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骅 贾华丽

(上海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201306)

李欧梵先生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作为一部反思性学术著作，实际上固化了很多“标题党”读者的上海想象。李先生的“上海摩登”关注到了上海现代性的多个面孔，诸如建筑、出版、电影、时尚、文学流派等都市文化的方方面面，然而普通读者难以领会这部浩瀚巨著的复杂理论脉络和文化批评旨归，只记得一些老照片，约莫了解到上海摩登在时尚文化中的表征[1]。实际上，上海摩登抑或上海现代性是西方现代性与上海本土性相融合的产物。固然，现代性之于中国是殖民条约强加的，但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江南工商业文化与现代性原则不谋而合。重利的工商业文化主张协商、包容与对异己的归化，不强调对抗。这种示弱却柔韧的地域文化改造了西方现代性，最终造就了“上海摩登”的一时之盛。

然而，对中国现代化发展中利益主体的理解差异，引发了20世纪中国的政治风潮，加之日本侵华对中国现代性发展路径的强行切断，由此“上海摩登”的存在与延续方式发生裂变，出现了本土与离散两个模式。本土的“上海摩登”在1949年之后由外贸、金融、服务为表征的口岸经济模式转向以单一工业生产服务全国的内循环模式，消费文化渐变为追求技艺精湛的朴实。而离散的“上海摩登”则逐资本之流去往港澳台和欧美世界。由于地理根基的剥落，这个区域性现代性在海外日渐抽象化为一种文化认同与精神价值反思，成为特定的集体记忆和怀旧的美学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