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华

20世纪初，经学解体，礼学也随之失去制度支撑。不过近百年来，礼学研究并未停止。关于20世纪的礼学研究，已有不少学者做过综述和总结。①例如，周何：《六十年来之礼学》，载《六十年来之国学》，台北：中正书局，1972年1月。彭林：《礼学研究五十年》，日本《中国史学》第十卷（2000年12月）。潘斌：《二十世纪中国三礼学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日 ]工藤卓司：《近百年来日本学者〈三礼〉之研究》，台北：万卷楼出版社，2016年。丁鼎、马金亮：《新中国（大陆地区）三礼学研究综述》，《齐鲁文化研究》 2012年卷。刘丰：《二十世纪先秦、秦汉礼学研究综述》，《社会史研究通讯》第5期（2002年7月）。曾军：《百年礼学话转型》，《人文论丛》（2013年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杨华等：《中国礼学研究概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年。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自梁启超《新史学》以来，中国史学走上新轨。作为传统经学的一大分支，礼制研究也成为新史学的重要部分，其研究方法也随之转向。杨宽曾说，1920至1940年代，“正是古史研究的新学派蓬勃成长的时期”，他将这些新学派分为三种：一是以王国维为首的“释古学派”，二是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学派”，三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重点讨论社会史分期的“社会史派”②杨宽：《历史激流：杨宽自传》，台北：大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99—109页。。本文重点讨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古礼研究的影响。

在史学界，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被称为“五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他们在研究中国上古史时，无不涉及古礼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