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张爱玲写出短篇小说《色，戒》和长篇小说《小团圆》，迎来了创作生命的“第二春”。《色，戒》明暗对照，短小精悍，内力饱满，是少见的佳作。关于它的主题和细节，评论家们有五花八门的解读。有的从政治上比附，斥为汉奸文学，或是穿凿附会，将“蜀腴”川菜馆解释为“蜀狱也，影射胜利后汉奸一网打尽、统统下狱”。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小说触及了张爱玲自身的隐痛。郢书燕说，所在多有。李安导演的同名电影对小说作出了创造性的影像呈现，不少地方糅进了《小团圆》的情节。然而，在这样的热闹中，《色，戒》成文过程及作者自身的观点却被忽略了。

宋淇、邝文美夫妇

好在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夫妇的两册往来书信集《纸短情长》《书不尽言》出版后，《色，戒》的来龙去脉得到了较为全面而清晰的呈现，无疑给这部小说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背景资料，对于了解张爱玲的小说美学也有不少启示。本文即以《纸短情长》提供的材料为基础，谈谈《色，戒》是怎样“炼成”的。

一

张爱玲小说《色，戒》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年版

《色，戒》的故事来源于燕京大学学生刺杀汉奸的事件，由宋淇提供，这一点在水晶的《访宋淇谈流行歌曲》以及宋以朗的《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已经有过披露。《宋淇传奇》引述了水晶的访谈：

主角当然不叫王佳芝。那时候燕京有一些大学生、中学生，爱国得不得了，自己组织一个Cell（单位），也没有经验，就分配工作，家里都是大少爷。其中一个是孙连仲的儿子孙襄德，后来我在香港碰见他。他是一个头子，然后他们在北京、天津哐哐哐一连开枪打死了好几个汉奸，各方面一查之下，什么也不是：军统也不是，中统也不是，国民党各方面都不是。而且特务各方面都通的。彼此都有double-agent（反间谍）。日本人、宪兵队、中统、军统……大家一查，都不知是谁搞的。后来，就有人不知道怎么搭上戴笠军统的线，就拿这些人组织起来，一旦组织起来就让反间谍知道了，于是有几个人被逮去了。其中有一个开滦煤矿的买办，姓魏的，有两个孪生的女儿，很漂亮，是我在燕京的学生，上面一看，也不像，就给放了出来。故事到了张爱玲手里，她把地点一搬，从华北搬到了华南。连上汪精卫、曾仲鸣等历史事件，那就完全是她自己臆造的了。姓易的看来是丁默村。

宋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将这个故事告诉了张爱玲，后者据此完成了最初的中文版。邝文美记录的《张爱玲语录》提到一篇小说Mesh，不知道是不是最初的题目：“Mesh不预备写得长，因为材料（间谍）不是我所熟悉的，虚构出来不像真。自己熟悉的故事可以穿插许多有趣的细节。”“mesh”有“网状物”之义，也可指“圈套、陷阱”，有可能是《色，戒》最初的英文名字。张、宋二人七十年代的书信提到小说的英文名是“Spy，Ring”，还依稀可以看出与Mesh的一些联系。

张爱玲小说《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 年版

这篇小说写出来以后，一直被搁置，直到一九七四年才重新被发掘出来。这一年四月一日的信里，张爱玲写道：

那篇《色，戒》（Spy，Ring）故事是你提供的，材料非常好，但是我隔了这些年重看，发现我有好几个地方没想妥，例如女主角的口吻太像舞女妓女。虽然有了perspective，一看就看出来不对，改起来却没有这么容易。等改完了译成英文的时候，又发现有个心理学上的gap没有交代，尽管不能多费笔墨在上面，也许不过加短短一段，也不能赶。

