了编撰《觞政》的念头，作为“雅饮”的依据。

二

万历二十七年（1599），袁宏道任顺天府教授，广结名士，初夏在京西崇国寺结“葡萄社”，时常召同道饮。除袁氏兄弟，与社者有谢肇淛、江进之、丘长孺、黄平倩、方子公等。袁宏道《崇国寺葡萄园集黄平倩钟君威谢在杭方子公伯修小修剧饮》说：

树上酒提偏，波面流杯满。

榴花当觥筹，但诉花来缓。

一呼百螺空，江河决平衍。

流水成糟醨，鬓髭沾苔藓。

侍立尽酲颠，不辨杯与。

翘首望裈中，天地困沈沔。

未觉七贤达，异乎三子撰。

“一呼百螺空”“流水成糟醨”“侍立尽酲颠，不辨杯与”，写出了狂饮的场面，足见“葡萄社”中饮徒居多。（zhǎn），同“琖”，小杯子。韩愈《祭河南张员外文》说：“把相饮，后期有无。”“七贤”，指“竹林七贤”，皆能痛饮。“异乎三子撰”，指兴趣在山水自然。孔子问曾晳（名点）的志趣，回答说：“异乎三子者之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避雨崇国寺三日纪事》一诗，描述的也是“葡萄社”聚饮的情形：

湿云涨山雨不止，一酣三日葡萄底。

天公困雨如困酲，醉人渴饮似渴水。

东市典书西典几，团糟堆曲作城垒。

明知无雨亦不行，权将雨作题目尔。

仆夫安眠马束尾，大瓮小瓮来日起。

“一酣三日”“渴饮似渴水”“团糟堆曲作城垒”，虽有夸张，却也写出了欢饮之甚。此外还有《端阳日集诸公葡萄社分得未字》《夏日过葡萄园赋得薰风自南来》《夏日同江进之丘长孺黄平倩方子公家伯修小修集葡萄方丈以五月江深草阁寒为韵余得五字》等诗，记述的均为结社饮酒之事。《觞政》就是此时在京编撰完成的。引言说：

社中近饶饮徒，而觞容不习，大觉卤莽。夫提衡糟丘，而酒宪不修，是亦令长者之责也。今采古科之简正者，附以新条，名曰《觞政》。凡为饮客者，各收一帙，亦醉乡之甲令也。

这是编撰《觞政》的起因。结社聚会，频繁狂饮，就需要有典章加以规范。袁宏道写于这年即万历二十七年的《和黄平倩落字》，可以说是袖珍版的诗体《觞政》：

诸君且停喧，听我酒正约。

禅客匏子卮，文士银不落。

酒人但盆饮，无得滥杯杓。

痛饮勿移席，极欢勿嘲谑。

当杯勿议酒，屈罚无过却。

种种皆欢候，違者三大爵。

“痛饮勿移席”“当杯勿议酒”“屈罚”“欢候”等，后来均编入了《觞政》之中。因时在国子监任职，袁宏道有机会大量阅读相关典籍，他在《觞政·引》中提到的有关酒文化的前代著作就有：汝阳王的《甘露经》《酒谱》，王绩的《酒经》，刘炫的《酒孝经》《贞元饮略》，窦子野的《酒谱》，朱翼中的《酒经》，李保的《续北山酒经》，胡杰还的《醉乡小略》，皇甫崧的《醉乡日月》，侯白的《酒律》等，他从古代典籍中采集了大量的资料，编撰成《觞政》十六条，要求“凡为饮客者，各收一帙，亦醉乡之甲令也”。

所谓“觞政”，就是饮酒时应遵守的政令，即酒令，用以规范饮酒之秩序，也为了增添饮酒的乐趣和热烈气氛。古代宴饮，往往要推举一人为令官，其余的人听其号令，违令者罚酒。最早的觞政，其实可以追溯到《诗经·小雅·宾之初筵》：“凡此饮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监，或佐之史。”大凡赴宴饮酒者，有喝醉的也有清醒的;为了维持饮酒的秩序，须设立酒监和酒史监督饮酒。《宾之初筵》是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上关于饮酒及其场面记录得最早、最完整的文献，“立之监”“佐之史”就是最早的酒令官。酒令如法律，一旦制定，就必须执行，《说苑·善说》说：

