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建 国

(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宣告成立，拉开了中国大学新闻教育的帷幕，新闻学科进入黄天鹏所说的“新闻理论建设时期”。随后徐宝璜《新闻学》、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先后出版，初步奠定了近代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的三大基础：理论新闻学、应用新闻学与历史新闻学。不过，“新闻学”和“报学”的学科用名之争一直存在，1929年《报学月刊》第1卷第1期《报学弁言》曾直言：“案新闻有学，为近数十年间事……顾以报纸学术之意义而言，则以改称报学之为当。盖报纸全部事业，包罗万有，新闻不过其一端……近通称新闻学，实难概括也。”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用“报纸”取代“新闻纸”成为趋势，一些学者将“新闻学”视为“报学”，并在这一内涵下，尝试建构“报学理论体系”，出现“报学”“新闻事业之学”“新闻之学”的分野[1](P197)，一些专门研究新闻学术的刊物，往往也冠以“报学”之名，如《报学季刊》《现代报学》《报学杂志》等。受此影响，《中央日报》于1946年6月创办了学术副刊《报学》双周刊，明白宣示“建构中国报学的体系，创造中国报业的前途”[2]，试图通过“报学”建设报界“新作风、新道德”，进而振兴“报业”，可视为战后初期新闻学术自觉的重要标志，是对“新闻学幼稚论”和“新闻教育失败论”的有力回应。

作为《中央日报》社推行“报纸杂志化”的关键举措，马星野主编的《报学》双周刊坚守中国立场，以“研究新闻学术、报道新闻界动态，交换新闻界意见，以增进新闻道德，刷新报界风气，发展中国新闻事业”为创刊宗旨[3]，从中外报刊史与报业实际出发，研讨报界问题，探析新闻原理，展现新闻记者对报学、报业和民主政治的想象图景，丰富了民国报学理论体系，颇具典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