二十多天后，《色，戒》修改完成，张爱玲将稿子寄给宋淇，准备登在《文林》杂志上。宋淇收信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色，戒》中有一个基本的缺点：永安公司不会有首饰部，卖钻戒。现在香港各百货公司，连Lane Crawford 在内，我问过美国人，亦均如此。汪政府时代，汉奸或有钱人买钻戒都是由掮客上门，当然南京路大新公司对面的品珍珠宝店是做这种生意的。这是一个理想的地点。另一个我当曾经有一度为了拍电影设想过的是一家静安寺附近西摩路，犹太人开的珠宝钟表店—钟表可以大派用场，到了下午四时，不约而同先后钟鸣四下，非常之紧张，再加上滴答声—夸大一点可以非常惊心动魄。例如女的以为男的最多只买一只来路手表，想不到买一只大钻戒。（前面可加男的不肯为太太买一只较便宜的钻戒，以加强女的感觉到他爱自己之意。）又，当时，买钻戒是以黄金为单位的，例如方钻、粉红色（钻）、火油钻、蓝钻等珍品值十几条一只不足为奇。开支票勉强得很，或许要补充一点：合黄金十几条。

稍后一函，宋淇又就卖钻戒的地点以及伏击的有关事宜进行了补充。

二

宋淇提出的疑问看似细节问题，却牵涉张爱玲关于小说的一个基本观点：“写小说非要自己彻底了解全部情形不可（包括任务、背景的一切细节），否则写出来像人造纤维，不像真的。”张爱玲是用视觉思维的小说家，书信中对此也有一些自供狀。《纸短情长》所收第一封信就说道：“昨天到神户，我本来不想上岸的，后来想起说不定将来又会需要写日本作背景的小说或戏，我又那样拘泥，没亲眼看见的，写到就心虚，还是去看看。”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再次提到这一点：“《小团圆》是主观的小说，有些visionary的地方都是纪实，不是编造出来的imagery。就连不懂感情的时候我也有些突如其来的ESP似的印象，也告诉过Mae。如果因为水晶这本书，把这些形象化了的—因为我是偏重视觉的人—强烈的印象不用进去，那才是受了他的影响了。”至于心理的视觉化，更是张爱玲独步天下的秘器。用视觉思想，意味着在小说的世界里小说家是一位“看者”，小说由视觉化场景构成，感觉是视觉化的，修辞是视觉化的，心理是视觉化的，虚构与想象也是视觉化的，张爱玲的特出之处即在于此，《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如此，《色，戒》亦如此。这个问题，其实还与张爱玲小说的想象力有关。早期的名作，都是在她熟悉的细节上展开的，比如香港浅水湾饭店、山上的杜鹃花、香港陷落以及对于衣服的敏感，等等，都是她曾经寓目或经历过的，故而想象与虚构绚丽多彩，下笔有神。旅居美国以后，她渐与生活脱节，不能获得新鲜的刺激，只能炒冷饭，感觉的敏锐度也下降了，于是她所特有的“笔触”便渐渐消失了。

了解以上两点，才能理解张、宋二人为什么会围绕一个细节展开延续两年多时间的书信讨论。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四日张爱玲的回信有一段自嘲的话：“《色，戒》闹的笑话是‘不要写自己不熟悉的东西的一个活教训。这篇东西的英文本到处碰壁，也真还是侥幸。珠宝钟表店的背景好，开支票也是不对，应当合金条算。我需要搁在脑子里多浸润些时，不然会‘搞疲了。”据张爱玲两天后的信件，英文版里女主角向男主角敲竹杠，抱怨牌桌上别人都有大钻戒，使她难为情，必须多酝酿些时日，方能更妥帖地处理这个故事，这一点在最终版本中有一定保留。六月二十九日又说：“《色，戒》主要的问题是珠宝店的背景，等你几时有空，请仔细告诉我品珍是什么样子的房子、装修和店员。大概跟炎樱家里开的小珠宝店很两样。—自行车其实跟三轮一样快，不过有停车上锁开锁的麻烦。你想会不会有两辆自行车在附近踏来踏去接应刺客与他的back-up man？照报上的记载似乎是‘逸去，用腿跑。又，我读到一只八克拉钻戒现实十万元美金，从前没有通货膨胀的时候，约合多少金条？”像这样的琐碎事，而今那些善于制作“人造纤维”的小说作者恐怕是无暇细心推究的。

