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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广州

2021-04-18陈小虎

雪莲 2021年3期
关键词:公共汽车站台

风雨中翻滚的纸片儿

天长得真快,那脸容刚刚还像十八岁的少女那么洁净,转眼间就跨到了更年期,阴沉、不满、怨恨、沧桑,像一个在肉菜市场被小贩短了一两肉的主妇。风像她饶舌的姐妹,跑过来添油加醋,呼呼呼地嚷个不停。天黑了。树摇了。地上的纸片、袋子像加了油一样四处奔跑、飞舞。车的速度慢了,前后灯亮了。人开始跑了。人车纷杂的黄埔大道一下子清净了很多。

公共汽车走走停停。靠窗的人把车窗关上。车顶的天窗依然打开着,雨点从那里掉进来。有人往边上挤,车箱内浮起了一些骚动。这么小的一方天地,又怎么能够抵挡纷沓而来、四处飞溅的雨珠呢?那个矮矮、胖胖的女子就站在天窗的下面,雨点散乱地落在她的肩膀、背上。水在她的衣服上一点点洇濡,成一个小小的圆圈。一个又一个小圆圈慢慢地连在一起,成为一片。她踮起脚尖,伸出手,但她碰不到天窗的拉手。她看了看周围,有人在看着她,但更多的人望着窗外。她的脸有些红了,恼怒、害羞、无可奈何。我把提着的蓝色背包挂在肩膀上,用力一跳,抓住天窗的拉手,一拉,天窗就合上了。她看着我,没有什么话。

车像负重爬坡的牛车,一点一点往前挪。我看到黄埔大道东往西那路上的车辆排起了列队,红红的灯像漂浮在河道上的航标。广州城就是这样,一到下雨天,所有的马路都塞车。那些路,路上的车,还有这座城市,像被雨打晕了一样,无精打采,死气沉沉,仿佛一动也不会动了。公共汽车又变得沉静了,听不到说话的声音,“哗哗哗”“啪啪啪”的响声从车的身上传开来,在车箱里游荡、回响。有人垂着脑袋打瞌睡,有人双眼在四周打转,有人望着窗外。他们的脸上张挂着忧虑。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拦住了一些人回家的路。

瓢泼的雨线,弥漫的雨丝,还有昏暗的天空。路那边的楼房已经模糊成一片,楼房上那些招牌的汉字被雨遮住了。汗酸味、狐臭、咸鱼味、香水味、口臭、酸瓜味、柴油味,混杂在一起,在车厢的每一个地方游荡。我多么希望有人把车窗打开,但没有。有人大大咧咧,毫不在乎;有人皱着眉头,脑袋搭在肩膀上;有人捂着鼻子,呼吸艰难。那个矮矮的女子靠着椅背的一边,用纸巾捂住嘴巴。她的脸色非常难看,像一朵枯萎了好多天的花。她可能快要呕吐了。车停靠在冼村那个站又启动时,我就听到有人吐了。一股腐臭的味道在车里慢慢扩散。那个时候,我已经像一个赶路的小脚女人一样,从车后面的过道挤过人墙,站在靠近后门的地方。下个站,就是石牌村了。

公共汽车在离站台还有大约10米的地方停下来,车门尖叫着裂开嘴巴。站在我前面的那个小伙子用一张报纸顶在头上,第一个冲出去。一个女孩子斜跨着坤包,一只手撩起连衣裙的下摆,一只手抓住车门的扶手往外张望,雨水打在她的头发和裙子上。“怎么不把车开近一些,这个司机真是的。”我听到她的埋怨。她拿下坤包,举在头上,下去了。一个头发差不多掉光了的老人,在那个女子的后面犹豫着,站在他身边的人问他,下还是不下。他用广州话回答,“要落,要落!”雨从车门扑进来,踏板湿漉漉的,靠门的那些椅子也湿了。就有人催促他快一点。他回头看了一眼说话的人,抓住车门的橡胶圈,一只脚探出去。雨打在他的头上,很快,就流到了脸上和脖子。我看到他的裤管全湿了。地上的水已经淹没了他的脚背。我把蓝色的背包抱在胸前,弓着腰,从车门最下面的踏板往前跳。雨像剑一样射在我的身上。就那么一会儿,我的脸上全是雨水,我的眼镜蒙了。我的裤脚湿了。我的皮鞋里面都是水。我用手压住眼镜时,屁股被撞了。一个小孩子碰到我。他的母亲一把拽住他,迅速跑向站台。我跟在他们后面,深一脚浅一脚跨上站台。

