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社交媒体蓬勃发展，已成为发布和传播新闻的重要平台。在社交媒体传播过程中，新闻中的女性媒介形象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而被异化的情况层出不穷，这导致女性常处于一个被歧视、被误解的地位。文章结合女性主义与大众传播学理论对社交媒体新闻中女性媒介形象存在的异化现象进行分析，总结出异化主要表现为标签化、污名化和他者化，认为出现异化现象的原因在于社交媒体商业化的运营、新闻框架的倾向性以及女性话语权的缺失。提出社交媒体重塑女性媒介形象的三大路径是积极纠偏，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客观叙事，注重人文关怀；主动赋权，构筑女性话语空间。旨在促进社交媒体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呈现女性媒介形象，转变人们对女性群体的负面刻板印象。

关键词：社交媒体新闻；女性媒介形象；异化；重塑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23-0007-04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22年河北传媒学院在读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资助项目“社交媒体新闻中女性媒介形象塑造研究”成果，项目编号：HCCXXM2022018

社交媒体快速发展，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接收新闻、了解时事的重要渠道。社交媒体成为发布新闻的重要平台。社交媒体新闻中女性形象的呈现，关系到社会和公众对女性群体的认知。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社交媒体时代，新闻不仅来自传统专业媒体，还来自普通用户，社交媒体上的女性媒介形象被赋予了更加多元化的色彩。然而，由于多方因素的影响，女性群体始终处于一个被歧视、被误解的地位，其媒介形象产生了异化现象。

异化指的是事物发生了变异，否定了原本属性或者是成为了原本属性的对立面，与原来的意义和准则相违背。当受众接触到的都是异化后的女性媒介形象时，他们对女性就会形成负面的刻板印象，这对女性群体产生了不利的社会影响。文章结合女性主义与大众传播学理论，对社交媒体新闻中的女性媒介形象的异化与重塑进行深入的探究。

一、社交媒体新闻构建女性形象的异化现象

（一）女性媒介形象的标签化

标签化是根据某种特征将某人或某物归纳为某一类别，而并不当作独立个体看待。标签化无法客观、全面地呈现被贴标签者，仅仅一个标签亦无法构建完整的媒介形象。女性媒介形象的标签化只能让女性媒介形象走向异化。新闻报道中常常出现类似于“女司机”“女大学生”“女博士”等有关女性群体的词，在职业和身份前通常只强调性别为女性的群体。犯了错误的女司机、受到伤害的女大学生、特立独行的女博士等，诸多类似的女性媒介形象频频出现在社交媒体上，以偏概全地让受众觉得女性群体就是这个样子的，导致女性群体被标签化，也让受众形成了刻板印象。

各大社交媒体平台都具有标签功能，运用标签，可以使作者发表的文章更容易被用户搜索到。但在便于用户搜索相关信息的同时，标签也把他们桎梏在“信息茧房”中，“她”标签下的内容固化了用户对女性媒介形象的片面看法。

“女XX”之类的词出现频繁，而很少见“男XX”之类的词，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无论女性是什么身份、从事什么工作，人们始终聚焦在她们的性别上。另外，社交媒体平台上涉及女性的热点新闻事件大多都与“性”和“伤害”有关[1]，女性群体的媒介形象也总是被贴上与之相关的标签。

在社交媒体所创造出的拟态环境中，女性群体如同戴了面具，不知不觉被这样或者那样的标签异化。社交媒体的圈层传播、算法推荐和热搜榜机制更加剧了这种情况，媒体对个别群体或者特殊群体进行标签化，在传播过程中更加固化了异化后的女性媒介形象，让受众在接触媒体设置的議程信息过程中对女性形成刻板印象。

（二）女性媒介形象的污名化

污名化的含义是某个群体将人性的负面特点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且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人大代表傅莉娟曾经说过，新闻媒体里对妇女形象负面报道广泛存在[2]。

本研究统计了澎湃新闻2021年9月至10月在其新浪微博账号发布的所有与女性相关的新闻，共计128条微博，其中与女性有关的负面报道有89条，占比高达69.5%。负面女性报道远远多于正面女性报道，媒体选取的关于女性的新闻事件大多是负面事件，呈现在大众面前的大多都是污名化的女性媒介形象。在社交媒体环境中，女性形象被污名化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些褒义词也被异化为贬义词来描述女性。

