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顺春

摘    要：乔纳森·萨福兰·弗尔的《特别响，非常近》是一部多模态小说，其中的版式模态、色彩模态和坠落图像模态，既是“有意味的形式”，又与语言模态一起构成多模态叙事。版式模态叙事是一种创伤书写，叙写了老托马斯与奶奶的人生悲歌。色彩模态叙事引导并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承载着奥斯卡对生活的体验与对父亲的记忆，也唤醒了其父生前灵魂深处的情感，从而丰富了“生命的意义”。作为“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顷刻”的坠落图像模态叙事既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又以其超越现实的理想使坠落图像的意义得到了升华。版式模态、色彩模态和坠落图像模态与语言模态共同建构了小说文本的意义，也为文学评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关键词：《特别响，非常近》;版式模态叙事;色彩模态叙事;坠落图像模态叙事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21）01-0001-06

今日之世界早已进入了图像时代，即从书籍或印刷文化进入了视觉文化时代。以语言文字这种单一模态为载体的小说，亦大量引入其他模态，以便共同完成小说意义的建构。多模态小说是“多种模态符号参与文学交流，协同作用共同创建文学意义和审美效果的文学作品”[1]。美國作家弗尔（Jonathan Safran Foer，1977—）的《特别响，非常近》（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2005）便属此类小说。吉本斯（Alison Gibbons）认为，该小说中的语言、印刷版式、色彩、图像与布局等模态不可或缺，且相互协同[2]。然而，有学者指出该小说中的其他模态多与情节无关，甚至认为弗尔将“9·11事件”变成一场图文游戏[3]。可见，这只是传统文学评论着眼于语言文字这种单模态分析的结果。长久以来，文学分析仅将语言模态作为研究对象，却忽视对文学文本中诸如图像、颜色、版式等多模态分析[4]。多种模态结合的意义大于单模态的意义，多模态分析就更有益于对语篇和文本的理解。因此，学界开始关注语言之外的其他模态[5]。诺加德（Nina N?rgaard）曾分析《特别响，非常近》中不同模态之间的相互作用，还指出图像、印刷版式、色彩、布局等多种模态是该小说独特的文体特征[6]。我国虽有学者利用多模态理论分析视觉诗，或研究小说中之语图关系，却少有研究小说中多模态叙事之篇什。

如果说任何材料皆适于叙事，那么语言模态和其他模态如颜色、图像、声音与音乐等皆可成为叙事的媒介，共同构成多模态叙事。浦安迪（Andrew H. Plaks）亦云：“叙述媒介并不限于语言，可以是各种媒介的混合。”[7]传统叙事通过单一的语言模态实现，而多模态叙事则通过多种模态完成，即非语言模态与语言模态共同参与并完成小说意义的建构。赫尔曼（David Herman）提出，讲述故事的媒介有别，提供一种符号渠道者为单模态叙事，而提供多种符号渠道以图文建构故事即多模态叙事[8]12。《特别响，非常近》不仅插入60余幅图像，还有空白页、色彩、红色圈点、删除符号等，可谓典型的多模态小说。小说中的多种模态叙事将语言模态的时间性、抽象性与非语言模态的空间性、直观性结合，构成小说动态性叙述与静态性展现相互交织的立体化图景。如果说叙事是理解人类行为的基本方式，是解释和体验事物的方式，那么多模态叙事既丰富了文学创作的资源和手段，又为文学阐释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更多的可能性。

一、版式模态叙事

随着视觉文化的发展，版式已成多模态小说最明显的特征之一，且对小说至关重要[9]。印刷文本中的排版格式、空白分布及小说中的非语言元素均有重要作用[8]107。《特别响，非常近》中的一句话一页、空白页与文字叠加页等版式模态，叙写了老托马斯和奶奶的心理创伤，构成小说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与其他模态共建文本意义。