公共汽车摇摇晃晃又开走了,溅起的水花漫到站台上。站台里面站满了人。一个漂亮的演员性感地笑着,嘟着小嘴巴,指着一排五颜六色的手机,在她的一边,一个靓丽的模特被一圈易拉罐包围住了。在那个模特的旁边,一个家庭妇女模样的过气明星笑容可掬地摆弄洗衣粉。一个名气很大的男演员一只手拿着一盒药,那是专门治肾亏的。一个女的趴在他的肩膀,说,你好,我也好。一个女子双手叉着腰,挺起胸脯,在她的粉红色文胸上,印着六个大字——“高度决定一切”。这六个字长长的、高高的,非常醒目。每天,我都要在这些人的目光中下车,穿过这条车水马龙的黄埔大道进入石牌村。我已经记住了他们的模样和表情。但这个时候,我看不到她们。躲雨的人把他们盖住了。

记得我刚到广州的时候,城市里的公共汽车站台都是那种雨棚式的,顶上是凹凸起伏的塑料板,呈土黄色,支撑的是铁管,日晒,风吹,雨淋,还有飞扬的尘土,显得陈旧、老土,有些难看。雨落在上面,一片噼里啪啦的声音。模样不漂亮,但实用,特别是在多雨的南方。一如老城区里的那些骑楼,是行路人躲雨的好地方。后来,这座城市为了建设国际化的大都市,把那些站台换成不锈钢的,顶上是两片狭小的铁片,还立上灯箱广告牌。漂亮了,但也就只剩下漂亮,不能遮风挡雨呀。就像这座城市的那些人行天桥、过街隧道,它们总是和公共汽车站相距几百米远。有多少人愿意多走一公里的路才到达马路的那一边呢?穿马路的依然故我,天桥和隧道却少人问津。为什么就不建在站台的旁边或者把站台移到那些天桥、隧道的边上呢?为什么就没有考虑到赶路人的艰辛、给赶路人方便呢?后来,我明白了,他们不用挤公共汽车,他们不用经风历雨,他们不会在阳光下、风雨中穿行,他们从轿车里出来就可以抵达办公室或者回家。风雨和他们无关,人行天桥、过街隧道和他们无关。任何决定如果和决策者的利益没有必然的联系,它就会变得虚幻、可笑。刀子从自己的身上划过去,那叫痛;刀子插在别人的身上,那只叫流血。

我站在站臺靠外的地方。风裹着雨落在我的左边,衣服已经和皮肤粘在一起了。我想往里面挪,但找不到空隙。和我乘同一辆车的老人、小孩和小孩的母亲站在我的旁边。他们的身上也湿了。没有人会在靠里面的地方为他们挪出一个位置的。我想起看过的一篇报道,《文汇报》上的。一群人在公共汽车的站台上避雨,那些年轻人自觉地站在外面,为老人、小孩和妇女们筑起一道温暖、晴朗的墙。那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那时正提倡“五讲四美三热爱”。我依稀记得这篇报道获得了全国的新闻奖。20年的时间过去了,时间在流逝,社会在进步,人们学会了往站台里面缩。我禁不住就笑了。

一道闪电在我笑的时候突然出现,映照出飞快奔涌的黑云狰狞的面目;一声霹雳随后响起,恍惚就在自己的耳边炸起。那个小孩抱住了他妈妈的腿,我看到了他惊恐的双眼。他母亲把手放在他的头上,轻轻地摸着,“不要怕,妈妈和你在一起。”风更大了,像一个喝醉酒开车的家伙,鲁莽地横冲直闯。雨更粗了,斜斜地扑过来。近在咫尺的石牌村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海关大楼、我叫不出名字的高层商品楼、高高的牌坊、密密麻麻的房子像生长出来的亭台。石牌村比平日多了一份神秘、魅气。那些屋檐下的人,在飘飞、弥漫的雨雾中像恐怖片里的主角。我看到牌坊前面那座保安亭的遮阳伞被风刮下来了,在地上翻滚。两个保安跑出来,把它拖进牌坊里面去。

路上的车比刚下雨时少了。车的速度明显快了。又一辆公共汽车靠站。地上的水再一次漫上了站台。几个人从车上冲下来,跳跃着上了站台。公共汽车走了。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他们。

他们拉着一辆小板车,男的在前面拉,低着头,女的跟着后面。男的一条深色裤子,光着上身;女的穿一条褐色长裤,一件圆领白色文化衫。车上堆满了纸片、纸板,还有一些黑色的大塑料袋,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一片红白相间的塑料布罩在小板车上面。车把的两边各悬挂着一个红色的塑料桶。他们站在我身边时,我才看到,那两个桶已经坏了,没有底座。

