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继明

数字化所带来的大数据变革已无可抵挡。伴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我们正进入一个“不一样的数字化时代”，也就是一个“VUCA”1“VUCA”即动荡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的首字母。的世界。从尼葛洛庞帝、马克·波斯特再到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等思想家，都敏锐地发现了当下社会发展的数字化趋势以及数字化的特征。现今社会网络技术的发展表明，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纳入分配制度，就是看到了数字化对于现代经济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的重要意义。正如海德格尔从光速运转的现代技术与知识关系的深刻改变所做的预言，“光速时间的技术信息这一范例可能像控制论那样成为当代技术的知识”，这将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2参见[德]海德格尔：《传统语言与技术语言》，转引自[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2卷），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204页。当光速时间为基本传播方式的知识综合构架成为我们面对自然的主导性前提时，世界的客观性已经变为一个庞大的数字化虚拟世界。这为社会治理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一、人类数字化生存图景的历史演进

所谓数字化就是将原有的随机变换的输入，即类似图像的线段或音频的声纹转变为不相连但成序列状排列的单元，也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变成计算机能处理的“0”和“1”的二进制码的过程。简言之，就是通过抽象和编码，使人们对信息的认知、存储、交换从分子介质进入原子介质的过程。数字化的动力来源于人类对世间万物奥秘探索的求知欲，来源于对不可知性的超越和可知性的探求。按照人类数字化生存的演进过程，基本上可以分为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化社会四个历史时期。

1.在古代，出于对确定性的把握与追求，产生了粗糙的数据测量能力与记录技能

源于对确定性的把握和追求，原始社会晚期人类就开始探索如何计数、测量和记录。按照舍恩伯格的考据，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黄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等较为发达的地区就具备了测量和一定的记录能力，这种能力超越“感知着的主体所获得的印象”，开始朝着“可画”“可塑”的方向“描写客体在空间中的形状、轮廓、位置、运动、动作方式，一句话，描写那种能够感知和描绘的东西”。1[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50页。所以说，这种最初对数的认知和数所对应的物的认知具有高度的粘连性，“原逻辑思维不能清楚地把数与所数的物区别开来。这种思维由语言表现出的那个东西不是真正的数”2[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87页。，应该说，是数与物的混合。总之，在粗浅的认知抽象基础上，产生了简单的基础计算。这种认知、抽象、解释或计算能力，又与政治环境息息相关：（1）借助于原始的简陋工具，产生了最初的数和对数的理解，由此形成系统化的集体表象的“原逻辑思维”；（2）对于数探寻的渴求正是来源于生活，通过数的测算能够更好地对于生活方方面面进行管理，从而达到生活水平的提高，即数的产生提升了部落管理的有序性和交流的便捷性；（3）数的认识具有地域性特征，度量衡不统一，一定程度上造成文化的差异性，这恰恰成为部落首领的特权的表征，保持了管理权的权威性；（4）数具有神秘性，有其特殊的内涵，甚至某种特殊“力场”，其解释权和宗教、文化和社会地位相关联，成为重要的统治手段。列维-布留尔认为，这些数具有超越基本计数功能的神秘性，具有了“某种神秘的氛围、某种‘力场’”3[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01页。，而这种“神秘特性”由于是非同一个序列的，因而“不能进行加、减、乘、除”4[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01~202页。。自然，对这些数的神秘性的解释权为统治者所掌握，其解释权与其统治术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2.在农业时代，数字系统不断精确，演化出计量、记录和再现人类活动的能力

