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青

1922 年，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 完稿，并在第二年出版后迅速流行，成为20 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长期以来被用做大学的教本，并作为青年‘自修适用’的读物”①杨宽：《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俞振基：《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年，第11 页。。有的研究者更断其为“中国第一部用语体文写的通史”②严耕望：《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俞振基：《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第83 页。。此说实则并不十分确切，也未能准确把握此书的学术史价值。

关于中国近代的通史编纂法问题，学术界不乏佳作。如周予同、陈其泰、邹振环、王晴佳及黄东兰曾逐步深入，厘清了20 世纪初中国通史体例的形成。③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534——535 页。另请看其他学者的相关论著。他们将中国的通史编纂置于东亚近代修史的整体脉络中加以考虑，立论开阔而坚实。不过，这些讨论多聚焦于修史体例，而鲜少从书籍史的角度，整体考虑包括体裁、书面语文体及注释征引格式在内的修史“书面形式”问题。一旦进入更为具体的形式层面，我们会发现，通史编纂不仅包含修史体例问题，更牵涉到大至体裁、小至格式（西人所说的style）的形式问题。从这个角度观察，吕著《白话本国史》 在重建叙史书面形式方面的探索颇为值得注意。该书的实践重点，或许并不仅在于如何在文言与白话两种“文体”间二取其一，其考虑当更为整体——是究竟要使用怎样的新书面形式去叙史，尤其是通史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