魏文侯与大夫饮酒，使公乘不仁为觞政，曰：“饮不釂者，浮以大白。”文侯饮而不釂，公乘不仁举白浮君，君视而不应。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书》曰：‘前车覆，后车戒，盖言其危。为人臣者不易，为君亦不易。今君已设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举白而饮，饮毕，曰：“以公乘不仁为上客。”

魏文侯与大夫饮酒，使公乘不仁为觞政，曰：“饮不釂者，浮以大白。”文侯饮而不釂，公乘不仁举白浮君，君视而不应。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书》曰：‘前车覆，后车戒，盖言其危。为人臣者不易，为君亦不易。今君已设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举白而饮，饮毕，曰：“以公乘不仁为上客。”

1968年，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与其妻窦绾墓在国内首次出土了一套完整的“行酒令钱”，共40 枚，其中20 枚铸“第一”至“第廿”字样;另20枚铸三字或四字韵语，即“圣主佐”“珠玉行”“五谷成”“寿毋病”“万民番（蕃）”“天下安”“贵富寿”“乐无忧”“起行酒”“常毋苛”“饮酒歌”“饮其加”“得佳士”“骄次巳”“府库实”“自饮止”“金钱扡（施）”“乐乃始”“田田妻鄙”“寿夫王母”，这些韵语内容丰富，有祈盼，有祝福，有行止。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枚“错金银镶嵌铜骰”，铜骰共18 面，其中16 面为数字，两面分别为“酒来”“骄”字。各面除文字外还用金丝、绿松石、红玛瑙镶嵌出纹饰，铜骰与“行酒令钱”应该是配合使用。由此我们知道，最晚在西汉，行酒令已完全成熟，在饮酒场合普遍实行。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暮春时节，王羲之与谢安、许询、孙绰、支道林等几十人，相会于风景优美的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曲水流觞”，仅是以《兰亭》为题的诗就作成了三十余首。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有名有姓的诗人大聚会，“曲水流觞”由此成了诗酒相会、文人雅集的代名词。

“觞政”文化形成之后，历代承继者不绝。焦竑《焦氏笔乘续集·觞政》说：“唐时文士，或以经史为令，如退之诗‘令徵前事为，乐天诗‘闲徵雅令穷经史是也。或以呼卢为令，乐天诗‘醉翻衫袖抛小令，笑掷骰盆呼大采是也。”白居易“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李十一醉忆元九》）的描写，亦颇见饮者的情趣。唐人好饮好醉，酒中醉后一派浩荡天真，勃勃英气尽显，盛唐人亦复如此且毫不逊色。直至中唐，刘禹锡依旧说：“长安百花时，风景宜轻薄。无人不沽酒，何处不闻乐。”（《百花行》）约以觞政，则豪中有雅，更见饮酒中的文化蕴涵。宋人赵与时的《觞记述》、何剡的《酒尔雅》，元人曹绍的《安雅堂酒令》，明人田艺蘅的《醉乡律令》、陈洪绶的《水浒叶子》和《博古酒牌》、无名氏的《酣酣斋酒牌》，清人讷斋道人的《酒人觞政》、任熊的《列仙酒牌》、俞敦培的《酒令丛钞》、黄周星的《酒社刍言》、张潮的《饮中八仙令》等，都是“觞政”文化的有力继承者和实践者。

三

中国酒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觞政”体现的是饮酒的文化内涵。在情绪大起大落之后的相对平静中，中国文人善于从酒中寻找情致，寻找趣味，以提高饮酒的品位，将饮酒上升到一种“雅”的高度，使之更具有文化气息。与此同时，中国文人对酒之色味的品评、命名，对饮酒器具的要求，对饮酒环境的选择，以至于酒令的编制、酒席宴饮间的奖罚等，都有一整套饶有兴味的规矩。酒趣，说到底是人生感悟、人生智慧在饮酒中的诗意体现。识酒趣、懂酒趣，能在平常饮食中挖掘幽情雅意，饮酒才会有品位，有境界，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才会饶有情味，饶有兴致，避免堕入饮酒无度、借酒使气的“酒荒”和“酒狂”之中，这便是袁宏道编撰《觞政》的文化理由。