小说中一句话一页共26页，分别出现在老托马斯第一、第二和第四次叙事中。它们都是老托马斯用于交流的字条：空白页面中间书写着一句简短的话或一个词，如“请帮助我”“对不起”“你知道现在几点吗？”，或道歉或请求，或寻求帮助，或询问时间。从克瑞斯（Gunther Kress）和凡利文（Van Leeuwen）视觉语法观之，每页上的一句话都位于页面上半部的三分之一处，且均居中。这说明居上所展示的是理想或概括性的，同时，居中可凸显每句话的中心地位与重要性。页面空白反衬出文字模态，且有巨大的再创作空间。这颇似海明威的“冰山原理”，即八分之一露出水面，余者隐而不见。从德里达解构论而言，页面空白则更具美学意蕴。页面上一句话所占比重似不大，然相较于空白，却特别突显，如大海中的一叶扁舟，似沙漠里的一株胡杨。此亦颇似水墨画中的“知白守黑”及传统文学创作中的“留白”，以无形创造有形而进行叙事。老托马斯失语后，他将简短语句写在一张张纸上，与人交流。据格式塔心理学理论，这26页恰如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所谓的完形的倾向性，亦似心理学中的视觉弥补。从“对不起，买票的地方在哪儿？”[10]132“我要买一张去德累斯顿的票。”[10]137这两页中的两句话，便可推知老托马斯离开妻子后，乘车回到他失去一切的地方——德累斯顿。如此特殊的版面安排说明，他对失去曾经的至爱以及现在的妻子似已无话可说，从而揭示出老托马斯内心深处那难以言说的情感与心灵创伤。

空白页是一种创伤书写，也是一种自我倾诉，更是一种叙事[11]。空白页（123～125）出现在老托马斯第二次叙述中。三页空白看似打字机未装色带所致，却寓意深刻。“空白，即是‘无……是语言中没有说出来的潜在文本。”[12]空白似荒诞，却揭示出一个残酷的现实。此处的空白乃“文外之重旨者也”[13]。对奥斯卡奶奶和老托马斯而言，他们的生活留下的似只有空白。德累斯顿轰炸后，奶奶失去所有亲人;到纽约后，在咖啡店偶遇老托马斯。此时，爱情给她以生活的勇气与希望，然而，面对老托马斯的压抑、失语，她无能为力;虽生活在一起，老托马斯却仍难忘故去的安娜;她怀孕后，老托马斯离家出走;最后连独子也失去了。她遂用写作来“创造一个新世界”[10]121-122，她不停地敲着空格键，于是她的“生活就是空格”[10]179。而老托马斯在德累斯顿轰炸中也失去所有亲人，包括挚爱的安娜及其腹中胎儿。或如其名，他已然是一具“空壳”（他姓Schell，与shell谐音）了。此后，他失语了。虽与奶奶结婚，他太怕失去而不敢去爱，也不敢要孩子。知妻怀孕后，他负气出走40年，直到“9·11”后收到儿子死讯才回家。除给儿子写信外，他还给奶奶每天寄一只空信封，是无话可说又或是话太多而无从说起？空白页是“没有文字的语言、毋须图像的绘画”，具有不可思议的视觉冲击力和震撼力。空白是奶奶的创伤书写，更是她和老托马斯真实人生的写照。

如果空白是奶奶的创伤书写，那么文字叠加则是老托马斯内心苦痛与创伤的外化。文字叠加（292～295）出现在老托马斯第四次叙述中。他“讲述”自己两月在纽约的经历。纸张用完了，他便在纸上反复书写。梅钦（David Machin）指出，印刷版式的语篇意义常通过字样和字号等版式形式來实现[14]。此处的语篇意义通过行距与词距实现。最初两行尚可辨认，属已知信息，而后行距与词距渐密到最后漆黑一片，几成抽象派画家莱因哈特（Ad Reinhardt） 的全黑画布。至此，爷爷最后一次叙事戛然而止。这种文字叠加以其图像性而呈现出生动的视觉形象，看似不可解却蕴含颇深。可见，其所传递的信息非语言所能表述，既是老托马斯情感与创伤的宣泄与诉说，又折射其对生命将逝、表达未尽的遗憾以及对人生无常的感慨与无奈。

