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广 军

(河南大学 《史学月刊》编辑部，河南 开封 475001)

学界对《新青年》的研究可谓丰矣，主要集中于文本内容、新文化启蒙、思想传播、人物群体与刊物传播等诸多领域，中共历史叙事中也多对《新青年》进行贡献定位、价值判断等，各方面的研究相对成熟。目前，采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对《新青年》所关涉的人物、社团、报刊等研究趣向明显。中共建党初期，《新青年》文本的传播、作为文本传播终端的阅读，无疑能够构建出相对清晰、不易觉察、以《新青年》为中心的三个共同体，索隐其内在的关系性，可以丰富、补充和细化中共早期的理论构建史。

一般而言，中共早期“革命”的舆论共同体是以《新青年》为主构建起来的。十月革命后的《新青年》面临的是“什么是共产主义——这就是一切中国人眼前最迫切待解答的一个疑问”“共产党所要的是什么，共产党将怎样达到他的目的”等紧迫的使命性、理论性问题。谁来解答这些问题？解答给谁？《新青年》及当时中共的各种图书期刊解答了这个问题，解释给中国民众，包括“赞成共产党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的人们”“一切加入‘反共产’的黑暗同盟的人们”[1]。《新青年》不仅自赋使命、载文推介，而且还与中共早期的其他革命刊物和出版机构、与京沪的“同志”报刊和文化机构、与各地的文化机构和组织构建起不同层次的、却都宣传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三个共同体。

一

第一个是“党化核心共同体”——包括中共背景的出版机构(如广州平民书社、国光书店、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等)、杂志(如《向导》《中国少年》等)的宣传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