随着抽象能力与计算能力的增强，公元前1世纪，中国的《周髀算经》面世，包括了盖天说和四分历法，历法上的日月星辰运行规律和几何上的勾股数有了研究。而之后的《周易》等文献还蕴含了二进制思想。西方社会对数的认知要晚一些，公元1世纪左右，印度才产生了相对完备的数字系统，在阿拉伯得以改进并完善，并最终成为被世界普遍运用的阿拉伯数字系统。13世纪中叶，现实需要推进了对精确度的要求和标准。无论是出于生活还是研究需要，不可能再“直观”，而是需要更加精密的测量和计算，其本质就是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所言的“测量现实”1[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7页。。总之，农业社会是一个“将这个令人虔诚的构序物放到智识的观察之中”2[德]斯洛特戴克：《资本的内部空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2页。，以直观来探寻真理，力图把握外部世界的确定性的时代：（1）测量方式与能力有所改进。在汉代，我国就发明了浑天仪、地动仪、水排等具有世界领先地位的先进仪器和器具，尤其是“新莽铜卡尺”领先西方最早的英国“卡钳尺”1000多年，是全世界发现最早的卡尺。测量工具的改进、测量技术的提高，不断缩小误差，使精确度进一步提高，人们得以越发精准地把握世界；（2）在时空观念上，以“乡土为中心”，仍旧遵循年复一年的农耕循环时间；活动范围却打破了地区间的制约，进而使计量单位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渐渐得到统一，最终将地区间的隔阂和制约打破；（3）对于测量变化量的追求，是来自变化量对于社会生产生活的巨大帮助和不同群体间的沟通所需。

3.工业时代，新工具和开放的思维促进了测量、记录与计算的繁荣，孕育了现代数字化趋势

正如物理学家开尔文所言：“测量就是认知。”人类对于未知领域的征服欲望是引领时代变革的不竭动力。纵观人类史，每一时代的飞跃都伴随着对于未知领域的探索。譬如，那些遥远未知的“远方”“他处”，随着“手持滑膛枪、大砍刀和模糊不清的地图”3[德]斯洛特戴克：《资本的内部空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44页。，人类历史告别了打破边界限制而进入世界历史。尤其是近代物理学、数学、地理学、化学的发展，使人们渴望数量化和精准化地掌握客观世界的愿望不断得以实现。在数学家、物理学家、精算师、会计师等职业的推动下，量化世界的努力逐渐变成了现实。这一时期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的国际化和标准化统一：一是阿拉伯数字系统的形成及其传播，促进了国际数字化的规范化、标准化。在人类历史上，不同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记录方式和数字表达习惯，而阿拉伯数字系统的成熟和传播，形成了标准化的数字系统，敉平了不同数字文化间的差异。二是世界度量标准的统一促进了数字化进程。时至19世纪，作为当时的工业强国，法国为了加强自己工业实力而研发出当时十分先进的能够准确计算出时间空间的计量体系，这一计量体系逐步成为当时世界的标准，并为此后世界测量标准的诞生打造了基础，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国际交流和发展。

在数字化进程中，工业化时代的数字化对政治空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1）数字化驱动了神性世界的祛魅和世俗化转向。工业时代的数字化是从观念上的“上帝之城”的神性世界向征服地球、大工业生产的世俗生活转向的构序机制。中世纪神学的神秘性、超验性逐渐被科学技术、生产实践所带来的工业化、商品化、数字化所溶解，神性隐藏，人性复归，“踏着彩虹的上帝在实验科学中隐遁，树丛中的小精灵被可计算性和可操作性杀死，这是古代欧洲旧时代和浪漫主义诗性的结束。”1张一兵：《文本的深度犁耕》（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23页。由此，“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宗教圣神不在，神的统治向世俗治理转变，资本主义的制度秩序逐渐确立并取得统治地位。（2）数字化形成了对乡土空间的超越以及“等值空间”。古代社会受限于当时的发展水平，在探索世界过程中最大的障碍便是空间的阻隔。但到了近现代社会，随着火车、汽车、飞机和互联网的出现，这种地域上的阻隔就已经不再是障碍了2[德]斯洛特戴克：《资本的内部空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53页。。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古代社会以宗族为导向、有着强大凝聚力和自愈力的宗族性社会，以及近代乡村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型社会，便彻底瓦解。而具有地域粘附性、流动性较弱的空间，则被形式上等值的数字坐标点所替代。（3）由于数字化与世俗化具有同构作用，数字化的过程也是世俗政权超越神性统治的过程。尤其是，距离（空间）的消除，使权力控制得以更微细地渗透并植入到存在的微分断面中去，从而形成表格化的数字式统治手段。传统社会那种有地域性的特质的地点，被现代的交通方式、通讯方式等击穿，也是人们固守在一定地域的外壳被击破，人们体验到：地球成为一个祛魅化的、同时也不再是我们自认为的宇宙中心，而是宇宙亿万星球一员，原来有中心的社会结构被夷平，被多中心化的网络社区所重构3[德]斯洛特戴克：《资本的内部空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9页。。