宋淇也很注重视觉化，一再强调钟表店和钟表，强化间谍小说的紧张感，这与他熟悉电影工业的生产很有关系。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的信里他再次强调了珠宝店的位置，并且画了一张地图，将珠宝店定位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西摩路（今陕西北路）附近。同时也设想了另一种可能性：“可能没有这样一家铺子，但多数可能有，犹太人或白俄所开，专售钟表、首饰……女主角可以假装在匆忙中掉了手表，买不到来路货准时的表，以致经常失约。男的约她去买表，其实早就看中了一只钻戒，到时produce出来为她买下，约好的时间为四点钟，有的钟不准时，先当当响了起来，她看他原来真心爱她，心一软就告诉了他……”张爱玲回信说：“《色，戒》你想的非常好。The Siberian Fur Store、平安电影院或那家西点店我都记得—不是飞达，好像叫New Riesling，是我家隔壁的老牌起士林的仆欧或厨师开的—这家钟表珠宝店独无印象。装修是否平凡的现代化？橱窗里的东西相当多，不太艺术化？好的陈列在里面？那只钻戒开保险箱拿出来？当当敲四点的钟不是老式挂钟（grandfather clocks）？刺客始终没露面？我苦于不看间谍片和小说，所以不行。还需要多渥些时。”从这一连串的问号，可以感觉到张爱玲下笔之际的踌躇和谨慎。正是在写作与通信的过程中，她逐渐发现了小说的关键症结所在：

我现在看出《色，戒》的症结在她不应当带着戒指逃走—是我这样写，你从前并没提—因为她放他走是看他买这么大的钻戒给她，觉得他是真爱她;她带着戒指走，心理暧昧，仿佛不过是得钱买放。主题模糊了。不带走，就不用预付金条，比较impromptu。要不然，预定在品珍暗杀他，而他预先买下戒指，陪她去买手表的时候让她惊奇一下，似乎没有本来自然。临时顺便买，也更是豪举。

（1975年4月25日致宋淇）

宋淇的回信确认了这种看法：“《色，戒》的一点你提得很对，这戒指是拿不得的，一拿女主角的人品、故事的力量完全削弱了。”

但是此后《色，戒》的写作被搁置了，一直到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宋淇提出重启《色，戒》，“方始能保持盛名于不坠”，并在三月十四日信件中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十条修改意见，内容包括了女主角的身份设定、行刺场所、钟表首饰店的细节、情节发展、钻石购买的常识、蜀腴菜馆的细节，等等。这封信的目的在于把张爱玲从宋淇所认为的并不成功的《小团圆》写作中拉出来，引导她转向《色，戒》。这封信太长，这里只能节录两部分：

（一）女主角不能是国民政府正统特务工作人员，因为他们认为不可能变节，如此写可能通不过，好像我记得曾经有过这样一个重要题材的电影剧本就没有通过。她只能为特务人员所利用去执行一件特别的任务，甚至可以说连外围也不是，否则连纵和横的关系要连累和牺牲很多工作人员。至于行刺的人中只有一个真正是特务，他却机警地溜走了，例如他可以买好票子到平安戏院去看两点半一场电影，四点钟从电影院里出来，一看情势不对，又回入电影院，因为有票根，所以有alibi。