雨水把他们全身都泼湿了,衣服贴在身上。那女的没有穿乳罩,她的乳房耷拉下去,乌黑的突显在胸前。我猜想他们的年龄快五十岁了。他们把小板车停在我的旁边,女的站在人行道上,男的在雨水中拨拉着那块塑料布。如果那些报纸、纸板湿了,就值不了多少钱。一斤一毛五,淋过雨的就只是几分钱了。“叫你快点,你还慢慢的。你看,都湿了。”我听到那女的在埋怨。“前面也在下雨。反正都会湿的。呵呵。”男的边说边笑。我也笑了。我想起那个迂腐书生躲雨的笑话。是啊,到处都是雨,怎么能够躲得开呢?“下雨也要躲呀,也要走呀。”女的大声地说。

风又大了,呼啸着,一阵阵。雨却小了。“走吧!”男的拉起小板车,招呼她的妻子。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在车辆和车辆之间的空隙里躲闪。他们想横过黄埔大道。我相信平时他们就是这样过去的。那座过街隧道挺远的,而且一级一级的台阶不好走。风刮起那块塑料布,一些纸片儿被吹走了,在风雨中的黄埔大道翻滚,很快,就停下来。那女的跑过去,男的把车停下来。这个时候,一辆黑色轿车从隧道里出来,飞快地闯进我的视线。我听到一声非常刺耳的急刹车的声音。我看到那个女的飞了出去,然后,像一个球一样落下来,然后,在地上滚了滚。一些纸片盖住了她。

我跑过去。轿车上的人没有下来。我看到血,鲜红的、冒着热气的血在雨水里缓缓流淌。

石牌村:下午时刻

【下午2点】灼热的太阳把石牌村通往黄埔大道的那段路烤熟了。躺在阳光下的路面,像漂浮在水面上的鱼的鳞背,灰白,散发出一种腥气。有人把一盆水泼洒在路上,他还没有转身,那水就停下了漫溢的脚步;他才刚刚走回到小店里,水就干了,一点痕迹都没有,好像什么都未曾发生过一样。他无奈地摇摇头,几颗汗珠掉在地上。那台直径差不多有一米的电风扇“呼啦啦”地转个不停。一点清凉的感觉都没有,相反,却让人觉得更加燥热了。

远远看去,那路是白茫茫的一片,路上没有人。偶尔的一两个家伙,在屋檐下躲躲闪闪地跳跃,他们夸张的动作惊醒了那条打瞌睡的狗。狗挣扎着站起来,抖抖身子,又躺下去。

黄埔大道入口牌坊旁边红色的保安岗亭,上面立着一把大伞,宽度明显超过两米。伞上印着一个巨大的、倾斜的绿色瓶子。那瓶子似乎随时就会掉下来砸在行人的脑袋上。我一直不明白那伞竖立在那里干什么,挡风,挡雨还是挡阳光呢?一个保安站在亭外早餐店的屋檐下,和一個穿粉红色衣服的女孩子聊天。女孩在那家早餐店上班。我经常就从她手里接过包子或者馒头。她的同伴坐在长长的椅子上,东歪西倒地打瞌睡。他们的声音很轻,好像怕吵醒了别人午睡似的。另外一个保安趴在亭子里面的桌子上,他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濡湿了。几只苍蝇落在他的背上,像粘住了一样,“嘎吱嘎吱”响个不停的电风扇也没有惊吓到它们。

岗亭旁边那家报摊伸出了一个长长的支帐,卖报纸的中年妇女在弯腰分捡刚到的报纸。她的衣服也湿了。我走近报摊,她直起身子,用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几根头发粘在前额上,像画上去的一样。我递给她十块钱买一份《羊城晚报》。她找回给我的钱是湿的,报纸是热的。

小巷子里那些士多店就阴凉多了。那间小士多店的老板把脚架在小方桌上面,仰着脖子在睡觉。他的头不时往左边偏一些,又慢慢地往右边移。脑袋的位置居中了,他的喉咙迅疾发出一串响亮的呼噜声,然后,又往左边偏下去,再往右边移。老板娘坐在货架的后面,手里拿着苍蝇拍,“啪”的一声,她就用两个手指捏起那只已经毙命的苍蝇丢在地上。她的脚下已经密密麻麻,那数量应该接近一百只。但和昨天相比,还是少了差不多一半。

