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喻 彭传华

(宁波大学，浙江 宁波 315211)

何谓语言哲学？学界众说纷纭，几无定论。依笔者浅见，语言哲学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作为对象的语言哲学，就是指将语言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二是作为方法的语言哲学，即将语言分析作为处理经典文本的主要方法。本文所说的“钱玄同的语言哲学”是就第一层涵义上而言的。如所周知，钱玄同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虽说语言学与语言哲学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但语言学与语言哲学往往纠缠一起、难解难分。著名学者江怡认为：“语言哲学中的任何研究都要以对语言的充分了解为基础，而语言学研究中取得的任何成果也只有赋予了哲学上的意义才能获得更大的价值。”[1]他甚至强调：“如果语言学家们能够从他们考察的关于具体语言研究的成果中得出关于语言性质的一般理解，那么，这样的研究就超出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而进入了哲学研究的领域。”(1)“有趣的是，事实上，几乎每一位语言学家似乎都有这样的哲学抱负，而且，被誉为伟大的语言学家的主要特征，正是由于他们在语言学研究中的哲学贡献。”见江怡：《如何从哲学的视角研究语言(代序)》，载陶秀璈、姚小平主编《语言研究中的哲学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钱玄同无疑是这样的语言学家。从语言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语言学家钱玄同，对于中国近现代语言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因为钱玄同又是著名的文字学家，其废除汉字的呐喊可谓世人皆知，而他本人也因其废除汉字的主张而备受争议。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分析之，我们可以避免那种认为废除汉字是如此荒诞不经而不值一驳的先入之见，遂能洞察其汉字革命自有其思想脉络及社会外缘的深层原因，而且还能够解开其之所以拥抱世界语的思想密码。由于钱玄同一生的思想多变，本文选择其最为世人熟知的五四时期的思想言论为考察对象，分析其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所产生的语言哲学所具有的特殊的思想内涵与独到的思想特质。总之，钱玄同五四时期的语言哲学是个错综复杂的思想混合物，揭示其语言哲学的内涵与特质，不仅对于中国近现代语言哲学史的反思具有意义和价值，而且对于新时代中国语言哲学体系的建构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钱玄同对汉语的普遍性理解：汉语的特点、本质及其发展趋势

钱玄同对于中国语言文字的普遍性理解，触及到汉语的特点、本质及其发展趋势这些语言哲学重要问题，是其语言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关于汉字的特点。钱玄同对“汉字为象形文字”的观点进行了驳斥：

说汉字是“象形文字”的，几乎是完全谬误，汉朝人如班固、许慎等所定汉字构成的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名曰“六书”。六书之中只有象形指事两种，可以算做象形文字(《说文》于指事字多称为“象形”)。据清王筠《文字蒙求》所列《说文》中的象形字有二百六十四个，指事字有一百二十九个，共计三百九十三字，举成数，可以说四百字。古今的汉字，从《说文》的九千余字衍为《康熙字典》的四万余字，举成数，可以说四万字。以四万宇与四百字相较，是100与1之比例。[2]228-229

钱玄同根据六书的分类，发现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六书中，属于象形的字只占汉字全体的百分之一，当然不能说现行的文字是象形文字了。钱玄同又从字形书写的演变，反向说明汉字不是象形文字，他说：

况且汉字从篆文变为隶书，对于字形上只求其便写，绝不为古体所拘……现行的楷书、行书，草书等等，即是隶书的变相，实际上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麻烦符号罢了。要在这种符号上谈什么象形不象形，真是痴人说梦![2]229

汉字书写的演变从篆文、隶书到楷书、行书、草书，这些演变也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符号的演变，根本谈不上象形不象形。

而且，钱玄同对于其时流行的“汉字为衍形文字”说也提出批评。1902 年梁启超在《新民说·论进步》中从进化论角度对“衍声”与“衍形”文字做了分析，力主“汉字为衍形文字”说[3]。钱玄同对此观点也持尖锐的批评态度：