……

（六）钻石为最保值的物件，尤其是上品，上海那时候有位叫“品娟”的女掮客专门上公馆去做这种生意，（后来此人在香港仍做这一行）双方面赚佣，好的纯白无瑕或火油钻要十几、数十两黄金一carat，粉红色或蓝钻出钱买不到。在牌桌上，任太太可以怨任不舍得为她买一只火油钻。（又，大不一定好，最理想是三、四carat，Elizabeth Taylor有一只100 carat钻石，另当别论，只好挂起来了，否则十几carat，沉甸甸的极不方便。）然后到了手表店，女的以为任最多只替她付手表钱，想不到任为她买了一只粉红色钻，这其中有twist，然后才使女恍然任真的爱上她了。（P23 八克拉似乎比極品要重了一点。）牌桌上任可以幽默一下，说十几carat又不是鸽子蛋。

除了宋淇所喜爱的钟表的情节，这十条建议多数在后来的版本中得到了体现。比如说，学生暗杀团、戒指从八克拉变成了六克拉、蜀腴餐馆、钻石被放在保险箱里等细节均落实在小说中。这样的讨论帮助张爱玲确立了小说的最终框架：

我想这样：岭南大学迁港后—借用港大教室上课—有这么个小集团，定计由一个女生去结交任太太—要改姓，免得使人联想到任援道—因为她是以少妇身份去勾引任，所以先跟一个同伙的男生发生了关系。结果任在香港深居简出，她根本无法接近。她觉得这男生take advantage of her—也不是她愿意嫁的人—有点embittered。有了这心理背景，就不光是没见过世面的女孩子dazzled by一只钻戒[迷惑]。珍珠港事变后，他们几个人来沪转学，与一个地下工作者搭上了线。这人看他们虽然没有受过训练，有这宝贵的connection，但是不放心他们太嫩，不肯多risk实力，只他本人一人参预。事后他脱逃，这学生集团一网打尽。

（1977年4月7日）

宋淇关注的是小说题材能否被当下的政治环境接受，张爱玲关注的则是小说这部机器内部零件组合接榫的完美与动力的有效性，一外一内，合力促成了这篇小说的顺产。对于钟表的细节设计，张爱玲则从自身对材料理解的角度做出了取舍：“买表、接应等等现在都非常妥当。可惜钟表又是我的一个盲点，连Omega的中译都不知道。你们家的cuckoo clock连影子都没看见，电影上的cuckoo也永远惊鸿一瞥，从来没看清楚。棒槌开钟仿佛读到过，也不能想象。敲四点钟、鸟鸣等音响效果在电影里好极了，我只能从简。”小说的场景也被确定在张爱玲所生活的静安寺路、西摩路、赫德路一带，起士林、凯司令、飞达、平安戏院等店铺也都立体化了，只是如很多上海人弄不清楚东西南北一样，张爱玲四月十六日的信中所绘地图把路的走向与车行的方向画错了。

张爱玲

张爱玲相当“拘泥”于小说细节，必须“看到”才能写/想象出来，而所“看到”的东西既是现实的，也是心理的：前者是背景与外部空间，后者是小说机器的动力装置和血液;前者固然是不可或缺的，但真正构成一部小说内在机制的是后者。张爱玲始终关注的是后者，因此在十六日的信里继续寻找、强化小说的动力机制：

还有，他是那样老奸巨猾的人，绝不会以为一个漂亮年青的少奶奶是爱上他了—除了慕权势，也是捞外快。所以她应当敲竹杠以取信于他。而且他习惯欢场女子叫人陪着买东西也就是敲竹杠。在车上，她抱怨久等与见不到他，赌气要回香港，他tease她想念丈夫，她骂“还要提他—气都气死了！”因为她说过她是对玩舞女的丈夫报复;就把手上的“订婚戒”脱下来放在皮包里，“以后不戴了”。他就说另买一只作纪念……

同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信，也是在梳理、寻找这一机制，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更明确的表达，见于一九八二年七月五日致庄信正的信：“《色，戒》的王佳芝本来心理不正常，因为为了做特工牺牲了童贞，而同伙的同学对这一点的态度不好，给她很大的刺激。英文有句名言：‘权势是一种春药，我想也是a love potion。”王佳芝并非单纯被钻石诱惑，同伴的刺激也是她说出“快走”二字的另一重心理基础。经历了漫长的寻找，《色，戒》的七巧板，才像宋淇说的那样“每一块放下去都可以拼得起来”。

