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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西汉铜镜铭文中篆隶体的风格演变

2021-04-18马小丁

中国民族博览 2021年4期
关键词:汉代

【摘要】中国书法历史悠久,谈及书法中对篆隶体的研究,不得不追溯到距今两千多年的汉朝。在秦朝至汉朝的四百多年中,文字从大篆体到隶体的转化,是书法史中具有革命性的一次突破。要探析汉代书法中篆隶体的衍生、嬗变、突破等,那么,汉代铜镜上的铭文篆隶体便是很好的追根溯源的依据之一,继而以此依据为根基,对汉代铜镜铭文中的篆隶体发展历程进行探析。对其文字、形制、书体的形变过程加以阐释,同时更有利于我们去理性认知和合理研究镜铭文书法体系的形成经历,从而探索篆隶体的发展过程。从书法学的角度去感悟镜铭篆隶体的结体特征和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构造演变,即镜铭书法文字“篆体--篆隶体--隶体”的嬗变过程。从最初始的常态篆体,到新的亦篆亦隶,而后的似篆非篆的篆隶体到最终新的常态的形成——隶体。

【关键词】汉代;铜镜铭文;篆隶体;文字嬗变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4-135-03

【本文著录格式】马小丁.探析西汉铜镜铭文中篆隶体的风格演变[J].中国民族博览,2021,02(04):135-137.

秦朝统一全国以后除了沿用这两种字体外还多少地保留了先秦时期使用的文字,如“大篆”“虫书”“刻符”“摹印”“署书”等用于“幡信”“符节”“印玺”“题署”“兵器”等一类书刻。秦朝的严苛法度,秦二世暴政,导致秦朝灭亡。汉高祖刘邦历经四年的楚汉战争,响应天下之号召,由衰至强,反败为胜,于公元前202年即皇帝位,建立汉朝。

汉初,高祖刘邦采取各方建议,安定民心,恢复生产,很快社会便是一片繁荣富强之气,直至汉武帝时期达到鼎盛。汉武帝在如此强盛的国力之下,大规模修建土木,宫殿陵寝拔起,宫室之修,自此日盛。因此长期附属于宫殿内的铜器装饰自此尤为重要,其制作、监督、设计、工艺、质量等都要求精益求精,且责任到人,这一系列严格的监管制度下,其铜器上的文字装饰图案则更加精准严密,遂其考究价值也极其之高。汉代铜镜凝聚了古人的时代精神和人文情怀,代表着一个朝代的审美价值,是先人们智慧的结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思想的进步和审美地提高,镜上的文字便由原来的实用转化成装饰或两者相融共存,大大提高原铜镜的美观度,郭沫若曾说:“在东周而以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镈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2]也由此可知,书法艺术发展的多样性,也是人们在书法艺术中的重大突破。雄强浑厚、笔画凝重、粗细一致、均圆对称、庄重典雅的篆体与沉稳方劲、高洁明朗、朴雅秀隽、形体方正、笔画平直的隶体都在镜铭中写下了绚丽夺目的一笔,也在中国书法史上写下浓妆重彩的一笔。

“隶变”现象在汉初时的镜铭文字中也是有所显现的,只是属于极少数的个别现象。

“文景之治”以后,铜镜的使用也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此时文字的书写风格已与前期大相径庭,铸刻笔画已脱离秦篆圆转风貌,逐现方折之势,文字多方折钢挺、平直,以比较匀称的“缪篆”为主。缪篆虽属篆体,但隶化现象明显,与隶体特征相似,有“方”“平”“均”“叠”“满”的书体特征。书体的演变在继承中发展,也反映着社会民众审美理念的日益不同,这是社会进步和经济文化不断前进的必然呈现,人们对于书体的需求已经超越了日常观赏。邱龙生在写《两汉镜铭文字研究》时说:“镜铭缪篆是在文景帝时期发展起来的,在武帝和昭帝时期发展的最好,达到了顶峰。在武帝时期日光镜以及长富贵镜的诞生给了汉代镜铭缪篆书体一个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形式和结构极其多样”。[3]这也说明缪篆体在当时并不是作为治印专用。具有代表性的有草叶纹镜(图4)。