“衍形文字”这句话，也是似是而非的。会意字或者勉强可以说是衍形文字，但《说文》中只有一千二百五十四个会意字(据王筠说)，也只占汉字全体百分之三、四光景；《说文》以后，还有好些会意字，总数虽未调查，但两种合起来，至多也不过占了汉字全体百分之六罢了。形声字半为“义符”，半为“音符”，而以音符为重；转注是因为一个字的读音彼此不同，而分析为几个字(用章炳麟说)；假借是因为几个字的声音相同或相近，而彼此可以随便通用：这三种都是以音为主的，与象形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何得称为“衍形文字”?[2]229

钱玄同借用清代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王筠和清末民初语言文字学家章太炎的观点，得出六书中的形声、转注、假借都是以音为主的结论，以此驳斥汉字是“衍形文字”的说法。不仅如此，钱玄同还对六书提出自己的新见。他认为，六书不是一种共时性的造字法，而是历时性的造字法，“六书是造字的六种方法，这六种方法，不是一时成立的，是逐渐增加的。由这逐渐增加，便可证明汉字在三千年以前早已有离形就音的趋势了。”[4]239钱玄同“逐渐增加”的说法可能受顾颉刚层累的历史观的影响。六书的历时性造字过程反映了汉字发展的离形就音的重要趋势。他认为，从六书生成的历史顺序可知，最后的发展阶段非常接近拼音文字了，“照这六书发生的次序看，可知汉字是由象形而表意，由表意而表音；到了纯粹表音的假借方法发生，离开拼音，只差一间了。”[4]241这一看法无疑是对汉字是“衍形文字”的彻底颠覆。

其次，关于汉字的本质。钱玄同说，“我以为文字同语言，都是表示思想事物的符号。我的符号比人家的好，我自然用我的；人家的符号比我的好，我自然该舍己从人。”[5]他的语言工具论思想致使他对汉字产生了极为偏颇的判断，“语言文字，是表思想事物的记号，记号有适用不适用的分别。中国语言是单音，文字是象形，代名词前置词之不完备，动词形容词之无语尾变化，写识都很困难，意义极为含糊，根本上已极拙劣。”[6]由此，他也否认了文字的多样性，“文字本是记载语言的符号，语言是用声音组成的，所以文字应该就是表示声音的符号——所谓‘音标’。”[7]按照他的评判标准，文字不应该有表意文字的类型，表音文字才是唯一合理的文字类型。正是基于文字是“记载语言的符号”的语言哲学基本认识，而语言是由声音组成的，文字自然应该就是表示声音的符号(音标)，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接受拼音文字了。然而，钱玄同对于语言文字的本质认识是不足的，片面地认为语言文字只是表达思想事物的记号或符号而已，忽视了与语言文字相关的民族精神，没有正确揭示语言文字与民族心性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是其不应该发生的理论失误。

