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文，小 田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在社会人类学中，理论既不神秘，亦不高深。费孝通老师马凌诺斯基直接称“理论无非工具”：它“不在道破宇宙之秘，只是帮你多看见一些切用的事实。”[1]37确实，费孝通以功能主义的理论工具，来把握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的特性。以这样独特的理论视角探究社会生活，既体现了人类学专注的共时性，又不失史学强调的历时性，兼具“结构—过程”[2]特点。

一、动态的文化观

功能派人类学认为，“文化为人类生活之手段”，生活是目的，而文化“乃人类用以达到此目的之手段。”[3]275费孝通指出，“任何文化特质必须在人类生活上发生相当功能才能存在，不然就会遗失灭亡。这里所谓功能，就是指满足生活需要的能力。”[4]88就满足人类需要言，文化跟人类的智慧相关，而与低级动物的简单取之于自然界相区别。费孝通对此深有体会：人类把自然界的物质作为原料，加以改造，以满足生活之需，在这同时就塑造了一个独立于自然界的“人文世界”[5]207-208，也就是文化的世界。

人类学专注于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费孝通考察江村人的生活，首在“了解普通生活的必要条件”，即“激励人们进行生产和工业改革的根本动力”何在？[1]150沿着费孝通的生活考察轨迹，不难看出，从“化外”之区到文明社区，从沿海到内地，经过数十年的田野工作实践，晚年费孝通将源自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知识，视作基本的研究素材，所谓“从实求知”，凝练了其关于书本与田野关系的知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