4.信息时代，数字化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了万物互联，逐渐开启了“万物对话模式”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助推蓬勃发展的数字化以从未有过的速度深刻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和肯尼斯·库克耶将其描述为“4V”4“4V”即 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eracity（真实）。。他们深刻指出，互联网技术是一个机遇也是挑战，它方便我们获取信息却又对信息的真实性无法保证；它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方便，却又为社会治理带来新的难题。因此，对于互联网技术既要善于使用它，也要敢于质疑5[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7页。。

首先，数字不再只是数字，数字化表明人类认识事物从分子思维向原子思维的转变。数字化的本质是将各种数据转化为电脑可以处理的二进制代码。在1995年发表的《数字化生存》中，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将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概括为“从原子到比特”。到了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飞跃式发展，我们从过去的只能处理转换文本信息，到现在能够实现对于图像和声音的同样转换模式6[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4页。。

其次，数字不再是静止、陈旧的，数字化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数字史迈出极其重要的一步。数字处理能力的上升，打破了模拟时代耗时耗力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处理，使数据管理效率又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数字化表示我们是要在诸多与人类常识中、与数据毫无瓜葛的事物中，获取具有内在关联性的数据。其目的就是透过表面的繁杂，挖掘各种数据的所蕴含的信息，最终准确地得出结果。

再次，数字化表明了单位时间的信息捕获和交换能力，使“样本=总体”1[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页。成为可能，进而使数字化的信息价值极大化地彰显出来。互联网思维并不是十分高深的理论。就本质而言，它就是一种意识，一种认为数据能够解决各种问题的意识。例如，在2009年，谷歌曾在卫生系统得出结论前就利用大数据预测了甲型H1N1流感的传播情况，为病毒防治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和帮助，进而成功地在甲型H1N1流感在美国蔓延开来前得到有效遏制。

最后，数据流改变了管理模式，并逐渐结晶为创新型的组织和进化型的制度安排。数字化技术通过编码和抽象的过程，就是将各种资源进行快速聚合并通过合理分配，从而让个人、组织和社会得到极大的内生动力，最终形成良性循环。在政治活动中，数据流会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流程、惯例和集体心智，并且沉淀下来成为政治治理记忆，结晶为基本的管理方式和制度。

总之，在现代数据获取技术、存储技术、交互技术的推动下，数字化系统产生了两个变化：数字向数据的转换、数字向信息与技术权重关系的转换（人们习惯于注重“T”技术，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更多的人开始将注意力投向“I”，即信息自身了2[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4页。）。这双重转向，提供了人们重新认识政治空间的视角和可能。一是数字化改变甚至重塑了社会生活，产生了脱域机制（斯蒂格勒称之为“脱与境化”）3在斯蒂格勒语境中，“脱域”被翻译为“脱与境化”。参见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2卷），译林出版社，2010年。。在传统社会，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成为人们基本的社会关系发生的条件，也构成认识和理解这种关系的基本框架。在此框架下，社会交往具有“直接交往”“共时空”等自然属性；同时，这种“在场性”受宗法、血缘等关系的制约，又具有了社会属性。这两种属性的交织，成为传统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二是数字化改变了人们行为的“记忆”和“表现形式”。信息技术造成的表象是“距离不再是问题”，但是其背后的实质，是人们行为脱离了与具体的时间、空间、人物的关联性而呈现数字化和编码化，因而它既是一个有关人们行为编码和抽象的信息数据化过程，也是一个以电子的运动轨迹来取代分子的物质空间移动的过程。以往，人们对人类行为的记忆往往通过大脑的记忆功能和场景再现相关联，但在数字化时代，其表现为数码化，可以通过现代技术真实地再现人们行为。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的传播途径，将过去的纸质的信息留存文本转化为全新的高效的新型存储模式。这极大推进了人们对于信息的获取速度和选择，空间距离已不再是障碍。三是信息化、数字化构筑起异时空共在状态。信息化打破了时空的同一属性，而呈现远程登录的共在状态，也就是斯蒂格勒所言的“‘谁’与‘什么’的关系问题以背景解体（脱与境化）为特征”1[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2卷），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63页。。由此，传统的领土化治理空间，实质上为非领土化所取代。由于互联网的快捷性和实效性，让人们足不出户便可纵览全球事件。这种不同地域的事件在同一时间在人们眼前呈现的感觉，让人产生了一种在家就能掌握天下的心理，进而使人们产生了割裂旧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想法。