上述版式模态展示了弗尔独具匠心的小说创作策略，亦构成多模态叙事的一部分。一句话一页、空白页和文字叠加增强了小说的视觉冲击力，加强了小说的叙事性，且使小说在形式与内容上完美契合。一句话一页表达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创伤，而空白页与文字叠加则形成强烈对比，其视觉冲击力令人震惊：两颗痛苦的心灵，欲相互倾吐，却徒劳无功，或空白一片或漆黑一团。

二、色彩模态叙事

色彩模态不仅强化视觉冲击力，使静态的文本丰富多彩，也参与并动态建构小说的意义。色彩积淀于文学形式之中，渗透着作家的生活经验、人生理想与审美期待，如鲁迅作品中的黑色，张爱玲小说中那一抹“走向无光的蓝”，郁达夫笔下的灰色调。色彩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具有艺术精神的意味和审美艺术的张力。《特别响，非常近》中的彩页、红色圈点与白纸黑字的文字形成鲜明对比，从而使作品的主题与内涵得到充分表达。

奥斯卡第二次叙述中插入了5页（45、47～49、52）彩色手写颜色词、名字和绘画。彩色胜过形状，如落日余晖或地中海碧蓝色彩所传达的情感;又如印象派的色光混合而形成的酷炫空间。彩页的前四页上有不同颜色写的颜色名称、名字或画的画，而第49页不同颜色的手写中有红色手写的名字“托马斯·谢尔”——奥斯卡之父。随后，奥斯卡发现其父之名到处都是，有彩笔写的，有粉笔、钢笔、粉彩、水彩、油画棒和彩色铅笔写的，还有用刀刻入可塑性塑料的。如果说色彩运用是表现与象征主义的[15]，那么，象征则赋予色彩一定的叙事性，并使色彩成为近似于符号化的语言。色彩模态与语言模态结合，我们既可读到文字，又关注颜色及排版，从而创造出一种想象与思维的空间。奥斯卡在父亲留下的信封背面发现用红笔写的“Black”一词，他不确定该词指黑色还是指姓氏。因此，他来到艺术用品商店，看见大多所写的都是写字那只笔的颜色或自己的名字。若用一种颜色笔写另一颜色名，是极不自然的，如用红色笔写“黑”（black）字。因此，女店员说：“布莱克（Black）是用红色写的这个事实，让我觉得这个布莱克是某个人的名字。”[10]46以颜色观之，黑色明度最低，像无底深渊，让人陷入绝望。黑色传递冰冷、无情和恐怖之感，其源域映射出目的域——不幸、悲哀、痛苦、恐怖与死亡。阿多诺（Theodor Adorno）“黑色理想”就是最深刻的艺术冲动之一[16]，显露心理力量，也引起“心灵的震颤”[17]45。黑色契合了“9·11”这一黑色事件，预示奥斯卡父亲之死及其祖孙三代的不幸与苦痛，也开启了奥斯寻找“布莱克”的求索之旅。

