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占伟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开封 475001)

殷商王朝修建了庞大的城邑，使用着成体系的甲骨文，拥有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取得了处于时代前沿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就，周人也称其为“大邑商”，声威之隆，达于天下万方。然而，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竟然不堪一击，一战而亡于“小邦周”之手。殷商亡国带给人们的震撼相当巨大，即使作为胜利者的周人，也谆谆告诫后人“殷鉴不远”。因商朝灭亡形成的这一成语至今广为流传，足见殷商亡国事件影响之深远。历代学者持续关注殷商亡国原因问题，传统认识把殷商亡国主要归因于纣王的荒淫残暴，自顾颉刚先生提出有力质疑之后，专家又提出了对夷战争亡国、改革激进亡国、贪欲腐化亡国、迷信宗教亡国、多重原因亡国等诸多新观点(1)参见顾颉刚：《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古史辨》，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2-85页；丁山：《商周史料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4-166页；郭沫若：《中国史稿》，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66页；罗林竹：《纣克东夷与牧野之战》，《学术研究》，1982年第5期；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19页；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286页；黄奇逸：《历史的荒原——古文化的哲学结构》，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646-662页；孟世凯：《商史与商代文明》，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143页；罗祖基：《对商纣的重新评价》，《齐鲁学刊》，1988年第3期；宫长为、徐义华：《殷遗与殷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