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保杰

内容提要：由《讲话》建构起来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话语体系，解决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关键问题。尽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发明权不在《讲话》，但是《讲话》无疑把这一观念和精神系统化了，并且在1940年代的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学创作中得到全面的贯彻与实践。长期以来，我们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理解相对单一与含混，本文从文艺创作的接受主体、文艺创作的对象主体和文艺的创作主体等多重向度来把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内涵，以丰富我们对此问题的理解。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中，在回答“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这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时，毛泽东首先排除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及其汉奸，然后给出明确的答案是“人民大众”：“是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但是在解答“如何服务”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又进一步解释：“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对文艺的服务对象又有所区分，他重点强调的是文艺为“工农兵”而创作和利用，在更高的层次上则没有旁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尽管毛泽东把“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也作为“人民大众”的一部分，是文艺服务的对象，但是通篇细读《讲话》，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对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阶级根性”的焦虑和不信任。在《讲话》中，他结合实际，用大量的篇幅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弱点和缺点，并试图通过思想改造这一路径来解决知识分子的工农化问题。

《讲话》建构了一种以工农兵为主体的话语体系，阐明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根本问题，原则问题”。在1940年代的延安，《讲话》的主要对象是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其辐射的范围是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对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来说，文艺创作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也是他们“为工农兵服务”的途径。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理解相对单一与含混，此观念所包孕的丰富内涵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探讨与呈现。因此，结合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作实际，从文艺创作的接受主体、文艺创作的对象主体和文艺的创作主体等多重向度来把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内涵，能进一步丰富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一 把工农兵作为文艺创作的接受主体

对于文艺创作来说，文艺作品的接受主体，是指文艺创作者的工作对象，主要涉及他们为谁而写或者写给谁看的问题。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几乎所有的文人创作，其潜在的读者对象都是贵族及其士大夫阶层，普通的底层民众是不入法眼的。到了五四时期，虽然知识分子为启蒙大众而创作了一系列面向底层大众的作品，但是由于底层大众文化水平低、接受能力有限，因而其读者对象主要还是知识阶层。只有到了1940年代的延安，文艺才真正实践了把底层的劳苦大众当作接受主体的理念。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在根据地，文艺作品的“接受者”与抗日战争之前的上海不同，也与抗日战争之后的国统区迥异。在革命根据地，文艺作品的“接受者”，不再是学生、职员和店员，而是“工农兵以及革命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因此，文艺工作者特别是来自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必须熟悉自己作品的“接受者”，按照接受对象实际需要从事自己的劳动与创作，这也是延安文艺工作的长久策略。

在1940年代的延安，由于战争环境，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作为文艺接受主体的工农兵群众，他们“不识字，无文化”，“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就延安的整个艺术门类来看，演戏、雕刻、绘画、木刻就比文学创作更受欢迎，因为这些艺术门类不需要识字就能被工农大众所接受。从当时的文学体裁来看，因战争而兴起的短小精悍的街头诗、枪杆诗比精致的抒情诗、叙事诗更容易接近读者，通俗故事性质的短篇小说也比描写细腻、刻画人物见长的长篇小说更容易受到大众欢迎。秧歌剧、活报剧也比技巧更现代化的新歌剧、话剧有更大的影响。就小说体裁而言，赵树理以农民为主体而创作的“通俗小说”和“通俗故事”，因为故事的通俗性和人物性格的鲜明，特别是充满地方色彩的语言的运用，吸引了各抗日根据地工农大众的注意，并且很快成为各抗日根据地作家的模仿对象。当时的评论就认为，赵树理在创作方面的成功，得力于他“写作目的的明确和正确”。他没有像个别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作家那样，把写给农民看的东西当作“庸俗的工作”，或者是“第二流的工作”，而是抱着“第一等”的写作目的，因此“能够在作品中处处显示出对读者对象的尊重，考虑到他们的习惯和品味，理解水平，接受能力，通过通俗浅近的文艺形式来进行思想教育”。1这位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只想做“文摊文学家”的乡村知识分子，把为农民写作作为自己的使命，以自己通俗化的写作实践，后来成为解放区文艺创作的一面“旗帜”，就像周扬所说：“他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这正是他实践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向的结果。”2

