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佳桐

【摘  要】建设国家公园是国际通行的科学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的管理手段，三江源国家公园作为我国国家公园体制的试点区，其发展过程中显现的问题具有代表性。在其制度建设初具规模后，若想要解决其内生问题，必须首先厘清现有病兆，找出症结所在。本文将通过总结环境伦理学在国家公园体系中的理论应用，结合我国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现有问题，从环境伦理学的视角深入剖析其现存问题的根源，并以此为参考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构建我国国家公园制度体系的思路。

【关键词】环境伦理;国家公园体制;法哲学

引言

国家公园是国际上通行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保护的有效制度与形式。我国自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于2015年开展试点工作，目前已有10处国家公园试点，涉及12个省份，总面积超过22万平方公里。2019 年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我国将“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由此，国家公园体制已经成为国家保护具有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举措。但三江源国家公园作为国家公园首批试点对象，现阶段在整体构建方面依旧存在弊端，而制度层面的措施只是片面得解决问题。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逐步推进，环境伦理作为引导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武器，在帮助人民树立正确的生态环境观的历程中的重要性逐渐体现。本文将通过总结环境伦理指导构建的现代国家公园规划体系的具体理论运用，从环境伦理的法哲学角度深入剖析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存在问题的根源，并以此为参考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构建国家公园制度体系的思路。

1.环境伦理在现代国家公园规划体系中的理论应用

钱学森教授主张现代科学技术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客观世界，只是研究问题的侧重点不同。而伦理学就是会提供一般性的原则或理论，来评判科学实践的合理性，以确保科学目的能实现最大化总体幸福。① 国家公园是环境保护的实践，在具体的制度设计过程中涉及了个大科技部类，而环境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伦理学，它将生态学、伦理学、法学交叉应用，通过厘清人对大自然的责任与义务，把握国家公园体系设计的整体靶向。在国家公园具体建设中也体现出环境伦理学的相关概念。

1.1自然价值观

随着生态学的发展，其所揭示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规律促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罗尔斯顿就强调，“从整体主义的角度，自然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系统，是一种由相互联系的各部分组成的生命共同体，人类和非人类存在物都是平等的。”②而在国家公园的规划设计上就体现这一特点，美国的国家公园在规划上兼具系统性、高效性和包容性的特点，不仅立足于国家整体的自然和文化资源进行国家公园的选址，而且在国家公园内部的构造上，根据环境的动态属性和实地环境制定管控要求③，体现罗尔斯顿注重生态系统整体考量，遵循自然规律的的价值观。

1.2价值论环境伦理学

人类作为唯一能对动植物和生物种系的生命过程和进化史进行反思的评价者，是传统价值体系的构建者，也是价值状态的的赋予者，而价值论环境伦理学则从自然价值入手，指出自然本身承载了多种价值，价值之间具有层级差异，在应对不同的情境是在价值适用上应当进行取舍。而在面对国家公园问题时，构建者应当承认自然具有双重价值，既具有服务人类的工具价值，也有自身价值，④但是工具价值与自身价值居于同等地位，且工具价值的发挥不能损害其自身价值。自然与人类是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在国家公园中自然是主人、人类是访客。

2.三江源国家公园体系现状及问题

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工作在2015年于三江源等十个地区展开试点，实践方面还存在部分既有的、本土性问题没有解决。

2.1管理体制问题

（1）国家管理权属。现阶段，三江源国家公园现在主要由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将长江、黄河、澜沧江3个园区，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进行网格化精准生态治理，改变了以往“九龙治水”的管理模式，多头管理的生态保护局面。但是依据国家公园的定义，国家公园内事权应当由由中央政府直接行使，但具体的行政管理依靠省级政府代理。对此应当谨防对国家公园的概念认知不清，权力的交叉导致国家公园的管理各自为政，最终可能成为省级国家公园的局面出现。⑤

（2）自然资源权属。在自然资源权属问题上，三江源国家公园内还存在模糊地带，依据《物权法》第46条-第49条的规定，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矿藏、水流、海域等属于国家，但是部分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也有属于集体所有的情况，而权属不清的情况容易造成管理成本高昂、权利竞合的问题。所以，现阶段需进一步划清在国家公园自然资源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之间的边界，划清不同集体所有者的边界。

2.2统筹规划问题

（1）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三江源地区海拔高，自然条件严酷，三江源的生态系统非常脆弱。同时，随着该地区受人口的增加和经济活动的加剧和深入，其生态系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增加了保护的紧迫性。⑥根据相关数据现实，近40万平方公里区域内约有60万人，其中核心区3.12 万平方公里内的人口4.5万。作为7亿人的水源地，生态修复以及水源地的保护毋庸置疑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最重要的任务，而生态修复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国家公园从制度层面统筹规划和科学规范的管理，避免过度开发。

（2）人与动物的关系。据北师大虎豹研究团队的调研显示，三江源地区是中国大型食肉动物种类最多的区域。而居住在三江源地区的居民世代居住于此，一直面临着人兽冲突的问题。在昂赛村，2015年平均每户有4.6头牛被雪豹、金 钱豹、豺、狼等捕食，户均损失超过5000元，最多的一户达到23头。虽然青海省在2011年就出台了《青海省重点保护陆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失肇事补偿办法》，但施行起来却步履维艰。⑦在面对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大背景下，如何保护当地珍惜野生动物，以及保障牧民的人身、財产安全是无可回避的问题。