二、数字化对社会治理空间的重构

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助推下，数字化改变了治理资源的聚合方式。由于智慧化生存时代庞大的存储力、强大的计算力、快速的数据交互力，社会系统中的资源被关联起来、并寻找到其间的相关性，这为现代治理提供了无限的便捷性，也提高了治理效率。2020年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爆发，无论是“健康码”“行程码”都成为疫情防护治理的重要利器。

1.脱域机制下，数字化重构了空间结构，重塑了非领土化治理空间

在网络技术支持下，对同一终端界面的远程登录，敉平了登录地点限制，也就是说，引起一种把过去生活在封闭地域的人从其中引导出来，同时将引导出来的人在另一个宽广无垠的、不受地域制约的空间中自由发展的现象，或者说，“远程在场”的现象。

一方面，数字化生存造成政治治理的非领土化。任何一个个体的现实生活，都依存于一定的民族、国家、文化、历史的具体环境。然而，数字化使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形成的宗族社会被彻底瓦解，解除了土地束缚的人们自由流动，人类第一次见到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无限可能；另一方面，在非领土化的网络虚拟存在下，远程共在代替了个体真实生存状态的直接关联性。人们数字化生存仿佛由“通道、插口和连接”的网络性建构起来，一种“发表即可见”“连接即在场”的远程登录平台，似乎“始终存在的只有网络和网络结构，领土的统一性纯属虚构”2[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2卷），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64页。，也即斯蒂格勒所言的覆盖全球的电子信息网络已经解构了人们传统生存的领土化概念3[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2卷），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63~164页。。

另一方面，数字化消除了空间的广延性，形成远距离在场的生存状态。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电脑和数字化消解了空间真实感，以“30万公里/秒”的信息流建构起来的虚拟在场空间，成为人们表达政治思想、交流政治态度、诉说政治要求的重要场所。因而，数字化的生存方式，一方面弱化了真实的地理位置，它通过虚拟网络及社区的建设无限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淡化了空间位置以及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关系，加深了地区间相互往来的便利性；另一方面，所有互联网的用户都成为政治生活的一个节点，这些用户能够随时随地获取、表达和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时空压缩”“时空分延”以及“在场”与“缺场”的纠缠、远距离的事件与地方性场景的交织，则已经成为现实。

2.“创造”了新的时空客体，改变了人们意识流构成

网络信息技术建构起来的编程工业，重构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一是数字化虚拟生存世界打破了自然时间的作息模式，形成共时性存在方式。在今天记忆工业化和网络信息技术建构的构架中，交互性网络技术突破了原来无线电中基站体系的所有局限，从而使时区间的差异消失，不同地域的人在使用网络时共享的时区是同一的。这种“电子当下”消除了由文字记载形成的事后性延迟。一句话，网络信息技术遮蔽了时间的延异。所以说，信息的实效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以前衡量信息有效价值的方式已经失去了效果。二是数字化虚拟关系置换和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交往。人类文明之所以诞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在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以及人际交往和科学实验。信息化减少了人们面与面沟通的机会，大部分沟通活动都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在汪洋大海般的数据浪潮当中，沟通的真实性，有效性大大减弱，其后果就是“丧失真正的交流”，线上交往代替线下接触，于是“摧毁自己的文化记忆和真实历史”。三是在虚拟空间中，数据的存写处理导向替代了主体性的价值取向。在今天这个社会，通过信息终端的“屏幕的点击”，异地共在状态逐渐成为人们互相交流的重要渠道。在现今的网络交流沟通中，不仅网络交流人数众多，而且交流内容也千变万化。因为网络化时代需要的不再是过去传统经验的引导，而是在不同信息中得到对自身有利信息的追寻，每时每刻都有人通过信息资源挖到属于自己的“金矿”，通过数据对比为引导进行探查。这样，感性个人的价值性就会被扭曲、掩盖甚至异化为数据流。