二 把工农兵作为文艺创作的对象

文艺作品的表现对象是劳动人民还是士绅阶层，事关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本质特征。中国传统文艺里普遍存在着鄙视劳动与劳动人民的倾向。对于谙熟中国传统文艺的毛泽东来说，他在童年时期就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思考。1936年，他在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他小时候读书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中国小说里面没有耕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3。童年时期的毛泽东为这个问题纳闷了很久。童年的阅读经历带给毛泽东的是一种深刻的有关阶级政治的内心体验，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他很容易把个体体验和一个群体的奋斗目标联系在一起。以往旧文学的主角和表现对象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现在到了延安，“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要把它们再“颠倒”过来。4

在中国左翼文学谱系中，知识分子写工农兵，把工农兵作为文艺创作的对象主体，这一文学实践在左联时期就开始尝试。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大批文艺工作者从国统区来到革命根据地，为这一文学主张大规模地实施提供了可能。但是，这些来自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由于经历了“两种地区”“两个历史时代”，他们的出身、立足点和偏爱使他们仍然保持了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因此在写作实践方面，他们的作品相当多地充斥着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他们不了解工人、农民，也不接近他们。在延安，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在写作方面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他们与工农群众相分离的问题，《讲话》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他用大量篇幅论证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怎样进行思想改造、怎样进行立足点的转移、怎样和工农兵大众“打成一片”，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为工农兵服务”指明了道路。

《讲话》以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在整风中学习《讲话》精神，对自己先前的创作进行真诚的反思，借以清除自身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周立波认为过去在写作上走了一条“错误的路”，其原因是不愿意割掉“小资产阶级的尾巴”，“爱惜知识分子的心情”。为了彻底地改造自己，为了写出真正“为工农兵服务”的好文章，他希望能够“脱胎换骨”，“成为群众的一分子”。5何其芳认为自己过去的作品的毛病是“内容上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与形式上的欧化”，现在需要“改造自己，改造艺术”，把“小资产阶级的变为工农兵的”，把“欧化的形式”变为“民族形式”。6刘白羽在关于《讲话》的学习笔记中也对自己过去创作上的苦闷进行深刻的反省，他说过去是鼻子、眼睛和嘴“埋在小资产阶级烟雾里”，因此看不见群众，也不了解他们，所写的人物“只能说是穿了农民衣服的知识分子，一种假农民，与土地劳动革命战争并非血缘相关的人”7。陈学昭曾说：讲话前自己写的东西纯粹是个人情感的发泄，与革命、与工农兵没有什么联系，讲话以后“我完全否定了自己过去的写作”，“我才找到了我新的写作的生命”。8

对于革命文艺的创作来说，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只能做“空头的文学家，或空头的艺术家”。1943年春天，中共中央文委与中组部召集文艺工作者开会，号召大家“打破做客的观念”，“放下文化人的资格”，9到部队、农村、工厂去，延安掀起了文艺工作者下乡的热潮。艾青、萧三、塞克赴南泥湾部队，柳青到米脂县的一个乡做文书，陈荒煤去延安县做基层工作。丁玲、欧阳山则赴陕北靖边县新城区民办合作社体验生活，在这里丁玲采访了合作社主任也是边区“模范工作者”田保霖，写作了报告文学《田保霖》，连同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一同发表在1944年6月30日的《解放日报》副刊上。第二日凌晨，毛泽东阅读了以后，立即给两位作者写信：“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10毛泽东在这里谈到的“新写作作风”，“就是写工农兵”。11丁玲的“新写作作风”在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作家中不仅具有代表性也具有示范意义。在后来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不止一次称赞丁玲及其《田保霖》，还说丁玲现在到工农群众中去了，到工农群众中去就能写出好文章。12很显然，毛泽东是以丁玲写作《田保霖》为榜样来号召文艺工作者向丁玲学习。

当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参与工农兵群众的劳动与日常生活时，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在边区政权的推动下，延安以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致力于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创造出一系列“光彩夺目”的以工农兵群众为表现对象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前夕出版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代表了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成果，这套丛书汇集了177篇作品，周扬曾有粗略的统计：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人民军队的，101篇；写农村土地斗争及其他各种反封建斗争的，41篇；写工农业生产的，16篇；写历史题材的，7篇；其他，12篇。由此可见，“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沉溺于自己小圈子内的生活及个人情感的世界”的知识分子主题，则在解放区文艺作品中没有了地位。13