与袁宏道关系密切的方子公在《觞政》跋文中说：“先生无酒肠，知酒味，有酒趣，爱酒客饮，因采古科、定新法，寓意深矣。夫士人之善雅谑者，不修酒宪而酒宪存。昔王、阮共饮，不与于刘，刘终日自若，是所以奉酒宪也。间有饶酒之徒，惟知有酒而不知有酒宪，礼法怠矣。故先生订新书十六条，名曰《觞政》，意重于刑书。”不善饮的袁宏道深谙酒道，他赞赏李白之酒：“刘伶之酒味太浅，渊明之酒味太深。非深非浅谪仙家，未饮陶陶先醉心。”（《饮酒》）他认为李白的酒深浅适宜，既不像刘伶的酒浅露直白，让人觉得乏味;也不似陶渊明的酒蕴含着那么多有关宇宙自然人生的妙理，非用心体悟难以进入真境。李白的酒深浅恰到好处，正在似与不似之间，充满了人间气息。

《觞政》不同于一般的酒令，因为即兴容易流于浅浮与零碎，而是成系统的，有深刻文化内涵的。如“酒客”一项是这样说的：“饮喜宜节，饮劳宜静，饮倦宜诙，饮礼法宜潇洒，饮乱宜绳约，饮新知宜闲雅真率，饮杂揉客宜逡巡退却。”对不同的情绪状态下、不同的场合中、不同的饮酒对象应采取的态度、做法，都提出了比较合理科学的要求。高兴的时候饮酒要有所节制，劳顿的时候饮酒要比平时更加安静，倦怠的时候饮酒需要幽默诙谐，和礼法之人饮酒要潇洒自如，在混乱的场合饮酒要注意自我约束，和新知的人饮酒要闲雅真率，和乱七八糟的人饮酒不宜久留，要逡巡退场，总之，要保持良好的酒人风度。“凡醉有所宜”一项强调的是醉酒与具体环境、具体对象的协调和适宜：

醉花宜昼，袭其光也;醉雪宜夜，消其洁也;醉得意宜唱，导其和也;醉将离宜击钵，壮其神也;醉俊人宜加觥盂、旗帜，助其烈也;醉楼宜暑，资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

酒不仅要喝好喝足，就是醉也应醉得其时，醉得其地，醉得其人。袁宏道强调：醉中景美人美，醉中情真意真，醉中有无限的意趣。酒与醉的世界，不仅可以改变时间感和空间感，拉开饮者与现实世界的距离，还可以充分激发浪漫神奇的想象，让饮者在独属于自己的世界里自由遨游，充分享受醉之境带来的曼妙美好。醉之美，是一种自然的美、潇洒的美、飘逸的美，是一种偏离了常轨、超越了社会伦常之后所显示出的自由美。因其真，因其朴，因其绝去雕饰、身心俱忘、不计利害，所以更贴近美的本质，更能引人入胜。元代散曲家商挺说：“暖阁偏宜低低唱，共饮羊羔酿。宜醉赏，宜醉赏腊梅香。雪飞扬，堪画在帏屏上。”（[ 双调]《潘妃曲》）在洁白轻寒的雪花漫天飘舞之时，在一个砌玉堆银、粉雕晶琢的世界悄然诞生之际，畅饮羊羔酒，乘着醉意欣赏绽放的腊梅花，最是兴味无穷。

与袁宏道同时的李柷在《觞政·题词》中说：“余观中郎《觞政》，十六款，润旧益新，词简义赡，勒成令甲，型范森然。”“觞政”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历代文人雅士的关注。在袁宏道的基础上，清人又扩展了《觞政》的内容，张潮说：“上元须酌豪友，端午须酌丽友，七夕须酌韵友，中秋须酌淡友，重九须酌逸友。”（《幽梦影》）不同的节日，要和不同气质、性情的朋友饮酒，这样才能最大限度激发酒的兴致。李渔说：“宴集之事，其可贵者有五：饮量无论宽窄，贵在能好;饮伴无论多寡，贵在善谈;饮具无论丰啬，贵在可继;饮政无论宽猛，贵在可行;饮候无论短长，贵在能止。备此五贵，始可与言饮酒之乐。”（《闲情偶记·颐养部·饮》）“能好”“善谈”“可继”“可行”“能止”，是欢饮的前提与基本保证。