3.经验与数据在决策中的作用和影响权重后移

从依赖自身经验到依赖群体智慧再到如今依赖数据做决策，人类在互联网时代完成了自我的革新。一方面，由于过去人力采集分析数据的能力有限，所以大量采样耗费巨大；另一方面，大量人员的使用对于信息的真实有效性难以把控，并对于数据的判断也不可能绝对地客观，所以对于数据的使用态度十分审慎。然而，在今天，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全面使用，对于庞大样本数据的采集分析，不仅可以克服主观因素的影响，而且能够做到快速而精准决策。恰如实证学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指出，其实没有任何人或事物能够准确预测未来，每个事物都有意外性的存在，但这也只是一种可能性，只要数据规模足够庞大，与之相关联的某件事物，其发生的概率也会无限增大。这样大数据就是通过对于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把握现在，甚至预测未来1[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2页。。

4.脱域与数字化共同体的产生，成为丧失了具体文化环境的人会在网络存在中“坠入”

所谓数字化共同体，就是将网络数据连接技术从智能手机和电脑这些载体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独立的存在，其中与这种虚拟技术最大的不同就是“脱域”，并且能使使用者超脱民族与国家的现实，形成没有外在因素影响的全新存在：一方面，虚拟在场中主体的电子面具式伪装的双重在场。由于匿名机制，网络交流不仅具有伪装性，而且真实时空的外在约束性的降低，可以使人们通过抛弃外在束缚而回归真我，并将自身压抑的天性释放出来。另一方面，虚拟在场中主体的电子面具式本真在场。网络对于时空间的趋同性，让人们在本身不在场的情况下，也能通过网络虚拟在场参与不同的事物。例如，远程医疗会诊，看似会诊人员并非在现场对患者进行诊治，但是在虚拟空间当中，会诊的人员又是真切地在同一会场对患者进行救治，只是这个场所是存在于网络空间中而已。这个场所，就体现了虚拟空间在现实空间以及时间外所产生的“非境化”和“脱与境化”时发生的地点。

5.虚拟在场中主体潜能和欲望的虚假实现与现实语境中的客观需要满足之间的平衡

由于网络空间并非真实存在，且不受真实空间及相对时间的影响，所以人们在网络世界的存在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隐匿自己的真实身份，这就让人们在现实中迫于种种因素无法释放的天性得到解放，从而回归本性。同时，本性中对欲望的追求，被网络的自由以及缺少规则所激发，并且无限放大，进而使人们沉迷于虚拟世界的虚假满足感中难以自拔。因此，斯蒂格勒指出，网络世界中的虚拟的感受经由智能设备制造出虚假感觉，其仅仅从视觉、听觉、触觉等物理感觉入手，搭建的虚假的空间，从而让使用者产生一种错觉，而这些由错觉带来的满足感因其本质并非真实的存在，因而，仅仅是虚假的复制品1[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2卷），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73~174页。。在某种程度上，虚拟世界的表现，很多都是扭曲、虚假、歪曲的表现。在这一情况下，在虚拟世界中，现实的本我将会被压制，而在网络空间中，规则制约下的真我的欲望将会被放大，并最终在网络空间虚拟的面具下得到满足，进而沉溺其中。因此，在当今数字化时代，由于网络进入生活的点点滴滴而导致的上述种种情况，不仅会加剧人们无法分清虚拟与现实，而且也会造成自我空心化的恶果。

三、数字化时代的治理思维变革

大数据对于现代社会管理模式，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显然，大数据是人类在寻求精确把握世界的道路上的巨大进步。人们大部分的习俗和惯例都建立在一个预设好的立场上，但当过去不可计量、存储、分析和共享的东西被数据化之后，就打开了我们理解世界的一扇新大门。不断变大的数据量、快速增加的数据处理速度和能力，使生成于稳定社会结构的预设立场失去了现实根基。大数据开始驱使人们挖掘隐藏于数据背后的信息。如，近些年来推行的简政放权、建设服务型政府以及政务公开，都体现了数据对于社会治理方面的改变，与此同时网络自媒体、流媒体对于社会热点事件的快速传播也迫使各级管理部门改变旧有官僚思想。

1.从“基于预设的结构化治理思维”到“无需预设的非关系型治理思维”