三

《色，戒》大致完成于一九七七年七月底，八月初寄给宋淇。仔细阅读后，宋淇提出了十三条修改意见，多是细节方面的斟酌，不少地方采纳了宋淇的建议。比如：小说的第一句原来写作“洗牌的时候，一粒粒钻戒光芒四射”，宋淇建议“一粒粒”改为“一只只”;“十根大条子”，宋淇认为“十一或十二更合理”。其中最重要的改动是小说的结尾：

结尾很好，从麻将局开始，在麻将局结束，将来评论家一定说是象征—有一部电影好像是从打bridge开始，就有人说象征钩心斗角。我想最后应该多加一句：

马太太说：“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易先生，你说对不对？”

大家抬起头来一看，易先生已在争论声中，悄然走了出去。

易先生可能听见，可能没有，让读者去猜好了。这是我建议要添的地方，把吃饭拉回到麻将上来，同时又点了题。

《色，戒》定稿采纳了这个建议：

“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

喧笑声中，他悄然走了出去。

张爱玲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的信里评云：“这些话都听在易先生的耳中，无聊的喧嚣与他复杂的心境成对比，有点eerie的感觉。如果最后改为马太太的观点，她发现易已离室，当然以为他是很随便地走出去的，‘悄然二字用不上，对照也没有了。”张爱玲的行文简洁深远，远胜宋淇所拟，但这个结尾则是宋淇的一大贡献。但也恰恰是结尾引来了署名“域外人”（張系国的笔名）的批评文章的攻击：“这话是什么意思？辣椒是红色的，‘吃辣就是‘吃血的意思，这是很明显的譬喻。”或许这个结尾让“域外人”联想到了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的结尾：

尹雪艳站到吴经理身边，轻轻地按着吴经理的肩膀，笑吟吟地说道：“干爹，快打起精神多和两盘。回头赢了余经理及周董事长他们的钱，我来吃你的红！”

白先勇的小说中，尹雪艳象征着死神，“吃红”有分红的意思，也有“吃血”的意味，但是如此解释《色，戒》则属于不通文意，胡搅蛮缠，无怪乎向来不参与论战的张爱玲忍不住写了《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题目也是宋淇所拟）予以反驳。国人有句俗话：“能吃辣，能当家。”一般认为“吃辣”的人胆子大、敢冒险，而“辣子”（音“勒止”）则是上海麻将预先协商好的胡牌的封顶界限，只有那种胆量大、善忍耐、精算计、有运气的人才胡得出大牌（“胡”字一般写作“和”）。王佳芝和易先生都是“吃辣”的人，都想“胡得出辣子”。王佳芝本来有可能胡出辣子，却在关键时刻“出冲”（北方麻将叫“放炮”），不仅自己被杀，也使所有小组的成员被杀。易先生一直是狡猾的“猎手”， 想要胡出的是满足自己肉欲的辣子，这一次却不留神成了“猎物”。这个结尾，语带双关，意蕴深长。

张爱玲不喜欢间谍片，也不看间谍小说，因此处理《色，戒》的题材相当吃力。在二人通信过程中，宋淇还提到了当时最轰动的间谍案，即平祖仁和英茵的故事，张爱玲对此所知不多，战后才恍惚知道英茵是间谍。对于大名鼎鼎的袁殊，倒是有所了解，所知亦有限。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宋淇和张爱玲都提到过丁默村，宋说已见前节引文，张爱玲所言则见于一九七七年八月五日的信：“我仿佛记得丁默村是内政部（相当于情报局）长，但是现在美国内政部管环境污染等事。如果错了，就把《色，戒》里的‘内政部改去，用这里附寄来的第二十九页代替原有的这一页。”奇怪的是，两人都没有提到郑苹如。或许张爱玲只是关心机构名称的准确性，对郑苹如事件并不知悉。陈子善先生说上海报道郑苹如事件的时候，张爱玲已在香港，是一个说得通的解释。因此英茵或郑苹如事件对《色，戒》影响甚微，王、易都是张爱玲创造出来的人物。

