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城

习近平关于“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的论断，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历史，发挥以史鉴今的作用提供了指引。所谓大历史观，就是从历史的长时段——几十年上百年几百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段中、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广覆盖而不是单一视角中、从世界文明进步和制度竞争的宽视野中，审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特定历史阶段，既要弄清史实，又要彰显历史的整全性与启迪后人的作用。

一、大历史观是唯物史观的重要体现、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

大历史观是唯物史观的重要体现、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唯物史观的一大特点和魅力在于廓清历史演进轨迹与主脉，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发现历史规律，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由此而言，建基于历史唯物论基础上的大历史观，是党史学习教育必不可少的方法论。

在这方面，习近平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也提供了重要遵循，例如，他关于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命题，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走出来”的论断，关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和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的结论等，均体现出大历史观的高站位和独特魅力。本文仅就社会主义五百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命题稍作分析，以体悟大历史观的意蕴及其价值。

关于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命题，就是从大历史观出发告诉人们，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整体，从时间上看几乎与资本主义同步产生并演进，从空间上看也同资本主义一样源于欧洲并走向世界。进一步言之，资本主义在带来财富空前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日趋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人类开始探索比资本主义更理想的社会制度，被名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种模式到多种模式的历史演进，历经五百年、席卷全世界。如此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社会运动，绝不是如西方某些政界、学界人物所言，是人类主流文明的“歧路”“弯路”，恰恰相反，是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苏联东欧剧变并非意味着“历史的终结”，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人类追求理想社会的宏大工程在前进中经历波折在所难免。在经受时代考验和实践挑战后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焕发出了蓬勃生机，带来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崭新前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放在这样的大历史中审视更能看出其历史地位和独特价值。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华五千年文明传承中走出来的结论，也为我们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提供了高站位，提出了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他指出，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自古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无数变法变革图强运动，留下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等豪迈宣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正是这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变革和开放精神，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

习近平的这一段论述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民族历史传统的新角度、新结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审视历史传统，往往强调“法先王”、恪守“祖宗成法”，突出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倾向，突出中华典籍中对夏商周三代、对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的理想化。总之，“向后看”成为重要传统。现在，习近平从大历史观出发，立足新时代，告诉人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是立体的、多维的，其中还有许多更重要、更值得赞美和弘扬的宝藏。时代不同，历史常说常新，这里的关键是时代站位，时代的构成要件之一是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即现实如何。在为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斗争之时，在为改变落后的农业国以实现工业化而奋斗之际，在启动改革开放以赶上时代发展之时，我们对历史传统的审视不可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自信的今天一样，有意无意地，人们会把现实状况与历史的某些负面关联起来，以警醒和鼓励人们做出改变和努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中华民族实现富起来并迎来强起来的今天，不同于其他时代，我们可以更加从容也更加客观地看待民族历史和传统，也更能独具时代慧眼地发现过去看不到或者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珍贵历史传统。总之，把国家建设好、民族发展好，这是历史自信的基础。

事实上，习近平不但在历史进程方面，而且在对具体事件和人物评价方面，例如在对五四运动、红军长征、抗美援朝等历史事件的评价方面，在对毛泽东、邓小平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评价方面，也鲜明地体现着大历史观。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一书收入的相关文献就是最好的证明。

二、运用大历史观准确把握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

从大历史观出发，我们需要准确地理解和阐释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

纵观党的百年奋斗，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无疑构成了鲜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就是习近平经常讲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均围绕着这一目标的实现而展开，这也是百年党史的本质所在。

关于党史主线，学界与理论界的说法有些不同，有的将之与主题合一，即主题主线贯通叠用；有的将之区分言说。从大历史观言之，主线要反映过程和变化，如此才能构成“线”。由此，党史主线应该理解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目标，通过革命、建设、改革而进行的不懈奋斗的历史。在这一奋斗过程中，需要对重大的实践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和解答，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及其一系列创新性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即理论探索史。无论是不懈奋斗，还是进行理论创新创造，其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因而把党建设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便成为实践创新、理论创新的必备前提，这就是党自身建设史。简言之，党史主线就是党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而进行的不懈奋斗，包括理论探索、党的建设在内的“三史”的有机统一。