三 把工农兵作为文艺的创作主体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不假思索地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经过思想改造，站在工农兵立场上创造的，表现工农兵，以工农兵为服务对象的文学。这种理解当然是合理的，它不仅是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身体力行的文学事实，也被赋予了崭新的意义。但是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这种理解与毛泽东内心的文学理想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知识分子作家的出身、所受的教育、与工农生活的距离，这些都促使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毛泽东对这些知识分子“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从这样的判断出发，毛泽东虽然把知识分子作家世界观的改造、立足点的转移、深入工农兵生活作为解决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的关键问题提出，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他的更高的文学与文化理想，还是重建无产阶级文学队伍，特别是直接从工人、农民中培养创作主体，改变几千年来工人、农民“无法表述自己”，“只能被别人表述”的被动地位。14

在毛泽东的文学想象中，由工农兵之手直接创造的文学才是真正的“工农兵文学”。毛泽东对这种文学心向往之，并且在延安时期不止一次地表示过类似的观点。1938年4月，在“鲁迅艺术学院”所作的演讲中，他发挥鲁迅在《门外文谈》的观点，说农夫们晚上乘凉讲故事也懂得“八不主义”，他们不用典，所讲的内容很丰富，语言很美丽，他们是很好的散文家和诗人。15毛泽东还认为，如果认字多一点，工农干部写起文章来不会比鲁迅差，他们种过田，打过仗，有丰富的经验。土包子的文章有鱼、有肉、有鸡子，而大学生没有生活经验，所写的文章里都是水，至多不过是小米稀饭（1938年5月9日在军委直属队“五一”运动大会总结会上的演讲）。16毛泽东甚至认为自古以来真正有学问的人，不是从学堂里学来的，没经过专门的文化训练的人仍可以成为优秀的作家。他认为高尔基的文章天下第一，是最有名的文学“博士”，但他也没有进过大学，甚至也没有读过小学、中学。17

讲话以后，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艺部门对推动工农群众写作、培养工农作者进行了初步的尝试。1942年10月4日，《解放日报》以社论的形式发表《提倡工农同志写文章》一文，文中要求报社“应积极组织工农份子写文章”，同时要求延安的知识分子，“应该帮助工农干部修改文章，作他们修理文章的理发员”。紧接着，陈企霞发表呼应文章，认为社论的“提倡”具有“文化的历史意义”和“革命的现实意义”，让工农群众从文化的禁闭状态下解放出来，“转换成为‘堂奥’的主人”，从先前的默默枯死的无声状态发出自己的声音，无疑是具有“头等意义的事情”。18为了响应“工农同志写文章”的号召，延安《解放日报》副刊陆续刊发一系列工农兵作者所写的文章，如10月5日刊发的短篇小说《江桥》就是一名初学写作的工人所写，小说前有“编者按”：“我们愿意以这样一篇作品，作为提倡工农兵写作的开始。”11月3日，《解放日报》副刊又刊发了部队士兵蔡前的《草地》，描写红军长征经过草地的情景。

为了帮助工农作者写作，报社的编辑和一些专业作家甘当修改文章的“理发员”。191943年3月19日，《解放日报》开辟了一个名为“大众习作”的栏目，专门刊发工农兵的文章及写作经验谈。这个栏目在稿件处理和编排上独具匠心，有不少文章是由原作、编辑的改作和修改说明三部分组成。“原作”是工农兵作者最初提供给报社的稿件，“改作”是报社编辑或者专业作家修改后的稿件，“修改说明”是报社编辑或者专业作家对工农作者原作进行修改的文字说明。报社通过这种形式帮助工农作者写作，在当时产生广泛影响。对于报社编辑和专业作家来说，“给工农同志的文章做‘理发员’，实际上也就是向工农学习的一种方法，这‘理发’的结果是什么？是互相学习，互相提高”20。在当时文艺政策的制定者看来，专业作家帮助工农作者修改文章的过程，也是他们向工农兵大众学习与归趋的过程。

与此同时，在根据地发动工农群众为报社写稿并培养工农通讯员，也是各级文艺部门推动工农兵写作的一个重要方面。1943年11月，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简称《决定》）。《决定》要求文艺工作各部门根据当前的“战争环境”与“农村环境”，以“戏剧工作”和“新闻通讯工作”作为文艺工作的两大重心。针对“新闻通讯工作”，曾作如是部署：“新闻通讯工作者及一般文学工作者的主要精力，即应放在培养工农通讯员，帮助鼓励工农与工农干部练习写作，使成为一种群众运动。”21此后，在党的新闻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工农通讯员的写作在各抗日根据地得到卓有成效的开展。

