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成

夜读

由于旅居的客房空调声音太大，又是一台半残废的空调，发出的声音忽紧忽慢，骤停骤起，闹得人无法安眠。再加上外面的雨势越来越大，客房里忽焉潮湿得很，躺在榻上的旅客者我，极不舒服，胃也跟着难受起来。

既然不能入睡，便打开灯，起身去烧一壶热水，吞下一片胃药，再半躺在床上读介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介川君终究是个文士，难免率性，其中对旧中国一鳞半爪的认识与偏见一文中，就有敷衍之嫌，实是让人遗憾。不过，通过此之一斑亦可以窥其（旧中国）全豹。这大抵便是介川此文的价值所在罢。其实，好看的文章正应当像介川先生那样写才好，率性、随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喜欢的，就滔滔不绝，不喜欢的，则寥寥几笔。绝无章法上的顾虑，跌宕起伏，俨然词曲相配的歌，方可称之为随笔的吧。

舒服与不舒服 

近些年经常外出，住旅馆便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换句话说，就是经常在下榻旅社的舒服与不舒服之间逡巡。久之，便对舒服与否滋生出了一些新的认识。比如说旅社的枕头，总觉得旅社的枕头不合适，不是高矮不合适，就是软硬不适中。辗转反侧，影响了睡眠的质量。于是打电话请求客服，调换枕头，硬的调换软的，软的调换硬的，高的调换低的，低的调换高的，调换之初，平平地躺上去，再左右翻转试一下，无论是头部、颈部、肩部，心说，这下可以了。然而不然，睡了一阵子之后又觉得不舒服了。于是，便以神经衰弱为由，厚着脸皮再次打电话诚恳地请求调换……略好一点的宾馆，客房里通常是两个木棉枕头，高矮倒是够了，然而，棉者热也，像一组保温的软体“热宝”，让本来疲劳的头颅愈发地昏沉起来。三星级的酒店自然好一点，给“宾至如归”的客人备的是两个像充了气一样的鼓鼓的大枕头。不过，这对客人来说却是一个难题，枕一个太低，枕两个又太高，让各种面孔的客人在取舍之中不免有些小烦躁。高级的酒店情况就好多了，大约是酒店的老板有过多年旅行的经验，给客人备了两种不同内容的枕头，一种是“丝绵”的，一种是荞麦的。喜荞麦者可将荞麦枕置于丝枕之上，喜丝枕者可反之而置。其乐无穷。单是，高级酒店其昂贵的价格让人望而却步——总不能因为枕头的优劣多花那么多的钱吧？

再比如出差睡火车的卧铺。最畏惧的便是卧铺的枕头了。记得早年，火车卧铺上的枕头是荞麦芯的，松松垮垮，并不考虑一个成人的头颅的重量和碾压力。躺在上面辗转几个回合，枕头里面的荞麦便被分为两部分，只剩下枕头中间的两层布承担着头颅的重量。这又如何舒服得了呢。于是，在夜色里亢奮行进的火车上，摇晃中，产生了幻想，设若有两个枕头就好了。当然，这会增加人家的成本，那么，将枕头中的荞麦粒增加一点呢？幻想毕竟不是现实，于是翘起身子，将枕头对折起来，这样枕头就变短了，虽说有点高、有点硬，但毕竟凹下去的几率小了，无论如何比之前者还是舒服了一点。再说，一个旅客不可能选择永远睡在火车的卧铺上，不过是一夜而已。再想想那些没有卧铺的旅人，没有座位的旅客，那样漫漫的长夜又是怎样熬的呢？想想，便于淡淡的自责中睡去了。

其实，怨物者不如怨人，责人者不如责己，对人对物也还都不错的吧！

清明时节

今年的清明，人在三亚。

其实过了早春的二月，就想着四月初的清明该去父母的坟上祭拜了。

然而人活着，则难免俗事缠身。说来惭愧。似乎理由满满的俗事，耽误了我回家乡祭拜我的父母。别无良策，奈何，奈何。只能让两个女儿代我去父母的冢上扫墓了。

人在街上，猛然看到一个老妪，便驻下脚来久久凝望。同行的人问，认识吗？我说，我感觉她像我妈。同行的人说，噢——

老人家走了多年啦。不能想啊，一想心就疼。老太太真的是不容易呀。我们兄妹六个人，加上一个从早忙到晚的老爹，全是靠老太太把我们拉扯大、伺候大的。六个孩子如同六只小狼，面对着这小小狼群，老太太是怎么熬过来的呢？从三十多岁，一直到六十多，更著艰难时世的大背景，怎一个愁字了得？走在街上，常常扪心自问：那时候我的心里惦念过母亲吗？

清明节到了。这一天，似乎所有的伟大与崇高的工作都停止了。清明节，对所有的生者而言是一个忏悔节、追思节、感恩节，更是洗涤人们心灵中污垢的清明之节，尤是对那些心中有愧的人更是如此。

我将房门关好，跪在屋子里给父母的遗像磕头，和父母说说话。儿子年轻的时候不懂事。现在我也老了，真真地，懂得了父母的辛苦，养儿育女的劳累。子欲孝而亲不待。在这里儿子磕头向父母谢罪，祈求父母的原谅。

有时，儿子常会十分的困惑，母亲的理想和梦想究竟是什么呢？无论怎样的猜想终是想不出。现在明白啦，只要儿女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地生活，踏踏实实地工作，便是老人家最大的梦想、最大的宽慰了。

选自《北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