最后，关于汉字的发展趋势。他认为中国文字发展的总趋势是由形而意，由意而音，由繁到简(2)钱玄同有时表达出相反的意思：“无论何种语言文字，凡是有载思想学术的能力的，都是很庞杂不纯的。那纯而不杂的，惟有那文化初开，思想简单的时候，或者可以做得到。到了彼此一有交通，则语言即有混合；学问日渐发达，则字义日有引申；一义转注为数语，一语假借为数义，那就要庞杂不纯了。愈混合，愈庞杂；愈庞杂，则意义愈多；意义愈多，则应用之范围愈广；这种语言文字，就愈有价值了。” 见钱玄同：《致钜猷》(1919年1月9日)，载沈永宝编：《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31页。。众所周知，文字初发时为象形文字，后来又发展到造字标准“六书”。但细究其内容， 实为重声不重形而趋向于注音。不仅如此，钱玄同还看到了象形文字在我国早已有离形就音的倾向，注意到了汉字由形到音、由繁到简的发展趋势，这在晚清已为不少有识之士所认识(3)章太炎提出反对意见，他从传统音韵学的角度指出，“声繁则易别而为优， 声简则难别而为劣”， 而音韵复杂的汉语较之只有二十八个字母的万国新语，“繁简相去， 至悬远也。” 在他看来， 语言的“复杂” 不仅不是 “开启民智” 的障碍， 反而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优点。如果以万国新语之音来表汉字， “宁有二十八字之体文，遂足以穷其变乎?” 所以， “尽用彼语， 则吐辞述学， 势有不周；独用彼音， 则繁简相差， 声有未尽。”参见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载《民报》第 21 号。，如沈学、卢戆章、劳乃宣、王照等，都曾就文字改革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他们既认为汉字难识、难记、难写而应该改革，又受当时环境条件的限制，强调汉字高深优美而应该保留，主张将改革后的一种粗浅的拼音汉字推广到民间，让那些知识低下的人们使用，而他们自己则仍然使用正统汉字。钱玄同认为这样的改革是搞“妥协”“调和”，会导致“是非混淆”“新旧糅杂”的坏现象出现，因此严厉批评这一时期的文字改革实质上就是一场“灰色的革命”[4]235。事实也正如钱玄同批评的那样，晚清时期那些所谓的文字改革的实践的确收效甚微，原因在于他们对于语言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缺乏正确的判断。正是在总结批判前人的文字改革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钱玄同发出了其著名的“汉字革命”呐喊。

二、批判与反思：钱玄同“汉字革命”的语言哲学意义

众所周知，钱玄同以主张废除汉字而著称于世，然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宣布汉字罪恶的的斗士却是谭嗣同，他在《仁学》里写道：“又其不易合一之故，语言文字，万有不齐；越国即不相通，愚贱尤难遍晓。更若中国之象形字，尤为之梗也。故尽改象形字为谐声，各用土语，互译其意，朝授而夕解，彼作而此述，则地球之学可合而为一。”[8]可谓开启废除汉字之滥觞。数十年后，傅斯年的《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1919年发表)则是“汉字革命军”的第一篇檄文(4)此篇所拟制造拼音文字的条例分三项内容：第一，关于字母选用问题，主张采用罗马字母一系而就中国声韵情形稍加变通；第二，关于字音选定问题，主张以所谓“蓝青官话”为根据；第三，关于文字结构问题，主张以词为单位，不以字为单位。。只不过，在中国语言哲学史上，谭、傅二人的主张都不如钱玄同的“汉字革命”振聋发聩罢了。

1923年，钱玄同发表《汉字革命》长文。《汉字革命》代表了钱玄同汉字改革工作的全部理想和具体规划。“汉字革命”也成了反映钱玄同五四时期语言哲学理论和实践的标志性口号。这篇文章分别就汉字应否革命、汉字能否革命、汉字怎样革命三个问题从语言哲学的层面上进行论述。

首先，汉字应否革命？钱玄同认为，如果汉字不革命，“教育决不能普及， 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 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的用国语写出”[4]236。这就从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层面，说明了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必须由新语言来表达的道理。为什么呢？在钱玄同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汉字难识、难记、难写；第二，僵死的汉字不足表示活泼泼的国语；第三，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第四，汉字做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国语。[4]236基于以上原因，汉字革命具有必要性。

其次，汉字能否革命？他主要从汉字的变迁史来说明：从六书和汉字变迁史说明象形只是中国文字的百分之一的比例，汉字不是象形文字，而是在三千年前就具有离形就音的趋势。因此，钱玄同的结论是：“汉字的变迁，由象形而变为表意，由表意而变为表音，表音的假借字和拼音文字，只差了一间……所以假借字还只是一种未曾统一而且不甚简便的注音字母，只要‘百尺竿头再进—步’，则拼音文字就可以出世了。所以我说‘从汉字的变迁史上研究，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的可能的事’”。[4]245可见，钱玄同是从历史的维度来论证汉字革命必然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从而说明汉字革命具有可能性。