关于党史主流，学界与理论界的说法不大一致，有的将“三史”定位为主流。这是不准确的，因为主流是相对于支流而言的，更重要的是，党中央及其领导人使用“主流”这一词汇的语境，一般而言，是在如何看待党史上曾经的曲折和失误，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之际，强调历史成就、历史进步是主流，错误、曲折一方面难以避免，另一方面以大历史观之毕竟属于支流。由此出发，我们就不难确定党史主流的所指或内涵，即党的历史上取得的成就和进步。一百年来，党建立的丰功伟业彪炳史册，概言之，则集中体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结了党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三个方面的“伟大历史贡献”：一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三是进行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赶上了时代发展，“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三、运用大历史观看百年党史的演进、成就和地位

中国人常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个说法，不一定科学、严谨，仔细推敲起来甚至带有历史循环论的味道。但是一代人又一代人不断发出这样的感慨，绝不会毫无道理，它实际上表达了人们对社会生活变化和历史变迁的一种感性认知。如果说这一观念是传统的，那么，我们也有一种现代观念，即“历史机遇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提出，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三十年左右构成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期。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一度处在世界文明之巅，鸦片战争后开始跌落。在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均曾做出过努力，欲图挽回颓局、实现复兴，也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复兴方案、决心和力量。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和太平天国覆灭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可以看到三十年内中国广大内陆地区没有战争，存在一个难得的和平机遇期。在这三十年里，清王朝进行了洋务运动，可效果如何？甲午一战惨败于日本。而日本几乎与中国洋务运动同步，经过明治维新成为一个军事和工业强国。在西方列强看来，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的签订证明大清王朝已经成为一个“泥足巨人”，由此开启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孙中山于1894年11月成立兴中会，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走上革命道路。而在是年初，他还在幻想着中兴大清王朝。如果从1894年算起，到1925年孙中山去世，也是三十年，这三十年中他完成了一件大事，就是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很快堕入军阀混战的乱局，所以，孙中山留下的遗言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中国共产党接过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从1921年到1949年，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后赢得了全中国；接着又用三十年的时间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民族复兴的制度基础；接着又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找到了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实现了中华民族在站起来的基础上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则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再有三十年左右，即到本世纪中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屹立在世界东方。

由上述大历史观出发，我们能够深刻地领会“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一结论，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近代180年的历史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新中国70年奋斗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

从大历史观出发，我们看待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除了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视角外，还能更深刻、更清晰地看到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产物；从大历史观出发，我们看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要把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国民党面临的历史机遇、表现、效果作为重要参照系，进一步说明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从大历史观出发，我们就要把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置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探索历史中，置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心与使命及其奋斗历程中，置于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甚至“东风压倒西风”的世界大势中，置于新中国初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新气象、新趋势、新问题中加以看待和评价，而不是仅仅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结论出发机械地进行评说，也不会简单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举措出发，认定是在“补资本主义课”“新民主主义课”、社会主义早产等；从大历史观出发，整体地审视新中国第一个三十年的历史，就会在艰辛探索和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看到巨大的历史成就，看到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在这一时期的建立对于奠定当代中国一切发展之“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意义，看到通过三十年努力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对于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而避免陷入依附性发展的意义、对于中华民族不但站立起来而且实现站稳了、以有尊严的形象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意义，就会客观评价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特定时期的历史性作用，就会科学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看到两个时期的延续性和继承性，就不会因为两个历史时期的样态不同而陷入相互否定的认识误区；从大历史观出发，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历史上的曲折和失误固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是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努力，更深刻地认识历史的辩证法——不经历艰难曲折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的高歌猛进；从大历史观出发，就能在色彩绚烂、风起云涌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背后，看到其最根本的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就会看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重大突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础、最鲜明的创造创新，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与发展置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首要依据，就会更全面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体系，不同时期的接续探索做出的各自贡献，就会看到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是最显著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进步；从大历史观出发，就会看到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全方位的，尤其是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就会深刻认识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于中华民族、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就会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时代意义，就会充分认识到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案例”“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对于中国、对于世界文明进步的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