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奋飞

(泉州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2000年，郭净率先发起“社区影像教育”项目，以著名的“福古岛流程”为借镜，将摄像机交/教给边地人，让边地人用影像讲述边地故事。20年来，社区影像成果颇丰，在乡村治理、民族志、人类学等诸多领域扮演重要角色，但对社区影像的研究总体仍显薄弱，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媒介社会学，以“参与”和“赋权”为关键词，视影像为社会介入方法和基层治理工具[1-2]；二是影视人类学，切入地方知识和集体记忆，以影像为新型存储材料和媒介行动的工具，考察它在史志与人类学领域扮演的“档案”和“标本”角色[3-4]。

关于“社区影像”的英译名，大陆学者多使用“Community Video”，台湾学者更青睐“Community Documentary”。伦敦大学的卡洛斯·弗洛雷斯(Carlos Y. Flores)对危地马拉“玛雅土著法”的研究中，“Community Video”指的是1980年代拍摄的长达50小时的录像档案，而“Community Documentary”指的则是制作完成的纪录片[5]。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则把“社区影像”视为一种“社区媒介”(Community Media)。从Video(视频)、Documentary(纪录片)到Media(媒介)可以看出，“社区影像”缠绕着技术、艺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复杂关系。

一、“边地影像”：视角与主体性的过渡

从2007年到2019年，“云南乡村之眼乡土文化研究中心”培训并指导了西部六省区近三百名各族影像行动者，创作了300多部作品。在其官网，“乡村之眼”被译为“From Our Eyes”。不过，“From Our Eyes”的原意是“以我之眼”，它表达了建构自身主体性的强烈愿望。

(一)“以我之眼”：作为辨识主体的隐喻

“眼睛”在雅克·朗西埃看来，象征着什么是艺术以及什么东西是艺术的辨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