再次，汉字如何革命？钱玄同后来注意到完全废除汉字有其现实的困难，因此不再坚持这一主张，而是选择减省笔画等方式对汉字进行部分革命。关于汉字减省问题，他主要从两方面来论证：一方面，汉字发展史上，汉字字体的减省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汉字减省不会遗失古人的精意或者说遗失精意与否并不重要。

第一，历史地看，汉字的字体是时刻在被减省的。他以龟甲、钟鼎、《说文》以来的汉字笔画被逐步减省的例子证明这一点：

从龟甲、钟鼎、《说文》以来，时时发见笔画多的字，时时有人将它的笔画减省。殷周之古篆减为秦篆，秦篆减为汉隶，汉隶减为汉草，汉草减为晋唐之草；汉隶的体势变为楷书，楷书减为行书；宋元以来，又减省楷书，参取行草，变成一种简体(即所谓“破体”“俗体”“小写”)：这都是最显著的减省笔画。而篆与篆，隶与隶，草与草，简体与简体，其中尚有繁简之不同。总而言之，数千年来，汉字的字体是时时刻刻在那儿被减省的。[2]230

因为在历史上，“从殷周之古篆变到宋元之简体，时时刻刻向着简易的方面进行，可说是没有间断。”[2]229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大力鼓动大家从事减省汉字笔画的事业，“从历史上考察进化之迹则如彼，从现在事实上证明受害之状态则如此；那么，我们还不该急起直追，来干这减省汉字笔画的事业，以继续昔贤未竟的工作，减杀今人无益的苦痛吗?”[2]231为此，他提供了采取古字、俗字、草书、古书上的同音假借字、流俗的同音假借字、新拟的同音假借字、新拟的减省笔画字七种方案， 总而言之，“抱定唯一的主张曰：‘减省笔画’。所以无论古字，俗字，本字，借字，楷书，草书，只要合于这个主张的，都可以采取。”[9]1922年，钱玄同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更加完备的八种减省汉字的方法(5)这八种方法即(1)将多笔画的字就它的全体删减，粗具匡廓，略得形似者；(2)采用固有的草书者；(3)将多笔画的字仅写它的一部分者；(4)将全字中多笔画的一部分用很简单的几笔替代者；(5)采用古体者；(6)将音符改用少笔画的字者；(7)别造一个简体者；(8)假借他字者。参见钱玄同：《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载沈永宝编：《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232页。，这些方法非常具有操作意义和现实价值，为新中国成立后简化汉字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第二，关于古人造字的精意是否会在简化中遗失的问题。由于汉字的笔画繁多，难识、难记、难写成了很多思想家抨击的对象，著名传教士利玛窦、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都批评过汉字的这一特点[10]。解决汉字难识、难记、难写的主要方法就是汉字简化，不过汉字简化首先会面临古人造字的精意是否会在简化中遗失的问题，这是涉及到语言与思想的关系的重要的语言哲学问题。在此问题上，钱玄同处理的根本原则还是功利主义的效用论，这也是他五四时期语言哲学的重要特征：

外面有些人，反对这减省汉字笔画的办法，他们中间，有的说汉字是“象形文字”，有的说汉字是“衍形文字”。既是“象形”或“衍形”，则古人造字，字形之中具有精意，不能随便将它减省。这种议论，是没有道理的。文字本是一种工具，工具应该以适用与否为优劣之标准，笔画多的，难写，费时间，当然是不适用。笔画少的，容易写，省时间，当然是适用：我们应该谋现在的适用不适用，不必管古人的精意不精意。[2]229

钱玄同的结论是：文字简化只管适用不适用，不必管古人的精意不精意。这是典型的功利主义的语言哲学。关于精意遗失的问题，钱玄同举例假借一书，“早有假借一书，凡同音的字彼此都可通用，这种通用的办法，已经完全抛弃造字的本意了。”[2]230他以假借为例说明遗失精意是六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汉字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认为，简化汉字必然会遗失精意，但与适用与否的原则相比，精意是否遗失不应成为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他说：