2.3协调发展问题

三江源地区覆盖面积大，地处少数民族聚居区，除了享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当地的民族关系、原住民管理具有特殊性， 如何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民族关系问题、人员安置问题，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急需解决的问题。

（1）当地居民的生存问题。三江源国家公园处于青藏高原，该地经济发展基础和水平均相对较差，当地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始终应当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工作的重要部分。马克思资本论中所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改善民生，民生改善了人民对政府的支持力度也就大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也就有了群众基础。

（2）民族关系问题。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处少数民族聚居区，主要是藏族聚居区，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也占有一定的比例。⑧相较于一般地区，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区的世居藏族与其他地区有着较大的文化差异，因而面临复杂、敏感的民族关系，在处理三江源国家公园事务的时候，不仅要保护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建设，更要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

（3）人员安置问题。处于三江源国家公园中的原住民目前的生存技能还普遍存在对自然环境依赖度高的情况，一旦对他们进行搬迁，离开原有的生活环境和劳作模式，他们将很难适应新的环境。所以在人员安置方面，搬迁的必要性和安置及技能培训的设计均需纳入国家公园建设的设计中。⑨只有解决好了民众搬迁、人员安置等问题，国家公园的建设才能具备群众基础，才能得到全社会的认可、支持。对于国家公园中现有的社区和群众，并不应该实行“一刀切”全部搬迁出公园，而是要权衡公园发展需要与原住民的意愿。如确需搬离，应给予友好、积极地引导。

3.针对三江源国家公园体系现状的环境伦理解读

由上述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理论取向会产生不同的实践结果，建设国家公园是对环境保护的实践，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究其根本不排除指导思想上存在弊端，从环境伦理的视角解读我国国家公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从思想上找到症结，促进国家公园制度的进一步推进。

3.1自然属性的认知存在不足

科學地认知自然是环境伦理将生态学与环境伦理学相联系的前提，应当认识到自然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特点，在进行国家公园规划治理的时候，不应当违背自然的本质属性。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虽然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系属不同的水域和不同的管理园区，但是在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的总体状态而言均处密切相关。虽然三江源地区已经实现省级部门统筹管理，改善了过往“九龙治水”的局面，但是作为长江、黄河和澜沧江均是我国横跨东西部地区的河流，如果只是从省级自然环境条件进行规划，而没有从全国的角度做到统筹规划、统一进行标准设定，也是没有体现出自然的整体性和统一性的。

3.2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存在偏差

（1）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偏差。在传统的价值观里，人们对于自然资源予取予夺，在自然保护区内做出各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都是源于对自然价值的片面认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偏差，将自然视为索取的对象。究其原因，是人们缺乏生态伦理观的指导，没有意识到人与自然是有机整体，对自然环境的恣意掠取必将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影响人与自然生命的共同体的平衡。三江源地区以藏民族为主，其传统文化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地百姓具有自下而上的保护自然的强烈诉求。比如，当地文化价值观中最珍贵的一点就是自律，神山上面有虫草，老百姓不去挖。⑩所以应当根据该国家公园的生态条件，将传统文化融如生态保护，将当地既有的村落、社区作为生态的部分予以保护。

（2）人与动物关系的认知矛盾。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内，还驻留在那里的村民主要还是藏族人和僧侣。传统文化和伦理观念其实就是规则意识的体现。在藏族的传统文化里，人类并不是土地的拥有者，因为土地是属于山神和水神的，所以每户人家搬迁到一个地方开始搭建帐篷的时候，需要向山神水神祭祀，向他们借用这块土地一段时间。在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出藏族人民对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和野生动物是平等的，都是土地的“客人”。?在三江源归属于国家公园体系进行行政管理之后，对于当地野生动物，尤其是濒危野生动物，均实行保护政策。那么，此时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权的保障，原住民与野生动物的价值衡量需要予以思考。

3.3对人与人的关系缺乏考量

（1）人与政府责任定位偏差。过去我国政府主导的保护模式，在我国的自然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此也带来公众对自然保护地建设参与感弱的问题。当地居民本就是自然环境的参与建设者，政府单一的制度管理力量，让居民无法对自然保护区产生归属感，更无从谈积极进行保护的责任感，因此环境伦理责任感也无从建立。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落实，只有让每个人都认识到自己意识和行为与自然的关联性，自觉担负起保护自然的道德义务，让维护自然环境的生态性成为集体潜意识的状态，才能促使多方合力，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完成自然保护地建设的使命。

（2）当地居民的生存、安置问题。 三江源国家公园中原著的村民的生产生活与国家公园自然保护需求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摩擦，如果处理得不恰当，过度强调自然以及野生动植物的利益，而缺乏对人类基本权利的照顾，那么就有可能完全滑向环境中心主义。除此之外，如果没有照顾不同群体的具体需求，比如三江源地区上下游之间居民的生存环境进行区别限制，那么也就与环境伦理学所主张的人类代内公正原则相悖。