那家快餐店的盆盆盘盘还摆在外面的桌子上,花花绿绿的剩菜上面爬满了苍蝇。两个胖乎乎的服务员,一个坐在门口抠鼻子,一个在挖脚丫子。老板光着上身站在门槛上,目无表情地看着桌子。几个小孩子背着书包从桌子前面经过,苍蝇在他们的脚步声中惊慌飞起,盘旋,然后,又落下去。孩子们已经快到小巷的尽头了。石牌小学的钟声响起来了,他们飞一样地往前冲。

一个穿着黑色背心、白色长裤的女子拉着深红色行李箱在小巷子走走停停。她的右手扇子一样挥舞着,但仍然驱散不了烈日留在脸上的痕迹。小巷子两边那些士多店的人都盯着她的背影,女人的表情惊讶、尴尬,男人的就丰富多了:兴奋、好奇、莫名其妙,还交头接耳。而她不知道,她的白色裤子上浸映开一朵鲜红的印记。

【下午4点】多年前读过路遥的那篇《早晨从中午开始》的文章。住在石牌村的日子里,我总是对别人说,石牌村的早晨从下午4点开始。

士多店的老板从打盹中突然醒过来,像做了一场恶梦。他把手放在心口上,用力压了压。电视机上的那场战斗还没有结束,日本鬼子端着枪在往村子里冲。如果把鬼子引进石牌村,他们就变得蒙头蒙脑,找不着北了。游击队员在屋顶、窗口随便打一枪,肯定就能放倒一个敌人。石牌村真是个打游击战的好地方。弯弯曲曲迷宫一样的小巷子。抬头不见天的狭窄。可以毫无障碍跨越的屋顶。他就笑了。妻子正弯下腰取东西,他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旁边发廊的两个女孩子接过方便面就走了。门口,一个拎着行李的男子在探头探脑,他问,到绿荷大街怎么走。绿荷大街分了东西南北中五段,你要找哪一段?老板站在这个男子的前面。一个短暂的打盹让他觉得精神了很多,心情也好起来了。那个男子把一张皱巴巴的纸片递给他,他走出店子,站在小巷子的中间,指着前面这个看起来很焦急的男子,告诉他说,一直往前走,在第二个巷口左转,往前,右转,再往前,在一棵大树那里左转,然后,右转。那人一脸迷茫,很困惑。老板笑笑说,你还是打个电话,让你的朋友来接你吧。第一次来石牌村的人,都找不到地方的。

那些发廊都把门打开了,一直到凌晨2点以后。小姐们坐在塑料小凳子、或者洗头的靠背椅上。她们都朝向小巷子,朝向从小巷子经过的每一个人。她们都化了妆,但手法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脸上涂抹着厚厚的粉,但不均匀,一边淡一边重;眉毛描画得太粗了,弯曲得太低了;口红太猩了。她们大多穿着低胸衣、短裙。她们把腿叉开,露出各种颜色的底裤。坐久了,她们就在小巷子里四处游荡,对经过她们身边脚步稍微迟缓的每一个男人抛媚眼。如果那个男人停下脚步,离他最近的女子就和他搭讪。其他的则不紧不慢地走开,但耳朵高高竖起。如果你在石牌村看到一个空着手的男人走在前面,有一个这种打扮的女子和他保持不即不离,那么,十有八九他们之间已经把交易谈成了。

运货的三轮车走了。太阳从卖肉的那一边移到了卖杂货的地方。肉菜市场又迎来了一个高潮。那些老板们把纸牌收起来,回到了自己的档口上。回家照看孩子的老板娘,带着孩子匆匆赶来。把孩子放在一边,就开始干活,不时还大声地吆喝着孩子的名字,担心走远了。曾经有一个潮汕人的小孩被人不知不觉地抱走,那个老板娘就疯了。走在小巷子的人,像流水一样涌向肉菜市场。空空荡荡的市场,一下子就饱满了。妇女们走了,下班的年轻人来了,最后一拨,就是那些干苦力活的。

巷子里多了一些走走停停的人。那是租房子的。他们停在一块块写着“房子出租”的纸板上,记下上面的电话号码。信号不好,他们打电话像吆喝一样。就有人走过来,问他们想租多大的房子。然后,领着他们在巷子里一遍遍地转悠。一些人在第二天把行李搬过来,一些人再也没有迈进石牌村一步。

大排档开始准备晚上的饭菜了。小女孩蹲在门口捡菜、洗菜,年纪大一点的,在忙着摆放桌子、椅子。穿着白衣服的厨师进进出出。露出一个大肚子的老板坐在门槛边的藤椅上抽烟。他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那个煮饭的大大的电饭煲插上电了。每次经过那里看到它,我总是怀疑,有那么多人吃饭吗?但服务员告诉我,一个晚上他们要煮三次饭。