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进入各方面巩固强盛的黄金时代,从西汉中后期的简牍来看,字体形态和笔画在原有的“方平寬厚、均匀饱满”的基础上,诸字中的“横”“撇”“捺”等笔画出现有燕尾波挑,且遵守着“燕不双飞”等规则,隶体已走向成熟并且完全脱去了篆体特征,也标志着“隶变”的完成。但此时镜铭文字仍是篆隶体铸刻,没有完全沿用成熟的隶体,其铭文内容也仍然延续前朝的内容类型,这也符合前文所说到的艺术发展的“滞后性”。此时铜镜纹饰大多是草叶连弧纹,内容以“天下大明”“常富贵”等吉语为主。

随着铜镜的发展与需求,铭文成为了铜镜装饰的最主要、最重要的部分,装饰性增强可以使铭文书体看起来更加的寓意深刻,字体的变化之美加上装饰图案和艺术表现的丰富多样,在当时形成了一种较为鲜明并且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与隶体更加贴合,因此隶体特征也更加令人熟知。如日光铭连弧纹镜(图5)。

形符号,用来填补圈带的空白,起到点缀的效果,此巧妙的搭配,足显古人智慧。武帝到宣帝这段时间内,镜铭文字字形和汉初的缪篆体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也相互影响,借鉴其艺术表现形式向简化隶书不断地进行演变,这也是隶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这种风格艺术直到西汉才有所减弱。另一方面,铜镜上的文字和当时印章文字几乎相同,这也是缪篆广泛应用的一个重要证明。

汉昭帝时期,大量涌现以铭文为主的铜镜,这时期镜铭文字增多,内容丰富,言辞较长,文字篆隶穿插,但大多以隶体为主,字体略带扁意,首尾加重、顿挫波挑的隶体特征较为明显,笔画的首、尾、点画等处多刻意加工,文字形体上也表现出诸多简化。字体特征皆为半篆半隶。

西汉晚期的清治铭连弧纹镜、清治铜华重圈铭文镜、清治铜华重圈铭文镜等其镜铭文字中的篆意笔画几乎全部成为方折平直的隶体笔意,很多字体出现波挑燕尾。这正是隶体成熟的标志之一。“隶变”现象在铜镜中逐渐完成。此时铭文篆体笔意甚少,大多字体已是删繁就简、省改部首了,笔画线条由粗转细,简化现象繁重,此时铭文中少量出现了悬针书体如长宜子孙铭文镜(图6)内容:“长宜子孙”

从镜中可知,隶体地应用已经普遍。“隶变”这一过程也开始在铜镜等艺术品中完成,雖有“滞后性”但隶体完全取代篆体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也将是一个新的起点。“隶变”完成后的汉隶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古汉字向现代汉字演变的开始。

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文字的演变是社会风格和社会发展的缩影,这些年随着广大学者对于铜镜铭文图案研究不断深入,相关书籍也在加速出版当中,当代书家徐利明先生曾在《中国书法风格史》中提到“汉代铜镜铭文书法成为汉代书法中不应被忽视的一个卓有成就的方面”。[4] 对中国传统文化书法艺术的研究,从学习的角度出发,汉代镜铭篆隶体丰富多彩,变化万千,我们只有不断从中吸取养分才能获取对美的认知和对创作的灵感与启发,不断完善和丰富我们已有的审美观念,取其精华,继承其艺术精神,体会其变化规律,感性与理性相结合,不违背汉字演变发展的合理性,为日后自己的创作注入更多内涵。

参考文献:

[1]邱振中.书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72.

[2]郭沫若.青铜时代[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314.

[3]邱龙生.两汉镜铭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05.

[4]徐利明.中国书法风格史[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9:3.

作者简介:马小丁(1992-),女,汉族,江苏徐州,硕士,广西师范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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