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宁波, 生世玉

(东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随着农业活动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粗放的粮食生产方式和对农作物产量的过度追求，导致中国耕地数量和质量急剧下降，威胁农业生产的经济生态平衡。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立耕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是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十九大报告又指明，健全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全面实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事实上，确保耕地生态安全是耕地保护最为重要的内容，耕地生态补偿遵循耕地生态安全的理念指引，在制度上为耕地生态安全提供了保障[1]，其中补偿标准测算的科学性直接决定了补偿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是补偿机制建立的核心[2]。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耕地生态补偿标准的研究逐步成为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热点。最早的科斯理论和庇古理论分别指出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或税收等政府干预行为，使产生外部性问题的生产经营者对总成本收益与私人成本收益间的差额进行补偿[3]，其内涵是通过赔偿产生生态负外部性的行为或奖励产生生态正外部性的行为，来实现生态保护的外部性内部化。但耕地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必然存在过度使用、主动保护意识淡薄、无人监督等通有的属性问题。因此，在赔偿耕地负外部性上，国家和各地方政府主要通过法律或条例形式提高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行为的成本；在奖励耕地正外部性上，生态系统服务理论的代表学者Costanz等[4]、Pagiola等[5]认为可以借助政府转移支付等手段，对水源涵养、净化空气、维持生物多样性等耕地生态功能外部效益进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