将中国酒文化推向高潮的是《红楼梦》，其中关于酒令、饮酒场面的描写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是袁宏道之后对“觞政”最生动完美的诠释。第四十回：“（鸳鸯）吃了一盅酒，笑道：‘酒令大如军令，不论尊卑，唯我是主，违了我的话，是要受罚的。”《红楼梦》中的诸多酒令、饮酒场面的描写，就明显受到了《觞政》的启发和影响。女儿们那些尽展才情的诗词，多数是在酒席宴上完成的，如黛玉的咏菊花诗、宝钗的咏螃蟹诗。《红楼梦》中的酒令，也不是随意杜撰，而是曹雪芹的精心设计，在“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第六十三回）中，湘云要求酒令自出：“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时宪书上的话，共总凑成一句话。酒底要关人事的果菜名。”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是饮酒与气候环境相宜的范例：

天亮了，（宝玉）就爬起来掀起帐子一看，虽然门窗尚掩，只见窗上光辉夺目，心内早踌躇起来，埋怨定是晴了，日光已出。一面忙起来揭起窗屉，从玻璃窗内往外一看 原来不是日光，竟是一夜的雪，下的将有一尺厚，天上仍是搓绵扯絮一般。……出了院门，四顾一望，并无二色，远远是青松翠竹，自己却似装在玻璃盆内一般。于是走至山坡之下，顺着山脚，刚转过去，已闻得一股寒香扑鼻，回头一看，却是妙玉那边栊翠庵中有十数枝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好不有趣。

大观园中的众多女儿们置身在这“玻璃盆”一般的冰雪世界中，非凡的才情，敏捷的思维，奇逸的酒兴、诗兴，得到了更充分完美的发挥。湘云就说自己“爱吃酒”，因为“吃了酒才有诗”。她们烧吃鹿肉，“即景联句，五言排律一首，限‘二萧韵”，联成的排律长达70 句，这是《红楼梦》中最动人的场景之一。曹雪芹乐酒善饮，所以他深知如何写酒、写醉。

清人黄周星《酒社刍言》说：“饮酒者，乃学问之事，非饮食之事也。何也？我辈生性好学，作止语默，无非学问。而其中最亲切而有益者，莫过于饮酒之顷。盖知己会聚，形骸礼法，一切都忘，惟有纵横往复，大可畅叙情怀。而钓诗扫愁之具，生趣复触发无穷。”（《清稗类钞》第十三册）袁宏道编撰《觞政》，看重的正在于此。酒宴不是酒局，一醉方休并不是目的。饮酒过程也是一个显露人性与才情的过程，是一个文化熏陶与洗礼的过程。

四

关于《觞政》编成的时间，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说：“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见得。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麻城刘涎、白乘禧家有全本。”丙午，万历三十四年（1606），这年袁宏道在吏部任职，《觞政》已经编成。《觞政》正文前有李柷的题词，所属日期为“万历戊申上巳日”，即1608 年农历三月三日。李柷的题词称：“《觞政》旧已剞劂，方子公欲重梓广传，属序于余，余素善中郎是编，宁得嘿嘿。子公又出一扇示余，则中郎丁未夏日评论诸君饮量者。”子公即方文僎，字子公，自万历二十二年（1594）至三十五年（1607）的几十年間一直为袁宏道料理笔墨，多次陪同袁宏道出游。袁宏道在《西湖一》中说：“晚同子公渡净寺，觅阿宾旧住僧房。”《觞政》的跋文就是方文僎撰写的，对了解袁宏道及其《觞政》有很大帮助。丁未，万历三十五年（1607），时袁宏道在京任吏部侍郎。这样看来，《觞政》此前已经刊印，这次是序后再印。

浙江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刻本《觞政》一卷，简称“万历本”，就是在袁宏道去世的当年刊刻的，收入齐鲁书社1997 年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八十册。全书一卷十六条，单鱼尾，同白口四周单边，加上序跋共二十二页，每页十行，每行二十个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觞政一卷》说：