红色能表现某种崇高性、尊严性和严肃性，给人一种“使人敬畏”的印象[18]。红颜色写的“托马斯·谢尔”和“布莱克”承载着奥斯卡对生活的体验和对父亲的记忆，使其寻找之旅具有某种崇高性和严肃性，也给人一种超越日常经验的、新奇的视觉体验。红色的明度、色相与饱和度均最高，故其传递的信息最为重要。恰如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言：“红色的东西可以被毁灭，但红色是无法被毁灭的，因此‘红色一词的含义不依赖于某种红色的东西而存在。”[19]全书共有九页红色圈点的文字（10、212～216、218～220），计圈点170余处。奥斯卡首次叙事就说到，其父边看《纽约时报》边“用红笔在上面标出错误”[10]9。他发现父亲在一篇文章中的“不会停止搜索”上画了红圈。有时他用红笔圈出“语法错误”，或“关于地理或事实的错误”，或“文章没有把故事讲全”[10]13。之后，在老托马斯第三次叙述中红色圈点就达166处，这是为何？老托马斯四次叙述均以书信形式出现，名曰“为何我不在你身边”。这是唯一一封寄出的信。阅读后，儿子用红笔标出错误拼写、问题标点、不理解处或印象深刻处。文本细读可发现，德累斯顿强力爆炸，人们死亡，像世界即将毁灭;老托马斯失去了家人;他虽幸免于难，却感到“生命比死亡可怕”[10]219。这颇似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不及物写作”，即讲述者并非超然于所讲事件之外，而是处于事件之中。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和贝雷尔·兰（Berel Lang）认为，“不及物写作”是表达创伤性历史事件最合适的写作方式[20]。红色圈点则点出了他在儿子出生前出走的原因：“我太害怕失去我爱的东西，所以我拒绝爱任何东西。”[10]220圈出的逗号大多并无错误，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些地方正是老托马斯对轰炸现场的描述。以修辞而论，逗号可打破时间上的线性关系，老托马斯欲将描写镜头拉长，连续描写出轰炸现场，将短时发生之事并置展现。这也说明老托马斯一直生活在大轰炸的阴影之中而无法走出创伤。红笔圈出拼写与语法错误，如212页“演员”（actreses）与215页“难民”（refugies），也标出其不懂的，如“你母亲”[10]212——他不知母亲与安娜的关系;如“布尔乔亚”与《变形记》[10]213、“奥沙茨难民营”[10]218——他不解其意或不知其内容;或他欲强调或不赞同的，甚至是抗议的，如“你的爱，不可能超过对你失去了的东西的爱”[10]212。可见，作为一种有意味的模态，色彩能唤起灵魂里的各种感情[17]110，并使人生充满不同的色调。奥斯卡之父红笔圈点这唯一的信后，便踏上寻找老托马斯之旅，并最终与老托马斯有过一面之缘。

色彩是无声的语言，色彩之于形象有如伴奏之于歌词，有时也可成为主体[21]。色彩是最为绚烂多彩的“有意味的形式”，黑色理想抑或红色希望，都引导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更成为必不可少的叙事线索。难怪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把色彩这种“有意味的形式”称作“生命的意义”[22]。

三、坠落图像模态叙事

图像模态的“视觉思维”[23]，即视知觉理解力，也是传递思想的模式。图像模态与语言模态互动而共同发挥叙事作用，图文互参、互为主题，以至于形成某种形式的超文本链接。《特别响，非常近》中的60余幅图像，是奥斯卡从网上下载或自己拍摄的，这些图像记录了奥斯卡的生活，也是他认知、接触世界的途径与方式。奥斯卡以图像来凝固其记忆，以“零度叙事”记载其寻父之旅。其中，“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顷刻”[24]者莫过于坠落图像了。小说中共有18幅坠落图像：第59、62、209页及书末15页图像。这些坠落图像乃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形象性感知”[25]，而当其与文字结合时便成“话语性认知”，既有直观形象性，又有文学性并参与文本意义的生产与建构。

在第59页的坠落图片中，左以世贸大楼为背景，右乃大片空白，左右各占二分之一，形成强烈反差与对比。右面空白最上方处可见一男子正在坠落：脑袋朝下，双手张开，一腿弯曲，呈自由落体状，其身后是正在坍塌的世贸大楼外墙。第62页则是坠落者的特写，占画面中心位置;第209页的坠落背景与第59页同，相异处在于坠落者已落至图片右下方四分之一处。与语言中的语法功能相似，图像的语义与语用功能的实现是由整个图像构成要素完成的。桑塔格（Susan Sontag）说：“永远无法从一张照片理解事情……只有叙述才能使我们理解。”[26]从三张图片观之，坠落男子一直处于坠落的动态之中，其中还有其坠落姿态的特写。这些坠落图像模态令人深思：其寓意何在？坠落者是谁？是奥斯卡之父吗？坠落图像与“9·11”有何关联？……恰如莱辛（G. E. Lessing）所言，“愈看……愈能想出更多的东西来”[27]。