减省之后，造字的本意自然不可复见了。但文字本是语言的符号，语言是用声音来表示思想情感的，文字就是这种声音的符号(6)“至于声音一端，与语言似乎微有不同，因为语言是有意义的，声音是无意义的。”见钱玄同：《致钜猷》 (1919年1月9日)，载沈永宝编：《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32页。，只要有若干简易的形式，大家公认为某音某音的符号，就行了；什么肖形，什么表意，全是莫须有的。所以造字的本意不可复见，在实际应用上是不受丝毫影响的。[2]230

出于“文字本是语言的符号”这一语言哲学的基本认识，钱玄同认为，汉字减省之后与汉字当初造字的本意出现相离的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并不大。

最后，汉字革命会扑灭中国文化吗？这个问题涉及到语言哲学中重要的问题——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自从洪堡特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提出后，受到广泛的重视。洪堡特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此问题放到中国语言哲学的视域中，必然是中国语言文字与中国民族精神休戚与共的关系。那么汉字革命是否就会扑灭中国文化呢？1923年，围绕语言文字与民族文化特性这一重要语言哲学问题，钱玄同专作《汉字革命与国故》[11]285一文，反驳了“汉字革命会扑灭中国文化”的论调，理由如下：

第一，文化是常常变迁、常常革新的。钱玄同文化的观念主要着眼于中国新文化。所谓中国现在的新文化，就是“现代的世界文化”(有人称为“欧化”，有人称为“西方化”，都是不妥当的名称)的一部分。批评所谓的扑灭中国文化的那个“中国文化”，“既是寄于汉字的书籍之中的，则当然是指过去的已经僵死腐烂的中国旧文化而言，不是现在的正在发荣滋长的中国新文化，过去的已经僵死腐烂的中国旧文化，可以称它为‘国故’”[11]285。钱玄同认为国故在“中国文化”全体之中只占了很小的一个部位，那么以国故代指“中国文化”，仿佛称一只眼睛或一个手指为“人”一样，这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第二，汉字书籍之中的国故，只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国故的材料。钱玄同认为这种材料，只能供给“国故学者”(如其时的胡适之、梁任公、顾颉刚诸位先生等)拿去做“整理国故”的取资，决不是想要得到国故知识的一般人可以适用的工具。一般人如果想要得到国故知识，只有阅读由国故学者整理好的有条理、有系统的新著。如果读那些杂乱无章的旧书，必然导致“劳而无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在钱玄同看来，无论什么文字都可以叙述国故。汉字革命后，所有整理国故的著作都是用“拼音的国语文”写成的，因此，寻求国故的知识不必在汉字书写的杂乱无章的材料之中寻找，也就不存在不认识汉字的人就没有法子得到国故的知识的说法。所谓汉字革命会扑灭中国文化的议论自然是很不通的议论。

第三，国故是过去的已经僵死腐烂的中国旧文化，与现在中国人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钱玄同以“科学”作为衡量学问有用与否的标准。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人应该刻不容缓进行研究的学问是科学，“研究科学，才能得到思想精密，眼光扩大，知识正确，生活改善，道德增进种种好处。这些好处，国故里面是找不出来的。”[11]286这似乎暗含着国故肯定不是科学，甚至里面没有科学的成分的意思。关于汉字革命和国故的关系，钱玄同的结论是：“汉字革命对于国故是有利无害的。将来用拼音的新文字叙述正确的国故的知识的书，不但比杂乱无章的古书要容易看得多，而且比现在胡适之，梁任公，顾颉刚诸先生用国语文叙述国故的新著还要容易看些，因为拼音文字比汉文要容易认识的原故。如此，则从前和现代不能普及的国故的知识，到了汉字革命以后，便渐渐地有普及的希望。”[11]287他从拼音文字易读、易学、易识的角度，肯定汉字革命对国故的贡献，认为至少在可读性和普及性方面可以大大推动民众对国故的了解。

