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韩娴

前  言

开设专栏“娴言戏语”，甚是欣喜，有了一方天地抒发。经典是“刹那的风华”，每一次谢幕都将成为无法复刻的传奇;经典也是“永生的玫瑰”，每一次搬演都能显出摇曳的风姿和新生的力量。感谢《上海戏剧》给予我这个机会，关注经典剧作的重新演绎，分享在场观看的真诚思考。

讲起百多年前的那一段清宫往事，总有红楼与朱箔、空庭与苔藓、旧圃与流莺、残灯与罗绮等诸多华丽而陈旧、哀婉又凄迷的意象藏在说书人的言语间——末代传奇里，“浪漫”与“清新”似乎不曾存在于气数将尽的王朝和鬼影幢幢的宫闱之中。但是，《德龄与慈禧》却显出了不同的色彩，成为一个例外。

光绪年间，在西洋长大的德龄回到古老的北京，走进幽深的紫禁城，在某一个“历史的”节点，“见证”并轻轻“推动”了晚清变革的进程。在德龄的故事里，剧作家何冀平找到了一种重述历史的路径，不强求“严丝合缝”的情节和“毫无破绽”的逻辑，而是以演绎掌故的方式展开叙述——剧本里没有“构建历史”的时间坐标，只有连成一串的“有故事的建筑”，从天津卫的码头到北京城的中堂府，从西郊的颐和园到正中的紫禁城，德龄一步步靠近权力的中枢，充满个人色彩的亲身见闻成为传奇的“本事”。剧作因此成为一幅“散点透视”的宫廷风情画，于守旧与革新的主线之外，还收入了慈禧的风月传闻、帝后的婚姻悲剧等种种“宫闱秘辛”， 指向一个不尽真实却又风格独特的末世传说。

《德龄与慈禧》富有香港市民阶层解读历史的趣味，但在杂糅各种稗官野史、轶事遗闻的笔法背后，却仍保留着文人剧作的细腻和雅致——即便人物关系与故事情节带着港式戏说的痕迹，也并不意味着剧作家是以一种轻佻的态度或固有的偏见去重塑这些人物。恰恰相反，何冀平极为看重历史人物的血肉情感，在她眼中慈禧与光绪都是“活生生的人”，剧作应当“平视”和“还原”他们也曾鲜活的生命，捕捉和扩写他们可能拥有的“戏剧性的情感瞬间”——在现实中，时局变换可能与历史人物情绪化的决定有关，在戏剧里，情节转折也常酝酿于剧中人强烈的喜怒哀乐之间。《慈禧与德龄》于浓郁的演义风格背后，亦在孜孜探寻历史情感的真实与深度。

因为何冀平的坚持和寻觅，舞台上现出另一番清宫夕照的景致。光绪皇帝不再是传闻中那个“吸鸦片，喝香茶，望着天等天黑”的帝王，而是个在难言的愁怀之中燃烧着回光返照般的热情，随时准备为江山付出性命的青年。慈禧太后的“一颗心也在死牢里关了几十年”，她端坐在幽深的珠帘之后，珠围翠绕的面目在龙涎香里慢慢氤开，是杀伐决断的帝国领袖，是周旋诸国的东方太后，是枯槁寂寞的深宫妇人，偶尔还是一位哀哀哭泣的可怜母亲，令人愈发捉摸不透。而韶华正好的德龄则是一阵吹入宫墙的春风，每当她来到台前，檐下便会响起短促而清脆的莺啼，明媚的春光也照亮古老的石砖，她邀请皇帝在廊下共舞一曲华尔兹，告诉他戊戌变法轰动了全世界;和困锁重门的太后讨论时新的装扮，不遗余力地描绘“华灯齐放”的西洋景、介绍“君主立宪”的进展……她向旧世界展示平等、友爱的生活方式，更尝试着改变两宫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

此中当然有艺术的虚构。因为何冀平不满足于德龄只扮演一个“解语花”的角色，而是希望她能在“变革之际”给予慈禧更深刻的“政治上”的影响。而剧作家的确才华横溢，能将充满个人风格的想象插入真实的历史情境之中，并维持一种巧妙的平衡。这种能力在上半场的最后一幕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当德龄无意中撞见留宿内宫的荣禄之后，她非常坦率地告诉慈禧，“就是做不成眷属，也可以成为知心朋友”，威严的君王有了意中人，也无需感觉羞耻，因为“爱是一种崇高的情感”，应该“大大方方去爱，真真切切去爱”。一时间，瑰丽的光影满台流转，在少女甜美的清唱之中，舞台仿佛坠入了一个黄昏时分的梦境，积重难返的人与事获得了片刻的喘息，诗意和浪漫从残酷的历史里短暂地逃逸出来。而顺着慈禧若有所思的目光，我们也发现了何冀平的“照应”：在她的“戏剧宇宙”里，太后能收下《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决定推行新政，固然有赖于德龄的促成、光绪的坚持和荣禄的劝谏，但又何尝不是源于此时此刻的心念微动呢——在新的制度下，她和荣禄或许真的可以痛痛快快、明明白白地做一回“番使”（Friend）？“戏剧性的情感瞬间”又一次爆发出能量。不过，何冀平的笔墨仍然是含蓄而蕴藉的，最令人欣赏的是她没有将光绪与德龄的深厚情谊附会成男女私情，向观众展示了人性中的光风霁月。

这种讲故事的方式，令人不禁想起中国剧坛上的另一支力量：新时期福建历史剧创作。那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路数，福建剧作家笔下的故事考据是严谨的，风格是慷慨沉郁的，人物是孤愤桀骜的，既有“扬眉剑出鞘”的凛然气概，更有“上下而求索”的苦思烙印。何冀平以轻盈和灵巧的笔法“四两拨千斤”，也让观众开始横向对比的思索：“以情为重”的历史剧作在“重述历史”“反思历史”时的限度和边界到底在哪里？何冀平曾“事先声明”：“此剧并非历史，观众不必从历史的角度去深究”，面对“慈禧为何反对变法”这个贯穿始末的问题，她似乎把谜底指向“性格对峙”和“家庭战争”——两宫失和与新旧之争的本质乃是重重误会造成的母子矛盾，从而完成去政治化的讲述。然而，“家”与“国”的概念对慈禧与光绪而言非同一般，更是不可分割的。剧作既然聚焦“晚清”，瞄准“天家”，终究不能全然忽略主流历史评价，彻底游离于政治分析之外，更难免于观众对其历史思考和价值判断的关注与探究。如果说上半场对宫廷众人的理解之同情是新鲜而合理的，那么下半场对历史进程的追索则有些浅尝辄止。就如剧终时，太后于弥留之际还在苦心安排新政，德龄沐浴在漫天曙色中眺望未来，编导预设的情感升华未必能够抵达观众心中——慈禧可以不是“祸国妖姬”或“深宫鬼妇”，但是这种过于理想化的重塑，是否也已越过了边界？

大幕落下了，舞台上的苍凉鸽哨、寂寞宫灯、如同瀑布倒挂的皎然珠帘，还有绕着蟠龙大柱、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帝王背影却仍浮于眼前，仿佛是筋疲力尽的剧中人还在挣扎着倾吐心事。好在剧院外的春风吹过了这一页末世的故事，真正的曙光早已来临。[本文系2019年度福建省社會科学规划项目（西部扶持项目）（项目批准号FJ2019X01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