从克瑞斯和凡利文视觉语法观之，小说最后15幅坠落图像形成叙事再现——再现客观世界中的人、地点、时间及意义。时间、地点和人物明确，其背景是世贸大楼。图片虽缺少些“灵韵”，却带来令人惊奇和震颤的心理冲击。同时，这些坠落图像已成为一种隐喻——世界的堕落及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互动意义在于作者展示了墜落场景，提供了相关信息，并激发公众对遇难者的同情及对恐怖分子的愤恨。坠落图像中左（世贸大楼）与右（坠落者）形成强烈对比。坠落图像为长镜头取景，故其距离较远。图像呈水平角度，正面观之，有身临其境之感。构图意义的信息值通过图像中元素的位置安排来实现。坠落图像左边以世贸大楼为背景，且完全一样;左边为已知信息，而右面空间仅有一坠落者，且从低到高逐渐展现，是新信息。这说明坠落者乃图片所凸显的重要元素。如果说居上是理想或概括性的，而居下是真实或具体的，那么，右边坠落者自下而上的排列则意味着从真实到理想，直至最后一幅图片中坠落者飞升出画面。其实，坠落图像源于美国摄影师理查德·德鲁（Richard Drew）在“9·11”当天拍摄之照片“坠落的人”（Falling man）。这15幅连续的坠落图像虽“以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浓缩了的方式传输现实状况”[28]68，却也是奥斯卡对理想的渴望。对他而言，整个世界都在那里。他将坠落照撕下，颠倒顺序，使最后一页成为第一页，第一页成为最后一页。翻过纸张时，那坠落的人似在空中飘升，飞过一扇窗户，回到大楼里，烟雾也回到飞机撞出的那个大洞里。乃父则倒着留言，倒着回到街上，回到地铁站，直到倒着走回家。一切都回到最坏一天（2001年9月11日）的前一晚，一切都平安无事！在此我们所见的“不是照片”[29]9，“而是‘证明”[29]121，更是奥斯卡超越现实的一种理想。

坠落图像在《特别响，非常近》中起着核心作用，参与、整合并连接语言模态叙事与图像模态叙事[6]。当我们与奥斯卡一起浏览其剪贴簿中的图像时，不仅了解其内心世界及其幼小心灵对“9·11”事件及之后世界的认知，而且也获得一种“共时性体验”。小说最后的15幅坠落图像将图像模态叙事推向高潮，既实现了奥斯卡心中让时光倒流的愿望，也为治愈其创伤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从而升华了坠落图像的意义。

四、结语

非语言模态先于语言模态，却“置于我们的语言之中”[30]。语言具有确定性或更真实，但非语言模态却因其多维性、动态性和展演性而更丰富更具体，也更鲜艳夺目[28]268。非语言模态通过语言所“锚定”的不仅是其所指，还重设了叙事语境，使之成为一种叙事。《特别响，非常近》中的版式模态、色彩模态和坠落图像模态等这些“有意味的形式”，是镶嵌在文本中的结构性因素，也是作家艺术精神的指向。它们是文本的形式，也是文本的内容，更是“对文学的一种再理解、再阐释、再创造，带有一种接受美学的性质”[31]。可以说，多种模态让弗尔拥有更灵活的创作技巧与不竭的创作源泉，亦赋予其作品更广阔的阐释空间。弗尔通过多种模态的互动刷新了传统的语言图式与意义建构方式，更新了单一模态的文学阐释观，拓展了多种模态的意义空间，并将多种模态与社会、历史相结合，以文学形式书写历史，观照现实，表达其对后“9·11”时代人类的人文关怀和悲悯情怀。拉什迪（Salman Rushdie）曾称《特别响，非常近》为“烟火式（pyrotechnic）”的小说。此非得其三昧者，不能道也。

参考文献：

[1] 赵秀凤. 多模态认知诗学研究：认知诗学研究的新进展[J].外国语文，2013（6）：43-51.