总之，钱玄同从语言哲学层面论证了汉字革命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可操作性问题，其中涉及到语言与思想、语言与世界、语言的意义等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不仅如此，钱玄同还从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的关系层面驳斥了汉字革命会扑灭中国文化的论调，为中国语言文字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语言哲学的基础。

三、展望与重建：钱玄同选择世界语的语言哲学动因

洪堡特对于人类试图发明普遍语言的原因有过这样的解释：“人类在一切事情上都想一试身手，于是也就有人企图造出一些新的语言。伟大的莱布尼茨本人就曾经动过发明一种普遍语言的念头。所谓万国通字和万国通话也是类似尝试的结果，幸运的是不久人们就意识到了它们的幼稚可笑。当然，发明它们的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些东西根本就不可能作为纯粹的普遍文字和言语，用到具体语言上面。”[12]洪堡特所说的万国通字和万国通话(即世界语)似乎如此幼稚可笑，但谁能料到在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中国，世界语居然曾经风靡一时，即使是著名的文字学家钱玄同也是世界语的提倡者，吊诡的是，他倡导的汉字革命的最终归宿正是洪堡特所嘲笑的世界语。

清末民初以来，无政府主义思潮对以知识阶层为主导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文化运动正是以语言文字改革为引擎，推动文化在不同层面上的变革。五四前期，钱玄同重申吴稚晖等人“废除汉文 (汉字)、改用Esperanto(世界语)”的观点，表达了五四时期文化激进主义者中最为极端的有关语言哲学的理论诉求。到1918年3月，钱玄同有了更具体的要求，他抱着世界大同的理想来改革文字，认为应该采用语根精良、文法简赅、发音平正的人类文字而非民族文字的“世界语”(Esperanto， 亦称“万国新语”)[13]67。他的选择有其语言哲学的内在动因。

首先，直线型的进化史观，是钱玄同等选择世界语的思想动因之一。李石曾实乃直线型的进化史观作为语言哲学之主导的始作俑者，他说，文字进化之次序与生物进化同理，皆由简单进为高等；最古象形，其次表意，再进则合声。[14]这些观点对钱玄同影响非常大，钱玄同正是基于进化论的语言哲学观点，提出废除汉字采用拼音文字的，“两个重要的议案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第一层理由：从历史上观察——文字是进化的，是随时代而变更的。”[15]他将文字进化历程分为四期：(一)助记期：包括结绳、标号(画卦、串贝)两个阶段；(二)绘画期——图腾；(三)象形期；(四)拼音期：包括切音、缀音、字母三个阶段。并以此证明文字的演进与蜕变。通过对文字的历史考察，钱玄同得出结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进化的，断没有永久不变的，文字亦何独不然。象形文字不适用了，改为拼音文字，习惯文字有了不规则的发音，无谓的文法(如法德文中之阴阳性等)不适用了，改用人为的发音正确、文法简赅的文字，这都是到了当变之时不得不变，其事至为寻常。”[16]这一结论正是以进化论作为理论支撑的。

其次，功利主义也是钱玄同选择世界语的重要思想动因。他说：“文字本是一种工具，工具应该以适用与否为优劣之标准，……我们应该谋现在的适用不适用，不必管古人的精意不精意。”[2]229这些言论集中反映了钱玄同五四时期语言哲学的效用论原则，这些论调的理论依据正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也曾是钱玄同选用简体字之基本原则，他说：“所采之材料，草书最多，俗体次之(少数几个俗体字，已应有尽有)，行书又次之，古字最少。”[17]草书原本就是为了书写快捷的一种字体，简化字选取草书最多也是为了遵循书写便捷、节省时间这一功利原则，而文法简赅、发音整齐的万国新语恰恰符合易学、易记的功利原则。因此，钱氏宣称：“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至废汉文之后，应代以何种文字，此固非一人所能论定；玄同之意，则以为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 ESPERANTO。”[13]67