（3）当地民族问题。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藏族群众有一些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与汉族不同的禁忌性的风俗习惯，这在他们对于自然的态度中也有所体现，他们的墓葬方式、民俗节日都体现出他们对于自然的依赖与敬畏。?所以三江源国家管理机关在制定决策时，就要考量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政府决策冲击到少数民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如果没有对当地人民的民族文化予以合理关切，可能会影响环境政策的推行。

4.环境伦理维度下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制度建设启示

生态文明时代的我国自然保护地改革，将转变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体系，从上述环境伦理学角度剖析可以看出我国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在我国建设三江源国家公园以及其他国家公园制度建设时应当结合环境伦理学、我国传统哲学的背景进行探索。

4.1以环境伦理观为法律制度建设的标尺

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有丰厚的文化基础。在文化层面，蒙培元认为中国哲学是所谓“生”的哲学，其基本问题是“究天人之际”，其主流哲学是“天人合一”，其所要解决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理念恰可以纠正西方主客二分理念的偏颇。而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与自然“打交道”的经验和智慧，比如天象、节气等。而儒家作为中国古代主流的思想，在《礼记》给我们的启示在于“顺”，“顺”代表着人与自然和谐的秩序，它要求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应当优先考虑自然界的秩序，正确看待古代智慧与当代社会关系，方能实现人类利益最大化。?

我国国家公园体系的建设也标志着我国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从严格的消极保护转变为保护和利用相结合，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当树立中国本土化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环境伦理理念，让人们自觉承担起传播环境保护的责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4.2完善管理体制建设

（1）明确自然资源所有权。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属于全民所有，由中央政府直接行使，但是中央政府只是行使事权。具体的规范管理和事务执行，还是由省级政府和地方政府予以代行。但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应当顾及当地人的情感和民族文化传统，精准施策，保障当地群众合理的使用权。

（2）完善侵权补偿机制。除此之外，还应当保障当地人合法的生命权和财产安全，重视人兽冲突补偿机制的建设，现阶段的补偿流程操作復杂，流程设置过于冗杂，应当结合科学技术的措施，对相关的情况进行监测，比如在村民的家中配备红外相机，这样不仅有利于村民保存侵权证据，还可以帮助国家公园发现很多日常不容易看见的动物，从而增加相关部门对于三江源区域的了解。

4.3促进国家公园人际关系的和谐

国家在《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提出，国家公园试点区的工作重点在于创设共存共享共赢的发展机制，有机协调好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同步建设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和当地景区旅游经济开发。

首先，在经济收益层面，近期三江源国家公园和民间组织合作，陆续举办了三届“自然观察节”。在以生物多样性认知和观赏为主要内容的自然体验模式下，促进当地村民最大程度地参与了活动，也吸引了外地游客参与其中，获取经济成果。

其次，要依法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更加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性。藏族群众是三江源地区的常住居民，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中，充分发挥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作用，保障其合法、有序的宗教活动的开展。

最后，扩大社会力量的参与，2015年发布的《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改革方案》中提到“有序扩大社会力量参与”的重要原则。充分发挥好社会组织的作用，可以有效减低维护稳定的社会成本，提升维护稳定的社会效果，增强群众维护稳定的自觉性。环保组织举办的培训交流活动，不仅在实质上通过捡拾水中的垃圾等行为，改善了当地的环境，还通过开展环保教育，恢复水源祭祀的传统文化，唤起当地农牧民对水源的敬畏。

总之，在进行三江源国家公园体系建设时，应当在管理中开放对话平台，广泛听取各方的诉求，兼顾当代人甚至后代人的多方利益，通过系列举措唤起公众保护环境、尊重自然、和谐共生的责任意识，将三江源国家公园打造成为人与自然共建共享的生态福地。

注释

①参考：[美]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第三版），林官明、杨爱民译，第11-13页。

②李青：《浅析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与其当代意义》，《汉字文化》，2019年第8期。

③刘李琨，张薇：《新时期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环境伦理审视》，《环境保护》，2019年1期。

④刘李琨，张薇：《新时期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环境伦理审视》，《环境保护》，2019年1期。

⑤参考：邓小明，乔海亮：《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思考》，《园林》， 2018年01期。

⑥李嵱：《三江源之变》，《新西部》，2018年第28期。

⑦赵翔：《三江源：守护人间秘境》，《新西部》，2019年第13期。

⑧吕金鑫：《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中依法维护社会稳定若干问题研究》，《绥化学院学报》2019第6期。

⑨邓小明，乔海亮：《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思考》，《园林》， 2018年01期。

⑩李嵱：《三江源之变》，《新西部》，2018年第28期。

?赵翔：《三江源：守护人间秘境》，《新西部》，2019年第13期。

?参考：陈强，《浅论藏族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的关系》，《西藏艺术研究》。

?蒙培元：《中国哲学生态观的两个问题》，《鄱阳湖学刊》，2009年第1期。

?杨丽杰，包庆德：《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哲学环境伦理本土化》，《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11月。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    20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