《觞政》一卷，内府藏本，明袁宏道撰。宏道字无学，公安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吏部稽勋司郎中。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书纪觞政凡十六则。前有宏道引语，谓采古科之简正者，附以新条，为醉乡甲令。朱国桢《涌幢小品》曰，袁中郎不善饮而好谈饮，著有《觞政》一篇，即此书也。

《觞政》影响广泛，是酒社、宴席中的参加者乐于遵守的法律、条文。关于其成书过程，袁宏道说是“采古科之简正者，附以新条”，也就是说《觞政》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为“古科”，即旧有典籍;一为“新条”，即新的条文。袁宏道是在采撷“古科”的基础上，增以“新条”，总成《觞政》的。比勘之后发现，《觞政》“采古科”最多的有两部书：一是唐代皇甫崧的《醉乡日月》，一是明代沈沈的《酒概》。

《醉乡日月》，唐皇甫崧撰。崧，一作“松”，生卒年不详。字梓琪，自号檀栾子，睦州新安（今浙江淳安）人，著名古文家皇甫湜之子。崧工诗文，然终身未及进士第。《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醉乡日月》三卷，《直斋书录题解》卷一一亦记《醉乡日月》三卷，称：“唐人饮酒令，此书详载，然今人皆不能晓也。”皇甫崧《醉乡日月·自序》中谈到了编撰此书的起因：“余会昌五年（845）春，尝因醉罢，戏纂当今饮酒者之格，寻而亡之。是冬闲暇，追以再就，名曰《醉乡日月》，勒成一家，施于好事，凡上中下三卷。”《醉乡日月》收入明人陶宗仪编《说郛三种》，另有陶敏的整理本（见陶敏主编：《全唐五代笔记》第二册，三秦出版社2012 年版）。《觞政》的“四之宜”“六之候”“十二之品第”数节，均来自于皇甫崧《醉乡日月》的“饮论第一”“谋饮第二”，个别文字有所不同。

《酒概》，明沈沈撰，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收入齐鲁书社1997 年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八十册。沈沈生平事迹不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

《酒概》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沈沈撰。自题曰震旦醚民囦囦父。前有自序一首，则称曰褐之父。囦囦沈沈，名号诡谲，不知何许人。每卷所署校正姓氏，皆稱海陵，则刻于泰州者也。其书仿陆羽《茶经》之体，以类酒事。一卷三目，曰酒、名、器。二卷七目，曰释、法、造、出、称、量、饮。三卷六目，曰评、僻、寄、缘、事、异。四卷六目，曰功、德、戒、乱、令、文。杂引诸书，体例丛碎，至以孔子为酒圣，阮籍、陶潜、王绩、邵雍为四配，尤妄诞矣。

《酒概》没有具体的刊刻时间，每一卷首题有“震旦醚民沈沈囦囦父辑”“海陵友弟 储煐君照父 韩涛如巨源父 校”字样，正文前有编撰者沉沉自序。全书四卷二十二目，单鱼尾，同白口四周单边，共三百六十五页，每页九行，每行十九个字。沈沈生平事迹无从考，但从内容大致上可以判定，《酒概》成书早于《觞政》，作者为民间好酒之人，博览群书，熟悉历代典籍，视野辽阔，所辑均为明代之前的酒人、酒事，应收尽收，内容驳杂而丰富，虽说“杂引诸书，体例丛碎”，却是辑纂者沈沈的尽心尽力之作，不失为一部有关中国酒文化的资料汇编。

五

《酒概》在袁宏道编撰《觞政》过程中的重要参考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兹举数例，以见《觞政》与《酒概》之关系：

（一）《酒概》卷二“诸贤”条：

山巨源，胡毋彦国、毕茂世、张季鹰、何次道、李元忠、贺知章、李太白以下，祀两庑。至若仪狄、杜康、刘白堕、焦革辈，皆以造酒得名，无关饮徒，姑祠之门垣，以旌酿客。

《觞政》改《酒概》“诸贤”条为“八之祭”，改“造酒”二字换成“酝法”，“以旌酿客”之后增补“亦犹校宫之有土主，梵宇之有伽蓝也”两句，其余文字相同。

（二）《酒概》卷二“饮品”条：

曹参、蒋琬，饮醇者也;陆贾、陈遵，饮达者也。张师亮、寇平仲，饮豪者也。王元达、何承裕，饮儁者也。蔡中郎，饮而文;郑康成，饮而儒;淳于髡，饮而俳;广野君，饮而辩;孔北海，饮而肆。醉颠、法常、非禅饮者乎？孔元、张志和，非仙饮者乎？杨子云、管公明，非玄饮者乎？白香山之饮适，苏子美之饮愤，陈暄之饮騃，颜光禄之饮矜，荆卿、灌夫之饮怒，信陵、东阿之饮悲，其饮品各有派也。

