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博，王 妍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030)

一、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高速发展，“互联网+”、云计算以及5G等科技领域的前沿信息技术也相继在我国得到普及与进步，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数字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即大数据时代[1]。早在2000年，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化就引起广泛关注，“数字政府”就已经被提出。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贺信中指出：“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他强调建立基于大数据的管理决策与治理机制，进一步彰显“数字治理”的重要地位。显然，无论是“数字政府”还是“数字治理”，其背后共同的逻辑都是“数字化”。当前，我国正处于信息智能社会的关键转型期，广东、上海、北京、浙江等发达地区在治理模式上进行了初步探索，如“最多跑一次”“最后一公里”等。在这些实践中，政府开始与社会力量开展合作，由单向线下交流转为双向线上融合，利用互联网等技术手段进行数据采集、识别和利用，为了解社会所需、促进公民参与、提高工作效益与政府现代化治理水平等作出了巨大贡献。可见，“数字治理”正在我国稳步推行。

然而，从大量的理论文献与实践表述中可以发现，数字治理的内涵和逻辑还不够清晰，仍存在不少问题：一、电子政务、数字政府、数据治理、数字治理等概念模糊混乱，概念演变的先后顺序以及关系范围界定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