[2] GIBBONS A. Multimodality， cognition and experimental literature[M]. 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2012：167.

[3] DEROSA A. Analyzing literature after 9/11[J]. Modern Fiction Studies， 2011 （57）： 607-618.

[4] 朱永生. 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J].外语学刊，2007（5）：82-86.

[5] FORCEVILLE C & ERIOS-APARIS E. Multimodal metaphor[M].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9： 3.

[6] NORGAARD N. Multimodality and the literary text： making sense of Safran Foers 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M]// PAGE R. 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d multimodalit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115-126.

[7] 浦安迪. 中国叙事学[M].陈压，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5.

[8] HERMAN D.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M].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9.

[9] NORGAARD N. The semiotics of typography in literary texts： a multimodal approach[J]. Orbis Litterarum， 2009 （2）： 141-160.

[10] 乔纳森·萨福兰·弗尔. 特别响，非常近[M].杜先菊，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11] 王建会. “难以言说”与“不得不说”的悖论：《特别响，非常近》的创伤叙事分析[J].外国文学，2013（5）：147-155.

[12] 马元龙. 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118.

[13] 刘勰. 文心雕龙译注[M].周锋，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19.

[14] MACHIN D. Introduction to multimodal analysis[M]. London： Hodder Arnold， 2007： 89-90.

[15] 马塞尔·马尔丹. 电影语言[M]. 何振涂，译.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50.

[16] 阿多诺. 美学理论[M]. 王柯平，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70.

[17] 康定斯基. 艺术中的精神[M]. 李政文，魏大海，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8] 鲁道夫·阿恩海姆. 艺术与视知觉[M]. 滕守堯，朱疆源，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470.

[19]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陈嘉映，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21.

[20] 林庆新. 创伤叙事与“不及物写作”[J]. 国外文学，2008（4）：23-31.

[21] 丹纳. 艺术哲学[M]. 傅雷，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509.

[22] 苏珊·朗格. 情感与形式[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38-42.

[23] 鲁道夫·阿恩海姆. 视觉思维[M]. 腾守尧，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186.

[24] 莱辛. 拉奥孔[M]// 朱光潜. 朱光潜全集：第17卷.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23.

[25] 迈克·费瑟斯通.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 刘精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79.

[26] 苏珊·桑塔格. 论摄影[M]. 黄灿然，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39.

[27] 莱辛. 拉奥孔[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8.

[28] 瓦尔特·舒里安. 作为经验的艺术[M]. 罗悌伦，译.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

[29] 罗兰·巴特. 明室[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30] WITTGENSTEIN L. The blue and brown Books[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8： 6.

[31] 杨义.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73.

责任编辑    徐    晶

Abstract： 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written by Jonathan Safran Foer， is a multimodal novel， in which such modes as format， color and falling image are “meaningful forms”， and constitute multimodal narrative， together with language mode. Format mode narrative is a kind of trauma writing， describing the sad life of Old Thomas and his wife. Color mode narrative guides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ot， carries Oscars life experience and his memory of his father， and awakens his fathers keen love during his lifetime to enrich “the meaning of life”. Narrative of falling image mode， as “the most critical moment”， produces a strong visual impact， and sublimates the meaning of falling image with its ideal of surpassing reality. Format mode， color mode， and falling image mode， along with language mode， construct the meaning of the novel， and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literary review.

Key words： 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 format mode narrative; color mode narrative; narrative of falling image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