修锁的中年男子等来了这一天最大的一单生意,两个年轻人出两百块钱请他上楼开锁,说钥匙丢了。中年男子眯缝着眼睛,脸上的伤疤使他显得有些丑陋。他问,远吗?就在后面。一个年轻人回答。哪条街呀?年轻人支吾了一下子,说不上来。他又问,远吗?不远,就在后面。这个时候,他的手上多了一支香烟。他瞧了瞧,是芙蓉王,听说挺贵的。哪条街呀?他又问。年轻人的脸色就有些变了。一个把声音压得低低地说,你去还是不去?他又把眼睛眯缝起来,那张脸更丑了。去又怎么样,不去又怎么样?去,就两百块钱;不去,以后你就不要想在这里摆摊了。中年男子眯缝的眼睛从这个转到那个,从那个转回这个,没有话。那两个年轻人对视了一眼,暗暗地做了个手势,走了。中年男子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中,他软软地靠在椅子上。都四点了,老婆怎么还不送绿豆汤来?他拿不定主意,老婆来了,要不要把刚才的事情告诉她。

【下午6点】太阳慢慢地退却着自己的威严,往西边滑溜。高楼轻而易举地就把它的脸面挡住了。但它的余威还在,像一个生气的老人,沉着脸,一言不发,久久不肯躺下去。这個时候的石牌村,不仅热,还闷,仿佛像被盖子捂住一样。

士多店的老板把圆领的T恤下摆撩起来,露出了圆圆的肚皮。他站在士多店门口的台阶上,一只手夹着香烟,一只手摸着土黄色的肚皮,抬起头,对着狭隘的天空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伏在公共电话上的几只苍蝇飞起来,旋了两圈,又落在电话机上面。

他的妻子正转身从密集的人群中挤过去,停在一个卖青菜的档口前面。她把手中的一块草鱼、一斤猪肉和六个鸡蛋小心翼翼地放在身边的空地上,一边问价钱一边把绑好的一捆青菜解开。“大姐,像你这样买菜,我们都不用吃饭了。”卖菜的小伙子阻住她,“你要买就一捆买,不能挑来挑去。”“你看你看,这些烂叶子我怎么买?”她拿着一片烂掉的叶子理直气壮地说。那个小伙子摇摇头,招呼别人去了。

那些大排档也变得像肉菜市场一样热闹了。他们把桌椅摆到了外面的空地,一张紧贴着一张。下班的年轻人把它们全都坐满了。远远看去,就像一场大型的聚餐。他们忙着打电话,招呼还在路上的朋友;忙着把冰冻的啤酒瓶打开,倾斜着把面前的酒杯倒满;忙着吆喝服务员,快点上菜。那些服务员在一大片矮矮的人群中,穿梭,忙碌,从这张桌子转向另一张桌子。我看到那个新来的小女孩,端着一盘椒盐鸽子走向外面时,手中的盘子斜了,几块鸽子肉掉在地上。她站着,手足无措,一副欲哭的样子。领班跑过来,用手把肉块捡起来,放在盘子上,摆好,然后,靠近她的耳朵,我听不到她说了什么。我看到她轻轻地推了那个小女孩一把。小女孩两只手紧紧抓着盘子,向人群走去。

报摊上那叠高高的《羊城晚报》矮下去了。卖报纸的那个中年妇女又把一盆水倒在前面的地上。她把肩膀上的毛巾取下来,用力一拎,然后,放在椅子的靠背上。她把椅子搬到电风扇的前面,欠着屁股坐下去,一只手不停地捶打着腰。一些人走过来,放下一块钱,拿走一份报纸。她只是微笑和他们打招呼,她已经没有办法像早上一样,站着和他们说话了。

工地上的民工还没有停歇下来。他们把石牌村村民建房子的活承包下来,他们想早一点干完。那个小伙子在村口挑起一担沙子,随着下班的人往小巷子走。他低着头,没有人能够看清他的脸色。他的父亲和别人一起,抬着一包水泥,忧虑地看着他的背影,他知道儿子的心事。唉!他听到了一声叹息。是自己的,还是儿子的?他抬起头,儿子的身影在密密麻麻的人流中,变得模糊不清了。

更多的人从公共汽车下来,像水一样涌进村口,流向小巷子。他们的脚印,把一丝丝的暮色带进了石牌村。

【作者简介】陈小虎,广东陆丰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青年文学》 《散文》《天涯》《作品》等。著有散文集《九月阳光》。现居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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