随着工农群众文艺运动的逐步开展，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涌现出一批劳动诗人、农民作家与民间歌手，像“不识字的劳动诗人”孙万福就是其中一位。孙万福是一位劳动英雄，从小未读过书，但博闻强记，出口成章。据报载，在毛泽东接见十七位劳动英雄的一次座谈会上，一位老英雄走近毛泽东，紧紧地抱住毛泽东的肩膀，即兴编唱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与会者都惊喜万分。毛泽东拍着肩膀问他是不是个秀才，孙万福说：“我一字不识。”毛泽东为这个农民诗人的天才所惊叹。时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的周扬得知这个消息后，亲自拜访了孙万福，孙万福即席为周扬吟诵了5首诗歌。周扬后来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这位劳动诗人和他的诗，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周扬认为他的诗善于将“思想与情绪化为生动活泼的、带有丰富色彩的语言”，是“真正老百姓的诗”。22一位农民诗人的作品，得到周扬这么高的评价，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孙万福的代表作《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后来被贺敬之改编润色，广为流传。

在根据地各级政权的鼓励与支持下，工农兵群众的创作行为得到一定程度的尝试，在这期间也出现了一批工农兵群众自己创作或者是参与创作的文学作品。但是，由于工农兵群众文化水平的低下，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体力量仍然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家和知识分子。对于毛泽东来说，一方面因为战时的环境仍需要一条“文化战线”——“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另一方面则是工农兵由于文化水平的低下而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乏力。因此，在战时的延安，还需要眼前这些文化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从中培养一种“新写作作风”。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过渡时期”的一种文化策略，毛泽东对此过程中的艰难有充分的估计。《讲话》以后，他在中央学习组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将来大批的作家将从工人农民中产生。现在是过渡时期，我看这一时期在中国要五十年，这五十年是很麻烦的，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家和工人农民结合的过程。”23作为延安文艺的设计者，毛泽东虽然失落甚至失望于工农兵由于文化水平的低下而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乏力，但是他的文学理想并未失落，他一直持守着工农兵群众作为创作主体、自己从事创作的文学理想，寄希望于获得政权以后从长计议。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培养工农兵作家被重新提到新中国文化建设的议事日程，这也非常契合当年鲁迅的思路：文艺大众化“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24。

注释：

1 李大章：《介绍〈李有才板话〉》，《华北文化》1943年第2卷第6期。

2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解放日报》1946年8月26日。

3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9页。

4 毛泽东：《致杨绍萱、齐燕铭》，《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页。1944年1月9日夜，毛泽东给中央党校杨绍萱、齐燕铭写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

5 立波：《后悔与前瞻》，《解放日报》1943年4月3日。

6 何其芳：《改造自己，改造艺术》，《解放日报》1943年4月3日。

7 刘白羽：《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记》，《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6日。

8 陈学昭：《关于写作思想的转变——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

9 凯丰：《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解放日报》1943年3月28日。

10 毛泽东：《致丁玲、欧阳山》，《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页。

11 丁玲曾经说：“这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的新的写作作风开始了，什么是新的写作作风呢？就是写工农兵。”见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实——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

12 丁玲：《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丁玲全集》第10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5页。

13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13、514页。

14 萨义德：《东方学》扉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15 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

16 参见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页。

17 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4页。

18 陈企霞：《“理发员”和他的工作》，《解放日报》1942年10月8日。

19 曾在法国留学，后来到延安《解放日报》工作的作家陈学昭就这样说过：“在近两年的修改工农同志的作品中，给我的教育也很大，渐渐地对自己的写作前途有些信心，觉得即使写不出什么好东西，只要使自己对工农同志有用，对工农大众有些小用处，做他们文字上的理发员也是很愉快的。”见陈学昭《关于写作思想的转变——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

20 柯仲平：《从写作上帮助工农同志》，《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7日。

21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解放日报》1943年11月8日。

22 周扬：《一个不识字的劳动诗人——孙万福》，《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6日。

23 毛泽东：《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结合》，《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30页。

24 鲁迅：《文艺大众化》，《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9、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