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娟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消息传回国内，毛泽东主席形象地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非洲兄弟如此支持新中国，离不开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的首次非洲之行。

“波罗的海号”

1963年12月13日，一架名为“波罗的海号”的专机从昆明机场起飞，启程访问非洲的周恩来总理就坐在这架专机上。

周恩来此行，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出访非洲。

截至周恩来访非前，与中国建交的非洲独立国家有10个。几乎与此同时，新中国的第一批驻非洲外交官陆续进入非洲大陆展开工作，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也相继到中国访问。

新中国同非洲国家的交往日益增多，然而，由于美国、苏联等超级大国从各自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挑拨非洲国家同中国的关系，一些非洲国家对新中国还不够了解，存在种种疑虑。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加之中国的国民经济已从严重困难中摆脱出来，周恩来总理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非洲，他说：“我们必须打破两个超级大国企图在我们周围筑起的高墙，我们必须走出去，让别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由于几年前国民党特务策划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在先，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又是新中国领导人出行最远的一次，选择交通工具自然慎之又慎。为了保证安全，代表团决定包租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两架飞机，其中之一就是“波罗的海号”。

据2008年解密的第三批外交档案显示，为安全起见，出访中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名字分别以“赵”“钱”为代号。

突尼斯“閃电”建交

大约是1963年12月上旬，周总理应邀访问非洲的消息传出以后，在一个招待会上，突尼斯驻阿尔及利亚大使迈斯蒂里找到了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那时，突尼斯与中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因此周总理的行程中没有安排访问突尼斯，只是计划中途在突尼斯给飞机加油。迈斯蒂里大使与曾涛直言：“周总理有可能访问还没有建交的国家吗？”

12月26日，迈斯蒂里大使告诉曾涛，布尔吉巴总统正式邀请周恩来和陈毅去突尼斯访问，曾涛请示正在阿尔及利亚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后，当即答复同意。双方经商谈后同意访问时间为两天。

1964年1月9日，中国代表团飞抵突尼斯，受到了热烈欢迎。不过，中突两国领导人之间毕竟是第一次面对面交流，突尼斯对中国的情况和政策还不太了解，布尔吉巴总统与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一度气氛紧张。

曾涛曾回忆：“布尔吉巴表示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但是，他坦率地提出，他们不同意中国反对莫斯科签订的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不同意中国用武力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也不理解中国对美国的敌对态度。”

对于布尔吉巴提出的问题，周恩来直指要害地回答：“不是我们侵占印度的领土，而是印度侵占我们的领土。”“莫斯科条约不能减少核战争威胁。就在条约签字后不久，美国进行了地下核试验……”

当天晚上，在为周恩来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布尔吉巴又把不同意见公开提了出来，全场氛围顿时紧张起来。面对分歧，周恩来没有回避，而是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表示：“不错，诚如阁下所说，我们两国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相信，通过两国领导人的接触和交换意见，我们总是可以增进相互了解，求同存异，并且为我们共同目标而加强努力的”。“在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突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有着广阔发展前途的”。

周恩来的回答最终打动了布尔吉巴，1月10日，中突两国关系获得突破性进展，中国和突尼斯发表了《联合公报》，正式宣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成了此次非洲之行的重大收获。

冒险访问加纳

离开突尼斯，中国代表团即将访问加纳。这是一次极不寻常的访问，因为就在总理访问前夕，加纳发生了行刺恩克鲁玛总统的事件。

这种情况下，总理还能如期访问加纳吗？安全能否保证？

随周总理出访的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回忆说，大家都感到可能出现危险，而且加纳要接待中国代表团也有困难，但周恩来先谈了他的意见，说：“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对人家不尊重，不支持。患难见真情嘛！按原计划访问加纳，不能取消，至于外交仪式，可以打破通常的礼宾惯例。”陈毅也支持周恩来的意见，他们说服了大家。

1月11日，周恩来率代表团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周恩来把毛泽东主席的慰问信交给恩克鲁玛，恩克鲁玛立即将慰问信交给新闻官全文发布。第二天，加纳报纸在头版重要位置刊登慰问信，称毛主席的慰问使周总理的访问更加意义重大。

由于加纳政局很不稳定，宴会和会谈都是在城堡里举行的。有一天，恩克鲁玛破例带周恩来、陈毅等人参观自己位于城堡楼上的住室。参观时，周恩来突然在一间房间里发现了一张乒乓球台，就提议与恩克鲁玛赛一场，陈毅当裁判。后来，童小鹏回忆这件事时写道：“在恩克鲁玛总统处境艰难时刻，周恩来让他放松一下，政治含义深刻。”恩克鲁玛总统显然也感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真诚，他对周恩来说：“你们的访问是所有对加纳的访问中最好的一次。”

恩克鲁玛总统所说的“最好”的访问，不仅是因为周恩来冒险访问，还因为周恩来在加纳第一次对外提出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建交浪潮

1964年2月4日，周恩来一行在访问了阿联、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十个非洲国家后，结束了历时55天的访问。在最后一站索马里，周恩来对非洲形势作出总结，提出了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的著名论断：“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

在这个“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的大陆上，中国代表团留下了新中国的崭新形象，也留下了中国总理“绝无仅有”的个人魅力。

随周恩来出访的高振普将军也回忆，访问马里时，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吃饭，大家吃饭时有说有笑，马里的服务员惊讶地说：“你们的总理如果不是坐在这个位置上，我简直看不出他是总理，你们工作人员都可以与他随意说话，他又是那样的和蔼可亲，真是不敢想象。”

在“波罗的海号”上工作的荷兰机组人员也被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征服了，按原定计划，这批机组人员在1964年元旦过后就该换班，但他们主动要求为中国总理服务到底。非洲之行访问结束回到昆明时，周恩来又满足他们的要求，请中国的飞机送他们到北京参观旅游。

周恩来没有立即回到北京，在昆明成都两地稍事休整后，又继续访问了亚洲的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三国。3月15日，周恩来回到了阔别三个月的北京，毛泽东主席亲自到机场欢迎他归来。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用了两天时间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召开的联席会议上作了《关于出访十四国的报告》，其中重点是非洲十国。在报告中，他将这次“前后经历了七十二天，行程十万八千里”的出访，称为“探路者的工作”。

历史，已经印证了伟人的预言。这次“探路”之行后，中国打破了“两个超级大国企图在我们周围筑起的高墙”，打开了中非友谊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外交新的突破口。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