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正平 何建华

张謇是江苏南通人，41岁时考中甲午恩科状元，但他“能在新与旧、中与西、保守与前进的撞击中摆脱出来，创造性地走自己的道路”，并把自己毕生的“皮骨心血”奉献给了社会和百姓，可谓“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民族企业家的楷模”。

“实业救国”有四个动机

在风云激荡的中国近代，1895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面对甲午战争后的国内危局，有三个人各自作出了人生的重大选择：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康有为选择了改良，张謇选择了实业。

很多人对张謇由官场进入商界不甚理解。张謇的儿子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介绍，大凡状元以后多当官、最好能官至宰相，曰“状元宰相”，而其父弃官离京直接从事实业，有这样四个动机：

一是祖父去世，父亲名场欲望低落;二是国势危迫，要使中国不贫不弱，唯有振兴工商业;三是做自立、做事的读书人，为“书呆子”“书蠧头”出气、争面子;四是大暴雨中文武百官侍奉、接驾太后慈禧，深感这种官“没志气”。

每一条动机都是弃旧图新、避弱趋强，其勇气和胆略可见一斑。

深感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张謇，与两江总督张之洞在联英抗日、创办实业等方面有不少共同语言。1895年，张之洞委任张謇负责通海一带商务，授意其创办纱厂。于是，张謇奔走于南通、上海之间筹措资金，囊中羞涩之际不得已卖字为生。

最终，在1899年，一座拥有20400枚纱锭的近代化纱厂在南通建成。张謇根据《周易》所载“天地之大德曰生”，给纱厂取名“大生”。为保证原棉供应，张謇还先后在黄海海滩办起20多家盐垦公司。到1907年，围垦近10万亩。

以“忠信笃敬”践行信用

与那些闭目塞听的腐儒不同，张謇不仅大力倡导新学，还积极践行企业家精神。

张謇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先驱者。1917年5月6日，蔡元培、张謇、梁启超、伍廷芳、宋汉章、黄炎培等48人，联合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

中华职业教育社创立之初，以倡导、研究和推行职业教育，改革脱离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传统教育为职志，提出“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以及“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目标。

同时，他还先后创办通州师范等近400所学校，创办医院、养老院、育婴堂、贫民工场、女工传习所等。从生活资源到文体设施，从城区市镇到滨海滩涂等，多层面致力于民众生活的改善，体现了其为百姓谋福祉、为社会作贡献、为政府分责任的思想高度与精神境界。

自幼浸润于儒家经典的张謇，对于“诚”和“信”亦不陌生。他对诚信的提倡并未局限、停留于个人道德范畴，而是将其与现代企业的信用联系起来。

他以“忠信笃敬”解释信用：“忠则不贰，信则不欺，笃则不妄，敬则不偷。”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忠心无二，表里如一;说到做到，言行一致;专心致志，踏实进取;爱岗敬业，积极有为。

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张謇非常注重企业信誉，自觉诚实履行契约。即使资金周转困难，也想方设法加以解决。他曾恳切嘱托财务负责人，对于前来结账之人，立即核实结清，应该偿付、应该索要的账目不可稍有含混。

在诚信经营的基础上，张謇以大生纱厂为核心，还陆续创办了油厂、面粉公司、肥皂厂、纸厂、电话公司等20多家企业，形成一个轻重工业并举、工农业兼顾、功能互补的地方工业体系，一度成为全国最大的民族企业集团。

“遗留一二有用事业”

张謇出生在乡村，亲历田间耕作之事，熟知农业之艰难，具有朴素的民本思想。

面对近代中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现实，他既为民生福祉大声疾呼、慷慨陈词，也通过实干苦干为改善民生作出不懈努力。即便在企业陷入困顿之时，也没有停止过兴办社会事业。

1904年，张謇出资筹建新育婴堂。建成后一年内，收婴即达千名。然而，育婴堂所收婴儿不断增加，“嗷嗷待哺，耳不忍闻”。张謇说，既然叫育婴堂，就“无拒婴不纳之理”，但“岁月遥遥，殊难为继”，于是就在报纸上又刊登鬻字启事。

张謇计划每季度以卖足500元为止，一年计得2000元，可够百名儿童一年之用。他在启事中说：“我的字虽不足称道，但是卖字的钱是用来育婴的，百余名儿童的性命都绕系于我的手腕，大家如果不吝啬钱的话就包涵点我的字吧。”

1916年，随着盲哑学校等建成，张謇创办的公益慈善事业不断增加，“旦旦而救人之助，不足济缓急，而仆之力用于教育慈善事者，又以途多而分，无已，惟再鬻字”。于是，他又不得不在百忙中以字易资，计划每天抽出两小时写字。这一轮集中卖字前后持续了三年之久。

张謇是这样表达自己心愿的：只要能够提供资金，任何人都可以像使唤牛马一样使唤他，为的就是能够向那些病残无助的人献出一份爱，“使城南山水胜处，不复有沿途群丐之恼人”。

他还进一步感叹：天之生人也，與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

总的来看，从异乡再回故乡，从官场再战商场，张謇的人生可粗略分为两个阶段：1895年前，主体是学业，苦学传统国学，丰富人文精神，为国家找道路;1895年后，主体是实业，精学新兴西学，履行科学精神，答好实践问卷，并为家乡开辟新路，可谓创造了学业、实业从传统走向现代演进的“双峰”。

（摘自《今参考·政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