最后，世界语符合人类有关语言的乌托邦理想。古今中外的思想家都有关于人类未来社会的美好向往，此之谓人类的乌托邦理想。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先哲的大同社会、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都是人类畅想未来美好社会的典型代表。与此相关，人类关于语言也同样有着美好的乌托邦理想——即公共语言。钱玄同便是公共语言这一乌托邦信仰的坚实拥趸者，他说：“我自己是信人类该有公共语言的：这公共语言，是已有许多人制造过许多种的；这许多种之中，在今日比较上最优良者，是Esperanto，所以我现在便承认Esperanto为人类的公共语言；中国人也是人类之一，自然就该提倡人类的公共语言。”[18]现代的语言学大师已经打破了四方来朝的“朝贡体系”的思想束缚，在协和万邦的国际秩序中，将中国视为人类共同体中的重要一员，自然理所应当地提倡人类的公共语言。

然而，钱玄同有关世界语的乌托邦理想最终还是破灭了，根本原因在于：汉语的意义区别机制，长久地已由汉字的形体参与承担，这一汉语的特殊结构使得发展汉字比发展拼音文字更有利。汉语正是在汉字的大力辅助下， 才得以克服地域阻隔、方言差异、语体变迁等种种因素传承到今天，使中国成为世上罕见地保留数千载文化延续性的民族。废除汉字将导致中国和历史传统断裂，这是难以估量和无法承担的文化损失。对于汉字为何没有走成拼音化的道路，尚杰有一个很好的解释：“汉字不是不想走‘世界共同拼音发展的道路’(毛泽东语)，但是为什么没有走成呢？是因为有形状(象形)的原因。用文字的形状表意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心理联想状态，是汉字文化的本质状态，它见诸于我们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所以，汉字永远不能成为拼音文字——如果以后真的有这样一天，将表明汉字文明的死亡，因为我同意王树人教授说的，汉民族有依靠形状思维的传统——我进一步认为，是‘近’形状的。”[19]

四、钱玄同五四时期语言哲学的特质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洞察钱玄同的语言哲学是在实然的抗拒力与应然的推动力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体现了批判和反思、展望与重建的哲学精神。所谓批判与反思，是指钱玄同对于其时流行的语言哲学的批判。钱玄同对其时流行的实然存在的语言哲学(如梁启超的语言哲学)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抗拒力，这些内容散见于钱玄同与诸位友人的书信中，这是其语言哲学中批判与反思的部分。当然钱氏的语言哲学不是仅仅停留在对过去的语言哲学的批判与反思上，其重要价值还体现在其未来语言的发展走向上寻找出路，体现在对于语言哲学的展望与重建上。他有关“汉字革命”的主张以及对于世界语的憧憬与拥抱，就是其语言哲学的应然推动力导致的理论结果。总体来看，钱玄同五四时期的语言哲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质：

首先，钱玄同的语言哲学具有激进主义性质。钱氏彻底否定现实的、动态的语言文字革命观实乃一种独特的激进主义理论形态。激进主义语言哲学强调废除汉语，体现了启蒙主义者斩断历史束缚的急切心理。

其次，钱玄同的语言哲学体现了科学主义的内在要求。五四时期的钱玄同，科学主义的视角无处不在，以此审视中国文化，“国故”属于中国的旧文化，和大家所梦寐以求的科学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人们最需要的“思想精密、眼光扩大、知识正确、生活改善、道德增进”等好处在国故中全然不见。在钱氏眼中，当时国人最需要研究的是科学而不是国故。[4]248在科学主义的审视下，语言文字是否科学的判断标准是什么？钱玄同的回答是：“语根精良，文法明确，发音整齐”[20]。由此，他说：“我老实说罢，人家的拼音文字，本就比我们的汉字要合理些。”[4]249因为人家的文字与科学时代相融合，而汉字与科学时代的生活格格不入：“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于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此外如字典非用‘一、丿、丶、丨……’分部就没有办法，电报非用‘000l、0002……’编号就没有办法，以及排版的麻烦，打字机的无法做得好，处处都足以证明这位‘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4]248钱玄同认为汉字与科学的现代文化、现代生活是格格不入的，这也是他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主要理据。