张、宋往来书信中这些非常琐屑的讨论，为小说生产提供了一个极为罕见的样本，让我们可以清晰地还原一篇小说的写作本身。或者说，这些通信是《色，戒》动力学一场尘封的路演。《色，戒》的叙事方向一直被宋淇牵引，张爱玲则为它安上了独家引擎;小说虽由张爱玲执笔，宋淇的建议及改动对小说的最终形态有很大影响，即便把宋淇视为《色，戒》的第二作者也未尝不可。张爱玲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写给宋淇的信里说：“将来出小说集，序里要把Stephen有关《色，戒》的信都列入，我的信也要影印一份给我，可见这么个短篇，两个人work at it二十多年。”一年以后写给麦卡锡的圣诞信里说到宋淇在背后协助她写成这篇小说。张爱玲并不想埋没宋淇对这篇小说的贡献，只是宋淇一心为张爱玲着想，不愿携此以自重，故不为世人所知。这种无私的合作，为文学史增添了一段佳话。

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李安导演的《色，戒》电影，镜头精美，内蕴丰富。李安的独到之处，在于把《色，戒》和《小团圆》暗中扭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更为华丽的视觉次文本，强化了身体与欲望的力量，更为复杂而阴郁，不过这种改动很多地方背离了小说。首先，电影的英文名字是“Lust， Caution”，含有“肉欲，告诫”之意，“戒”被偷换成了“诫”。其次，电影极力将易先生与胡兰成联系起来，将他的签字设计为“默成”，将丁默村和胡兰成融为一体，再如虹口区的那一场戏也是根据《小团圆》生加上去的。其三是将小说中较弱的“色欲”加以强化、放大，变成了因欲生爱，欲望与正义的纠缠。这种改动背后隐含着一个前提，即《色，戒》是张爱玲个人经历的自我投射，虽然解读者以及导演可以做出这样的解读，但从书信集反映的情况来看，这种看法属于过度阐释。至于电影对购买钻石这个细节的处理，让女主人共分两次前往，使得关键的“快走”二字失掉了情节发展的心理基础，削弱了小说的爆发力。

电影《色，戒》（2007）海报

李安的改編故意混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色，戒》是别人的故事，《小团圆》则是张爱玲自己的故事，但二者确有相通处。在张爱玲看来，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突出国家主义，强调国家、政治、忠诚高于人性，将牺牲纳入到道德与意识形态合法化的框架内，所以“对于普世认为神圣的东西，她总直觉反感”（《易经》）。《色，戒》聚焦于更本质的原始人性与牺牲者的隐秘情感，就有着这样的观念支撑。王佳芝依托家国大义展开狩猎，但她的身体一步步沦为单纯的诱饵与工具，这是“色”;而易先生本就是邪恶的狩猎者，靠的是不稳固的权势、金钱，这是“戒”。“色”与“戒”都是工具，是人与魔鬼博弈的筹码，为的是胡出更大的“辣子”。如果这个故事一直在工具理性的层面上展开，那么就不再是“参差的对照”，而是斩钉截铁的黑白对立。张爱玲对故事原型的改动，赋予了易先生这个恶魔一点人性（如果易先生在爱中被暗杀，或许也可以像海明威笔下的弗朗西斯·麦康伯一样获得短暂的幸福），也凸显了王佳芝刹那的真情。反讽的是，这一刹那的真情或苏醒，不仅堵死了老易人性回归的可能性，也葬送了王佳芝及其同伙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