在传统的治理思维下，社会往往呈现静态的结构，长时期的流动性不强的生活方式带来的是一个具有明显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花名册上的变化往往只显示自然增长的年龄和人口的增减，人们往往不需要对几十年不变的相对身份而作太多的思维上的改变。然而，在数字化时代，庞大的数据、流动的人口、远程在场的存在方式以及现实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对基于预设的治理思维提出了巨大挑战。而这就需要发现隐藏于数据之后的价值。

在数字化时代，事情的发生往往不像过去一样，能从结构化的秩序中理出头绪，“突发”“混乱”甚至“无头绪”的事情/事件时常发生。为此，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里对此批判道，互联网技术具有其不足性，因为虽然它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其被资本控制，而资本本质是逐利的，如张一兵教授在解读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时所言，“以光速发生的网络技术的布展，制造出一种全新的先天综合构架，它让我们自动看到、听到和买到的新世界。今天，资产阶级正是利用这种全新的先天综合构架布展其获利的阳谋”1张一兵：《数码记忆的政治经济学:被脱与境化遮蔽起来的延异——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的解读》，《教学与研究》 2017年第4期。，这无疑是粉丝经济资本化、教育资本化等乱象的最好注脚。中央为此专门出台了文件，对资本过溢的外在张力进行约束和引导。

2.从“随机样本治理思维”到“全量数据治理思维”

社会治理需要尽可能地掌握全局，由此才能进行准确的判断和前瞻性决策。一般而言，采样调查是现今十分常见的调研方式，但很少有人知道其准确性和样本数量并没有直接关系2参见速继明：《互联网技术与社会进步》，《教学与研究》2016年7期。。此发现说明了随机采样对统计分析的影响。但是，采样的随机性本身很难实现，种种因素会影响采样分析。在数字化时代，这种担忧已成为过去。在样本越来越大、越来越趋近于全量数据的现实情形下，客观上要求变革小样本时代的思维模式，进而以更加宏观、更加全面的思维解决难点问题，发现过去不曾发现的数据价值，并观察其隐藏于表面下的深层次原因。在当前大数据时代，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处理不再是难题，海量数据在极短时间便能处理完毕。这极大地方便了我们对于全局的把控，从而为大数据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应用打下坚实基础，也很好地解决了过去样本抽查对于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大以及统计时间长等问题。在特殊情况下，虽然样本分析法仍有一定优势，但是其被大数据取代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3.从“数据的精确性和结果的准确性治理思维”到“数据的混杂性和结果的容错性治理思维”

某种程度上，对确定性的追求是人类对物质世界绝对运动的一种精神对抗，尤其是在数字化程度不高的时代。在过去，每一个调查统计都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对每一个数据都需要反复核实其准确性，因为每一个数据都不可或缺，每一个数据都有可能对统计结果造成极大偏差，所以说，在过去，我们要确保每一个数据的精准3[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5页。。然而，由于数据量较小，人们必须尽可能地准确记录和认真分析数据，以突破数据量不足带来的影响和限制。然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让人们不再担心个别虚假数据对于最后整体结果的影响，也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人员去筛选数据1[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6页。。而数据量的迅猛扩张，所带来的是对数据背后新价值的发现和新趋势的掌握，为此，人们“能够更好地进行预测，也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2[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6页。

4.从“审慎的决策与行动治理思维”到“快速的决策与行动治理思维”

从“因果关系”到“相关关系”的思维方式转变，是从“审慎的决策与行动治理思维”到“快速的决策与行动治理思维”的前提。就数据之间的关系而言，相关关系的核心是数据值之间的同向或反向的变化关系。在小数据时代，由于信息匮乏，所以人们只能通过经验和内部因果关系的梳理，来理解错综复杂的现象，并做出慎重的决策。无疑，在人类的认知能力和处理能力有限的时代，这种追求确定性的逻辑化了的整个世界的做法，只能带来一种认知上的安慰感和安全感。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以及海量数据不断产生，对于因果关系的追寻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处理复杂情况和快速决策的需要。今天，强大的数据分析处理能力，完全可以分析和发现形式上似乎不相干的事物之间存在的较高关联度，但这却是传统的因果分析、逻辑推理调研难以解释也无法企及的。因而，大数据的出现，使数据的价值得到最大利用，开始依靠关联、非关联等相关关系来决策，对因果关系的探究逐渐成为决策之后的需要。