2021年9月21日，工人日报发文怒批“佛媛”，之后媒体为蹭热度开始造谣生病却依然妆容精致的“病媛”，网上迅速效仿衍生出“支教媛”“幼儿媛”“运动媛”“离媛”等词。网友跟进批评之声不绝于耳，随后很快就有当事人发声澄清自己是被造谣了。短短几天之内，“媛”这个字被挂上许多定语，被扭曲异化成为污名化的词。“媛”本应该是一个寓意美好的字，形容女子姿态美好，不应该成为媒体哗众取宠的“利器”，更不应该无缘无故被贴上污名化的标签。在“拼单名媛”引发热议的一年后，被污名化的“媛”字又被推到风口浪尖，批判的矛头直指社交媒体上年轻貌美的女孩。

大多数女性负面新闻都倾向于报道有关性、被害以及女性低素质、奇葩行为等方面的新闻，其中的女性媒介形象大多被塑造为红颜祸水、可悲的受害者或者令人发笑的小丑等污名化形象。这些没有事实依据或者部分夸张的新闻经过多平台的转载传播，使得女性群体的少数负面事件大量呈现在受众面前，造成了女性媒介形象污名化的现象。媒体的刻意渲染加上网民的盲目跟风，社交媒体平台上女性群体的污名化趋势不断扩大。这种异化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受众的看客心态，女性群体因此在网络空间也遭受了很多误解和苛责，陷入了污名化的泥沼。

（三）女性媒介形象的他者化

“他者”这一定义来源于荷兰作家波伏娃1949年出版的女性主义著作《第二性》。波伏娃提出：“男人是主体，是绝对，而女人是他者。”[3]女性被当作“他者”是由男性树立起来的，并且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女性是因为男性将自己确立为主体，而被动地成为“他者”，即失去自我意识、丧失主观人格、受到支配和控制，并以客体形式存在。沦落为“他者”和客体的女性，被男性贬低、凝视和规训。

在传统父权社会中，拥有本体性、自主性的女性一直是缺席的，这一点在女性媒介形象的展现中也有体现。

在2015年全球媒体监控调查中，女性在传统媒体中被读到、听到或看到的人之中占比24%，而网络新闻报道中的女性人物约为26%[4]。从这个数据中可以看出女性在媒体中依然只有较少的呈现机会。正如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教授盖伊·塔克曼所说，大众媒介在传播过程中会将妇女置于一种被责难、被琐碎化甚至不被呈现的境地[5]。

在社交媒体新闻中，女性媒介形象的他者化体现在女性报道往往充满男性凝视。例如，在抗疫报道中的女性医务工作者，剪掉长发成为英雄，或是放下爱人、亲人与孩子一心只为病人，这些媒介形象展现的都是媒体对女性外表与家庭职责的聚焦，而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女性的专业水平与大无畏的无私奉献精神上。媒体为了流量，总是塑造出具有“女性气质”的女性媒介形象来吸引男性受众，这种异化使得女性真实的形象无法被全面呈现。父权社会的男性主宰着绝大多数话语权，男性目光作为一种性别化的观看力，能够作为集体共同规范或者是认可的准则。作为被观看的客体，女性真正的个体价值没有被展现，沦为了被异化的他者。

二、社交媒体新闻中女性媒介形象异化的原因

（一）商业化的运营

媒体商业化进程的加快，催生了社交媒体经济新生态。商业化运营能够为媒体带来巨大的收益。为了眼前的利益，许多媒体无法再像过去一样承担起“守望社会”的职责、完全公正客观地报道事实。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充斥着许多没有社会责任感的自媒体，他们为了提升点击量和阅读量，吸引更多流量以达到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常常会恶意捏造吸引人眼球的女性媒介形象，造成女性媒介形象的异化现象愈演愈烈。被凝视的女性往往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被当作吸引受众、刺激消费的商品。新闻中有了这样一种可以被消费、被评价的女性，更能成为社交媒体用户热烈讨论的话题。

社交媒体本身的运作机制也加剧了女性媒介形象的异化。社交媒体上的新闻发布不需要审核，并且用户转发、点赞即可将任何内容都扩散出去，缺少把关的程序；基于大数据的算法推荐提升了内容分发的效率，也便于用户接收感兴趣的内容，但机器无法判断信息的真假以及价值取向，因而屡屡产生标签化、标题党等问题；微博、抖音等平台都有热搜榜，存在付费“上榜”的现象，热搜榜让标签化的女性媒介形象被更多人看到，引起更大的舆论与热度。

在社交媒体商业化的大环境下，缺少监督和管理的自由空间，极易让别有用心的自媒体抢夺舆论的方向盘。缺少监管的社交媒体将变成滋生错误媒介形象的温床，把女性媒介形象推向异化的深渊。