《觞政》改《酒概》“饮品”条为“九之典刑”，改“非禅饮者乎”为“禅饮者也”。在“其饮品各有派也”后增补“诸公皆非饮派，直以兴寄所托，一往标誉，触类广之，皆欢场之宗工，饮家之绳尺也”数句，其余文字相同。

（三）《酒概》卷二“饮有五合”条：

饮有五合，有十乖。凉月好风，快雨时雪，一合也。花开酿熟，二合也。偶而欲饮，三合也。小饮成狂，四合也。初郁后畅，谈机乍利，五合也。《酒概》卷二“饮有十乖”条：

日炙风燥，一乖也。神情索莫，二乖也。特地排当，饮户不称，三乖也。宾主牵率，四乖也。草草应付，如恐不竟，五乖也。强颜为欢，六乖也。革履板折，谀言往复，七乖也。刻期登临，浓阴恶雨，八乖也。饮场远缓，迫暮思归，九乖也。客佳而有他期，妓欢而有别促，酒醇而易，炙美而冷，十乖也。

《觞政》合并《酒概》“饮有五合”条、“饮有十乖”条为“五之遇”，改“光风霁月”为“凉月好风”，改“酒醇而沸”为“酒醇而易”，其余文字相同。

（四）《酒概》卷二“饮有七宜”条：

饮喜宜节，饮劳宜静，饮倦宜诙谐，饮礼法宜潇洒，饮乱宜绳约，饮新知宜闲雅，饮杂糅客宜逡巡却退。

《觞政》改《酒概》“饮有七宜”条为“三之容”，改“饮倦宜诙谐”为“饮倦宜诙”，改“饮新知宜闲雅”为“饮新知宜闲雅真率”，其余文字相同。

（五）《酒概》卷二“饮有醉之宜六”条：

醉花宜昼，袭其光也。醉雪宜夜，助其洁也。醉月宜楼，资其清也。醉暑宜舟，领其旷也。醉山宜幽，陶其趣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

《酒概》卷二“饮有醉客之宜八”条：

醉得意宜唱咏，醉将离宜鸣鼍，醉文人宜妙令无苛酌，醉俊人宜加觥盂、旗帜，醉正人宜谨节奏、章程，醉佳人宜微酡，醉豪客宜挥觥发浩歌，醉知音宜清喉檀板。

《觞政》合并《酒概》“饮有醉之宜六”条、“饮有醉客之宜八”条为“四之宜”，次序前后有调整，文字有所增补：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昼，袭其光也。醉雪宜夜，消其洁也。醉得意宜唱，导其和也。醉将离宜击钵，壮其神也。醉文人宜谨节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加觥盂、旗帜，助其烈也。醉楼宜暑，资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一云：醉月宜楼，醉暑宜舟，醉山宜幽，醉佳人宜微酡，醉文人宜妙令无苛酌，醉豪客宜挥觥发浩歌，醉知音宜吴儿清喉檀板。

此外，《酒概》卷二“酒圣酒宗”条“今祀宣父曰酒圣，夫无量不及乱，觞之祖也，是为饮宗。”“四配”条“阮嗣宗、陶彭泽、王无功、邵尧夫。”袁宏道全部录入《觞政》“八之祭”中。

“古科之简正者”之外，就是“新条”了。“新条”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觞政》以“六经”为饮酒的经典，同时把小说戏曲如“乐府则董解元、王实甫、马东篱、高则诚等，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给予俗文学以相当高的评价。《金瓶梅》是袁宏道万历二十四年（1596）在吴县时给董其昌（号思白）的信中第一次透露了有这样一部奇书存世。袁宏道说：“《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锦帆集之四·董思白》）又说：“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解脱集之二·听朱生说〈水浒传〉》）从《觞政》中可见袁宏道的文学观念及明晚期的文学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