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飞

无所作为的恭亲王

1895年9月，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任期结束，准备回国，临走前他去总理衙门辞行，语重心长地对恭亲王奕訢说：“王爷在中国为第一有权有势之人，王爷拿不定主意振兴中国，即无人能拿主意，但此时急矣。若并日而作，百废俱举，各国闻之，自不敢动。若如此因循，恐不数年，便不可问也。日本先下手得便宜，各国未尝不动心也。好自为之，无为天下万世笑也。”

此时，甲午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马关条约》的墨迹尚未风干，割地赔款的创伤还在滴血。过去搞洋务运动，本意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二三十年过去，不仅西洋的夷人没能“制”住，连东洋的夷人也骑到我们头上来了。

如今，洋务运动的首领，晚清新式外交的开拓者——奕訢归来，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满朝文武都认为，他肯定能够带领整个国家一元复始，万象更新，重新实现大国崛起。

尽管朝野上下都对奕訢充满了期望，但是奕訢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已经不堪重任，凡事委蛇因循，唯唯诺诺、毫无主见。而且，奕訢在复出后经常生病请假，根本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1898年1月16日，光绪帝召见军机大臣，问大家如果政府要改革的话，第一步应该做什么。翁同龢说，“以变法为急”“从内政根本起”，这话说得很对，但是太大而化之。奕訢和其他人则是“默然”，可见这个叔叔确实指望不上了。

奕訢在甲午战后三年时间里，没有领导行政体制做出任何变革，只是在一些小的地方做出修修补补的工作。即便对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虽然不少官员要求严厉查封，但奕訢的处理则比较低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

从1840年至1894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清政府在自强方面缺少总体规划，也没有建立坚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核心，只是任由地方上的封疆大吏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搞了一些工厂和铁路，随意性地推行了一些新政。而中央政府本身的政策却又经常反反复复，甚至自相矛盾，令人无所适从。

现在，奕訢的新领导班子依然在走老路，大家还是在做帝国勤勤恳恳的“裱糊匠”，而且裱得还不如之前的好。而甲午战争惨败的事实证明，只靠在窗户上糊上一层纸，是无法抵挡外面的狂风暴雨的。

无人可用的光绪帝

自己的叔叔无能为力，那么作为皇帝，光绪能够拯救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吗？1895年5月2日，光绪帝忍痛批准《马关条约》，八天后，他就发下谕旨，向臣民解释他为什么要签订这个条约，并提出战后要做出改革。

7月5日，光绪帝明发上谕，“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其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必试有明效，不涉空谈，各举所长，俾资节取”。从上谕中可以看出，光绪渴求的是技术性人才，这依然是洋务运动所需的人才标准。

当时，中国需要的是能够引领改革的人，类似于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求贤的谕旨发出后，保举人才的奏折纷至沓来。但在光绪帝下诏求贤的两年时间里，沒有获得什么令人满意的人才。在实际操作中，很多高官借此良机扩充势力提拔下属，很多下层官员特别是候补官员借此良机保获肥缺升官发财。

洋务运动的二三十年，只是强调片面的工业化，甚至把眼光紧紧地盯在军事国防，忽略了现代化教育的建设，以至于当光绪帝需要改变中国的人才之时，却发现举国滔滔，无人可用。

1897年11月14日，德国借口曹州教案，派军强占了胶州湾。12月15日，俄国军舰驶入旅顺，并向清政府提出修建中东路支线及租界旅顺、大连的要求。清政府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只得低声下气地全部同意。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即将来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当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光绪帝发现朝中没有能够独当一面的将领！

知行合一的康有为

德军强占胶州湾一个月之后，兵科掌印给事中高燮曾上了一折两片，其中提到工部主事康有为，“学问淹长，才气豪迈，熟谙西法，具有肝胆”，期望光绪帝能够予以召见。康有为很幸运，光绪帝居然同意召见他，这在当时极为罕见，要知道皇帝一般是不会跟中小官员直接对话的。

1898年1月24日，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翁同龢、廖寿恒、荣禄、张荫桓“察看”康有为，听取其政治改革的意见;3月11日，总理衙门代奏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当日光绪帝发下交片谕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妥议具奏”。

康有为的变法方案让光绪帝相当满意，他自此成为清王朝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旋召见康有为议事，震撼中外的“戊戌维新”正式开启。在糊里糊涂、浑浑噩噩地混了三年之后，清政府终于要有所作为了。

康有为在发迹之前，做了很多脚踏实地、实实在在的工作。早在1891年，他就已经在家乡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初步组建了自己的团队。甲午战争后，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宣传改良主张，开展政治活动，得到一些开明官僚的支持，并带动各地相继成立类似的组织，令维新思潮日盛。

1897年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成为维新运动时期的重要政治团体。同时，他还去广西讲学半年，组织“圣学会”，开办《广仁报》，帮助广西开拓风气，引进西学。除了通过开学堂、设学会、办报纸等方式大造舆论，康有为还笔耕不辍，努力著书立说，奠定了他维新变法思想领袖的地位。

康有为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改革方案，在《上清帝第六书》中，他总结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提出中国变法改革的基本思路：一是大誓群臣，宣布“维新更始，上下一心，尽革旧弊”;二是开制度局于宫中，“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并设十二个新政局，推行改革;三是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为变法献计献策。在光绪帝召见他时，他主张统筹全局，先设立制度局，另外还提出重用维新人士、废八股、翻译外国书籍、派遣留学生、派大臣出洋游历等许多建议。他的改革方案有诸多缺陷，但是这是当时光绪帝所能看到的最好的方案了。

另外，康有为对光绪说，西方列强变法改革“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明治维新“施行三十年而强”，我们“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这一番热情洋溢的话，极大地振奋了光绪的心。

再加上德国强占胶州湾，有可能引发列强竞相强占中国土地的骨牌效应，给光绪带来严重的危机感，让他觉得再不进行维新变法，恐怕自己即刻就要成为亡国之君。康有为还在《上清帝第五书》里这样“恐吓”他——“职恐自而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结  语

1898年5月29日，人称鬼子六的恭亲王与世长辞，享年65岁。在此期间，列强已经纷纷磨牙吮血，准备集体瓜分中国。中国人的时间不多了。好在还有一批像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张荫桓这样的热血青年，在一片愚昧与混沌的蛮荒之中，勇敢地承担起救国救民的重任。他们几乎是心甘情愿地以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新时代的祭坛。

103天的维新之舟，虽然永留历史之憾，然而，也正是自该年起，戊戌之火种，植入了中国的精神中枢。这也说明，中国的知识界还没有完全丧失反应能力，中国的中兴应该是迟早的事，只不过，这已经不是清政府能胜任的事情了。等待它的，只有退出历史的舞台。

（摘自“历史研习社”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