（二）新闻框架的倾向性

新闻框架的倾向性是新闻生产者对新闻信息带有的主观态度，它会直接影响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6]。新闻生产者对新闻的看法和认识，结合自身的观念与阅历，往往会通过媒体反映给受众。在媒体的构建中，意识形态会对媒介形象的形成产生制约作用。在“人人皆媒”的社交媒体上，并非每个新闻生产者都是具备专业素养的新闻工作者，媒介形象的塑造中往往掺杂了较多的主观因素。

中国自古以来建立起来的父权制度导致男尊女卑的思想仍然一定程度渗透在现代生活中，包括新闻传播领域，许多人仍然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女性群体。

受到传统的性别观念的影响，固定的性别差异的框架深深根植在社交媒体的新闻报道中，这种新闻框架的倾向性短时间内还是较难修正的。新闻生产者的个人框架产生偏差就会影响到整个媒介框架，一旦新闻生产者带有错误的性別观念，那么新闻框架的倾向性就会导致对女性的报道描述不客观。

新闻框架带来的性别偏见，容易使媒体塑造出异化的女性形象，生产出带有对女性存在偏见的新闻报道。媒体不应当带有偏见地将女性推进舆论的旋涡，用污名化的枷锁束缚住她们。失实扭曲或是主观夸张的女性媒介形象也是对女性的一种性别歧视。女性的媒介形象局限在了倾斜的框架之中，在网络空间飞速传播中就会不断被异化和扩散。

（三）女性话语权的缺失

在社交媒体中，官方媒体和“意见领袖”掌握了绝大多数的话语权。在官方媒体新闻生产部门，女性新闻工作者的人数虽然不少，但大多没有决策权，这就导致女性无法把握塑造女性媒介形象的主动权。《2013年上海市女性新闻工作者调查报告》指出，最终进入管理层的女性只有8.7%[7]。同样在“意见领袖”群体中，男性也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通过媒体，他们的声音有更大的影响力。

《中国微博意见领袖研究报告》显示，微博排名前100名的意见领袖中，男性占比高达91%，而女性仅占9%[8]。

“意见领袖”通常在某个领域内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拥有较多的粉丝，他们的发声能被很多人看到，并且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草根”用户虽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拥有话语自由，但被看到的概率很小，影响力也非常有限。女性“意见领袖”的稀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女性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对话语权的把控，导致无法及时站出来有力地纠正女性媒介形象的失真以及遏制女性媒介形象的异化现象。

人们通过话语权的争夺来获取社会资源，并且获得引导舆论的主动权。女性群体话语权的缺失很大程度造成了女性群体的失语，公众无法听到真实的声音，从而导致社交媒体新闻中女性媒介形象被异化的情况层出不穷。

三、社交媒体在新闻中重塑女性媒介形象的路径

（一）积极纠偏，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社交媒体应当坚守阵地，不被利益蒙蔽双眼，积极纠正不合理的女性媒介形象。打击谣言和虚假新闻是社交媒体亟须关注的重点。社交媒体应积极利用网络技术担起“把关人”角色，抓住新闻源头，完善用户实名认证以及信息公开制度，不让平台成为法外之地。

另外，社交媒体应当加大监测和管理力度，继续完善网络舆论监督机制，减少根据虚假或模糊的新闻塑造出的有偏差的女性媒介形象，对有问题的新闻报道应及时辟谣和澄清，避免用户二次传播造成大规模的扩散。

算法推荐之外必须有正向价值导向，不能任由带着偏见的异化媒介形象肆意传播。机器无法判断信息的真假和价值取向，因此人工必须干预算法推荐，参与把关，阻止一些不适当的内容传播扩散，向受众灌输正确的价值观。热搜榜也是整治的区域，它应该客观真实地呈现热点事件，用正能量占领和引导微博热搜。社交媒体应该在社会互动与信息共享中对舆论进行正向的引导，在网络空间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客观叙事，注重人文关怀

新闻生产者在事实真相还未查明的时候，必须做到不主观判定责任、不在潜意识中强化性别意识，做客观的新闻叙事者。

当选择的新闻事实关涉女性形象时，新闻工作者应当以客观公正的原则记录发生的新闻事实，避免直接从惯性思维的男性价值观出发撰写和编辑新闻，以中立态度和客观的视角将女性媒介形象以及新闻的全貌呈现在大众面前，遏制女性媒介形象污名化的现象。正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曹晋教授所说，“媒介话语不应该是两性刻板形象的场域，而应该是代言社会性别平等的社会共识的传播机构”[9]。