再次，钱玄同的语言哲学是乌托邦式的世界主义语言哲学。对理想语言形式的孜孜以求，又成为钱玄同五四时期语言哲学的又一特征——世界主义，这无疑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一种现代性的语言想象。在钱玄同那里，重要的不是人类未来最终使用何种语言而是这种“人类的文字”必须是人类理性的完美结晶。他认为，要达到此种目标，乞灵于语言文字的自然演化无异于痴人说梦，唯有人类不断自觉地改造、完善语言文字。因此之故，钱玄同所主张的注音符号、使用拼音、汉字简化等等措施都仅仅具有 “相对”完善的价值，唯有完美至善的“人类语言”才具有绝对的永恒的价值。他说：“我个人的意见，以为中国文字不足以记载新事新理。欲使中国人智识长进，头脑清楚，非将汉字根本打消不可。”[21]又说：“我以为Esperanto语根精良，文法简赅，发音平正，是人类文字而非民族文字。若主张民族文字之人，无论如何反对，终之不能损其毫末。”[22]110最后断定：“以为我们既认定人类文字胜于民族文字，又认定Esperanto以前各种世界语已处于劣败地位，今日之世界语惟Esperanto为较良，则当竭力提倡Esperanto，以为将来正当之文字。”[22]111这些主张在内在意识形态诉求和外在语言形式设计两方面都充满了乌托邦色彩——虚无缥缈而可望不可即。

最后，钱玄同的语言哲学是进化论主导下的功利主义的语言哲学。五四前后，进化论的眼光无处不在，如钱玄同以进化论审视国故：“故本是‘广义的中国历史’，我们若能用正确的眼光——进化论的眼光去看历史，这本是很有益的；因为我们看了祖先那种野蛮幼稚不学上进的样子，可以激起我们‘干蛊’的精神。”[11]287进化论反映在语言观中，核心观点即是从语言发展的大趋势上看，语言文字是一定要演变的、进化的，进化的要义在于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先进。因为时代在变，语言文字的选择必须切合时代的需要，即便是作为一般的交流工具，语言文字也应该与它所要承载的内容相一致。人类社会的思想、制度不断发生着变化，语言文字的变化趋势也是难以遏制的。进化论主导的功利主义语言哲学尤其注重语言文字的适用性问题，正因为此，钱玄同判定中国语言是拙劣文字，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所以他提倡世界语。但他这种语言哲学决定了世界语也并非其语言文字改革的终极目标，因为按照进化论的观点，“若有较Esperanto更良之文字，自然当舍Esperanto而就彼。”[22]111如此可见，当其进化论的语言哲学与其世界主义的语言哲学存在冲突与紧张时，钱玄同的解决方案无疑是以进化论为主导的。

总之，钱玄同五四时期语言哲学的产生，既有其历史根源，又有其内在的思想脉络，其中尤为关键的就是与无政府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此背景决定了他的激进主义语言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语言哲学，这样的语言哲学既有内在空想主义诉求又体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钱玄同对进化论的片面解读导致了他对绝对化文字进步理念的偏执追求，其政治诉求又决定了他对自身的语言哲学采取激进、暴力的叙述策略。因此，钱玄同五四时期的语言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以进化论为主导，激进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世界主义等因素错综杂糅在一起的语言哲学。这样的语言哲学虽然为推动以汉字的简化、汉语的普及为主要内容的语言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其中偏激的、非理性的思想因素值得后来的研究者理性地、审慎地加以甄别、探讨和分析，真正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促进中国语言文字改革事业进一步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