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彩

(广东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

汉末以降，礼逐渐流于外在形式化、虚伪化，而使“名教”陷入危机。魏晋玄学家们试图以道家之“自然”来解救儒家之“名教”存在的危机，以此建构一种合乎“自然”的新礼教秩序。作为魏晋玄学集大成的郭象，看重礼之教化治国的实用功效，将礼内化为个体自性的内容，强调对真实道德情感的“礼意”的回归，用性本论为礼的合理化存在寻求形上依据，同时把个体的“各安其性”“各守其分”视为对天然秩序的遵循，把君主的“圣王合一”“游外冥内”视为对天然秩序的践行，从而建构起其独具礼学特质的玄学思想体系。

一、仁义为个体自性之内容的性本论——礼之形上基础的建构

王弼以“无”为本，主张“名教出于自然”，以此调和儒家之“名教”与道家之“自然”的矛盾。但其对“无”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本体和具体事物之间的隔阂，仁义之礼也沦为普遍道德本体的抽象化、超验化概念[1]。有鉴于司马氏集团在政治上的虚伪，嵇康和阮籍等竹林名士更是以激进的方式批判礼教，高扬个体情性，即所谓“非汤武而薄周公”“礼岂为我辈设也”。他们以一种违背礼教的方式与虚伪的名教相抗争，虽凸显了真实道德意识的重要性，但并没从本质上解决“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元康名士则打着“贵无派”的旗号走到了极端，他们虚诞放达，无所事事，甚至裸裎戏谑，破坏了社会礼法秩序，对当时政治危害极大。基于此，如何把自然本性与仁义之礼结合起来成了当时最紧要的时代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