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展, 吴育林, 张 刚

〔1.上海勘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200093; 2.上海环境岩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上海 200093〕

土壤作为生态环境的载体，受自然沉积作用、各种风化作用和人类工农业生产、生活等影响，土壤中重金属具有隐蔽性、累积性、滞后性、生物毒性[1-2]，以及难以被生物降解等特点，使其在受到人类活动等外源影响后逐渐积累，影响自然植被生长，进而对城市生态系统健康造成较大不利影响[3]。

城市更新改造过程中涉及到大量原有建设用地的再开发利用，正确分析评价土壤重金属现状污染状况和生态风险水平，对于后续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减轻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已开展较多关于土壤(沉积物)重金属污染与风险评价的研究[1-11]，1969年，Muller[9]首次提出了参照环境背景值评价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程度的地累积指数法，并在土壤污染评价中也得到了大量应用。1980年，瑞典学者Hakanson[10]将生态毒性效应引入重金属污染评价中，提出了综合考虑重金属浓度和生态毒性效应的潜在生态风险指数，也称Hakanson指数，并给出了7种重金属的毒性系数。2008年，中国学者徐争启等[11]根据Hakanson计算方法和相关研究，重新计算并给出了12种重金属的毒性系数，为后续该方法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目前，主要的土壤污染与生态风险评价方法包括单因子指数法、富集因子法、地累积指数法、内梅罗指数法、土壤综合质量影响指数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灰色系统分析法、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和基于重金属形态的风险评价编码法等[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