关怀伦理起源于19世纪以来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体现出的是一种人性宽容的立场。以人为本是新闻媒体都应该秉持的理念，每个媒体都应该拥有人文关怀。媒体对新闻事件的报道，不仅是传递信息，让受众知情，向社会呈现事实的真相，更重要的是要在报道中体现人的价值与人生的意义，做到理解与尊重当事人。媒体对女性群体的冷漠与偏见，体现的是整个新闻界人文关怀的缺失。在报道中塑造女性媒介形象时，媒体也应做到尊重和关怀女性群体，体现女性价值与女性力量。

（三）主动赋权，构筑女性话语空间

妇女赋权已成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目标之一[10]，在社交媒体上，女性也应该被赋予话语权以及被真实看到的权利。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女性群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广大女性也开始争取自己的性别话语权，主动推动妇女赋权的进程。女性需要在社交媒体平台构筑属于自己的话语空间，将重塑女性媒介形象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真正实现“妇女能顶半边天”。

女性要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敞开与遮蔽的双重功能，夺得属于女性的话语权利，并为自己扩音和制造话语，努力为女性开辟出一片属于自己的语言空间。女性应该在对男性霸权的历史有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坚持以自己的视角面对大众传媒，用女性的思维解读传播内容。女性要从被定义和被他者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借助媒介来塑造真实立体、富有个性的女性形象。这是女性对自身人权的使用和珍视，有利于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

社交媒体平台上需要有更多以女性为主体的“意见领袖”能够积极发声并且理性引导舆论，增强女性的话语权意识，抵抗污名化的女性报道。例如，新浪微博平台上的“大V”梁钰女士，在疫情期间始终关注女性医务工作者，竭力让人们看見她们在疫情中的闪光点，同时也关注她们最迫切的需求，发起了“姐妹战疫安心运动”公益项目。在拥有一定社会影响力之后，她也会针对新闻中女性形象被异化现象积极发声，力求还原事件真相。梁钰女士还在全国各地举办了“予她同行”主题艺术展，邀请各行各业的优秀女性举办讲座和对话，将性别议题推出圈层之外，让更多人能够倾听女性的声音、看见女性的力量。

四、结语

在自媒体盛行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女性媒介形象异化的现象普遍存在。女性媒介形象既具有真实事件中女性群体的部分特征，又带有社交媒体新闻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夹杂着的主观看法。这种媒介形象的异化根源来自社交媒体商业化的运营、新闻框架的倾向性以及女性话语权的缺失，由此导致女性媒介形象蒙上了阴霾。为了重塑女性媒介形象、规范女性报道，社交媒体须积极纠正异化的媒介形象，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在生产新闻时，淡化性别，注重客观叙事，彰显人文关怀；要赋权于女性，构筑女性话语空间，让大众听到更多女性的声音。

不论是社交媒体的生产者还是使用者，拟或是女性群体本身，都应当更加关注社交媒体新闻中的女性媒介形象，努力转变女性媒介形象异化的现状，促进女性相关新闻报道的完善和优化，实现社交媒体新闻中女性媒介形象的重塑。女性媒介形象的重塑，能够转变人们对女性的负面刻板印象，提升女性群体的社会地位，维护女性群体的利益，从而在社会上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

参考文献：

[1] 丁小桐.新媒体新闻报道中女性群体媒介形象研究：以“百度新闻”为例[D].长春：吉林大学，2020.

[2] 傅莉娟：新闻媒体里对妇女形象负面报道广泛存在[EB/OL].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lh/2015-03/07/c_127554963. htm，2015-03-07.

[3] 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23.

[4] 汉娜·斯托姆.性别平等是新闻伦理的关键元素[EB/OL].国际记者网络，https：//ijnet.org/zh-hans/story/%E6%80%A7%E5%88%AB%E5%B9%B3%E7%AD%89%E6%98%AF%E6%96%B0%E9%97%BB%E4%BC%A6%E7%90%86%E7%9A%84%E5%85%B3%E9%94% AE%E5%85%83%E7%B4%A0，2019-04-29.

[5] 曹晋.抗争途径：妇女与另类媒介[C]//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11）——交往与沟通：变迁中的城市论文集.上海：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2011：12.

[6] 宋洋.新闻框架的倾向性探究[J].新闻传播，2012（2）：1.

[7] 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女记者工作委员会. 2013年上海市女性新闻工作者调查报告[J].新闻记者，2014（3）：8.

[8] 中国微博“意见领袖”研究报告[R].复旦大学舆情与传播研究实验室，2012-03-09.

[9] 曹晋.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理论与实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46.

[10] 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EB/OL].求是网，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0-10/01/ c_1126568157.htm，2020-10-01.

作者简介 徐娉婷，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媒介融合与媒体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